..续本文上一页应当排在第一，而与慧乘同为慧日高僧的僧珍肯定比法常等人年资高，为何排名如此靠后呢？难道是由于僧珍以禅法著称，非以义学见长？

　　僧珍的卒年，应当在贞观七年(633)至十一年之间。据《续高僧传》卷三《唐京师胜光寺中天竺沙门波颇传》：

　　寻尔而卒于胜光寺，春秋六十有九。东宫下令给二十人，舆尸坐送，至于山所。阇维既了，沙门玄谟收拾余骸，为之起塔于胜光寺，在乘师塔东。即贞观七年四月六日也。[11]

　　慧乘卒于贞观四年(630)冬，波颇卒于贞观七年(633)春，二人均在胜光寺入灭，亦于此建塔。波颇卒后但言建塔于慧乘塔东，未言僧珍，表明僧珍尚且在世。假如其时僧珍已然去世，作为寺主的他自然应当在胜光寺建塔。据《旧唐书》卷三，太宗于十一年三月驾临洛阳，次年二月还京。又据前述，贞观十一年(637)时唐太宗在洛阳召见道登、慧宣，其时赐给僧珍的袈裟已经收回，这表明僧珍已经去世了。

　　进一步讲，僧珍有可能是于贞观八年初或七年末去世。贞观八年(634)，太宗为其母永穆太后追福，于旧宅建弘福寺，并招名德五十人入住。依照太宗对僧珍的崇奉程度，理应以他主持。然而弘福寺实以智首为上座、慧斌(574-645)为寺主，且请僧辩、玄会、灵润、智晔、慧云、灵范等入住，根本没有提到僧珍，从资历和名气来讲，这些人都远不及僧珍，这只能理解为僧珍已经去世了。

　　僧珍的生年已不可考。既然他是智者大师的弟子，又是杨广为晋王时在扬州所建慧日道场的高僧，其生年至少应当和慧乘差不多，在陈天嘉元年(560)以前。

　　僧珍有没有可能就是杜顺之师因圣寺僧珍呢？从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两个人确实有不少相近之处，一是法名完全一样，当时叫这个法名的有名的僧人并不多；二是时代相近，都活动在隋唐时期；三是地域相同，都长期在京师长安一带弘法；四是都以禅学著称，号称禅师。

　　然而仔细推断，还是有不少问题。杜顺“十八岁弃俗出家，事因圣寺僧珍禅师，受持定业”，可以理解为杜顺十八岁时便从僧珍出家，也可以理解成他十八出家，后从僧珍习定。如果按照前说，则北周建德三年(574)时僧珍就已经开始弘法授徒了。周建德三年即陈太建六年，智者时在金陵传教，既然僧珍为智者弟子，那么他也应当是在金陵从智者习禅。如此他应当是智者最早的弟子之一，而且还要从金陵来到长安弘法，其间的困难肯定不少。如果依照后说，则是杜顺先出家，后从僧珍，因为因圣寺的修建是在隋朝，故有隋高祖赐米于灵犬之说。隋时不仅北方早已统一，而且以崇佛著称的文帝对于不少僧人有吸引力，是以昙迁(542-607)等许多北方僧人在隋初离陈北归。假如僧珍本为北方人，此时也有可能象昙迁、靖嵩(537-614)等人那样北上，也有可能和昙迁一样(或更早)应召入京。

　　僧珍与昙迁应当关系密切。他长期担任胜光寺主，而此寺恰是隋时为昙迁而建。据《续高僧传》卷十八昙迁本传：

　　寻下勅，为第四皇子蜀王秀于京城置胜光寺，即以王为檀越。勅请迁之徒众六十余人，住此寺中，受王供养。[12]

　　此事发生在开皇十年(590)，其年春，文帝驾至晋阳，昙迁随行。当时并州有很多的私度僧人，来求公贯，文帝欲许之，昙迁乃劝文帝更示恩典，普及天下私度僧人，文帝乃下诏准许十年四月以前所有私度僧人出家。其后不久，又下敕于京城置胜光寺，以蜀王秀为檀越，安置昙迁徒众六十余人。这表明胜光寺在隋朝主要是属于昙迁一派的。

　　又据《续高僧传》卷十二灵幹传：

　　沙门灵辩，即幹之犹子也。少小鞠育，诲以义方，携在道位，还通大典。今住胜光寺，众议业行，擢知纲任，扬导《华严》，擅名帝里云。[13]

　　灵辩(586-663)，为其伯父灵幹(535-612)的弟子，灵幹将其抚养成人，资其出家，并授以经义。灵辩十三岁出家，便住胜光寺，时在开皇十八年(598)，因为灵幹与昙迁出于同门，关系密切，灵幹乃令灵辩作昙迁的侍者，后来灵辩又从昙迁弟子至相寺智正法师，因此他也算是昙迁系的传人。道宣贞观十九年(645)作僧传时，灵辩仍住胜光寺，并且被推举为该寺的三纲，直到后来慈恩寺(始建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建成之后，他才到慈恩寺。如此灵辩在胜光寺前后住止近五十载，他以弘扬《华严》而擅名京城，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华严学者之一。[14]如此胜光寺在唐代依然保持了弘扬华严的传统，为华严学重要基地之一。

　　僧珍何时住止胜光寺不详，但他在唐初便为此寺寺主，可见至少在隋朝便已经住止此寺了。虽然他是智者大师的弟子，以天台学为本，但既然长期担任胜光寺寺主，与华严学当然也不无关系。僧珍与昙迁可能有师友之谊。

　　如果这样，僧珍有可能为杜顺之师，则按照常理，他应当长杜顺十岁，如此他应生于梁太清元年(547)左右。

　　虽然有众多的理由可以认定慧日僧珍与因圣寺僧珍为一人，但其中还是有不少的疑问。如道宣虽然是僧珍的后辈，但基本上算是同一时代的人，但他却未言僧珍与法顺的关系，也未给深受太宗崇奉的僧珍立传。再者，后世无论是华严宗还是天台宗，都无人论及僧珍与华严宗的关系，华严宗当然不愿提及，天台宗为何也不发一言，难道是因为时代久远，不得其情么？

　　无论僧珍是不是杜顺之师，僧珍对华严学仍然是有影响的，他是华严宗与天台宗早期相互沟通的重要代表。僧珍是唐初天台宗在京城的最重要的代表，也是唐代政治地位最高的天台宗大师，对维护天台宗作为全国性宗派的地位作了很大贡献。由于僧传失载，他的传人不得其详，但他肯定有不少门人，后世楚金等曾列了一个天台宗七代传法谱系，在这一谱系中，或许有僧珍的位置，因为这一传承主要是两京特别是长安地区的天台宗系统。

　　注释：

　　[1]大正藏50册，653页中。

　　[2]大正藏49册，199页下。

　　[3]大正藏52册，382页上、中。

　　[4]大正藏46册，806页上。

　　[5]大正藏45册，851页下。

　　[6]大正藏50册，258页中下。

　　[7]大正藏50册，218页中。

　　[8]大正藏52册，512页下。

　　[9]大正藏31册，590页上。

　　[10]大正藏30册，51页上、中。

　　[11]大正藏50册，440页中。

　　[12]大正藏50册，573页上。

　　[13]大正藏50册，518页下。

　　[14]灵辩事迹，参见《华严经传记》卷三。

《僧珍与华严宗源》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