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珍与华严宗源
徐文明
宗派的产生就如江河的发源一样，往往有众多的溪流作为源泉，众流汇聚，便形成了大江大河。华严宗的产生也是如此，源自许多佛教宗派，再经过智俨、法藏等大师的创造性的融汇和提升，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派。有许多的佛教大师为华严宗的创立和发源做了贡献，慧日僧珍便是其中一位。
据《续高僧传》卷二十五《唐雍州义善寺释法顺传》：
释法顺，姓杜氏，雍州万年人。禀性柔和，未思沿恶；辞亲远戌，无惮艰辛。十八弃俗出家，事因圣寺僧珍禅师，受持定业。珍姓魏氏，志存俭约，野居成性。京室东阜，地号马头；空岸重邃，堪为灵窟。珍草创伊基，劝俗修理，端坐指
，示其仪则。忽感一犬，不知何来，足白身黄，自然驯扰。径入窟内，口衔土出，须臾往返，劳而不倦。食则同僧，过中不饮。既有斯异，四远响归。乃以闻上，隋高重之，日赐米三升，用供常限。乃至龛成，无为而死。今所谓因圣寺是也。顺时躬覩斯事，更倍归依。力助缔构，随便请业。[1]
法顺(557-640)俗姓杜，故又称杜顺，生多灵异，号称神僧，为华严宗初祖。法顺所事的僧珍禅师不见僧传，其他事迹不明，只知他俗姓魏氏，曾在京东马头一带建寺，感一黄犬前来随喜，负土往还，劳而不倦。隋文帝闻之，赐米赏之。
僧珍事迹，与隋智者大师弟子僧珍颇有相似。据《佛祖统纪》卷九：
禅师僧珍，师事智者，行解深著。初住京师胜光寺，唐武德四年(唐高祖)简取名胜，住同、华两州。朝廷举师，往住慧日。时论是之(佛道论衡)。[2]
这一记载过于简略，且有错误，据《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三：
炀帝昔在晋蕃，南镇淮海，立四道场，追征四远。有名释李，率来府供。……及武德四年，荡定东夏，入伪诸州，例留一寺。洛阳旧都，僧徒极盛，简取名胜，配住同华两州。仍举胜达者五人，天策别供。乘以德高众望，又处其员。在京住胜光寺，以胜光寺主僧珍法师即隋炀国师智顗禅师之弟子也，以行解有声，追住慧日。旧曾同寺，同气相求。珍亦文帝素交，特隆恒准，所以秦国福供，并入胜光。乘达帝城，弘道无倦，福智二严，与时俱积。胜光北院，宝塔高华，堂宇绮饰，像设严丽，乃至画缋瓌奇，冠绝区域。皆乘目准心计，巧类神功，不可思也。[3]
这段记载主要是说慧乘(555-630)，间及僧珍。从中可知，僧珍确实是智顗弟子，曾居慧日道场，但他是在隋朝因“行解有声”而“追住慧日”，在唐朝则为胜光寺主。朝廷简取的配住同州、华州是在洛阳王世充治下的僧人，时任长安胜光寺主的僧珍是接收者，不是配住的对象。
据《国清百录》卷二《王重遣匡山参书第四十》：
始于所居外援，建立慧日道场，安置照禅师以下，江陵论法师亦已远至。于内援建立法云道场，安置潭州觉禅师已下。即建深善，辄以谘知。[4]
这封书作于开皇十二年(592)十月十日，这表明此时杨广已经建立了慧日道场和法云道场，但安置的是智者同门南岳僧照禅师和当时名僧江陵法论法师，法云道场的潭州觉禅师，也有可能为智者同门。如此僧珍最早是于开皇十二年征入慧日，但初被召入的都是前辈高僧，僧珍也有可能稍后来此。
杨广即位之后，又在东都洛阳建立慧日道场，慧乘等慧日高僧又迁至此，杨广大业末下扬州时，他们留了下来，后洛阳为王世充所据，是以武德四年(621)平定王世充后，他们又应召入京。当时有二百高僧配住京城附近的同州、华州，只有五人有资格进入京城大寺，受天策大将军李世民供养。慧乘、道宗(563-623)、辩相(约557-约627)号称洛阳三大高僧，故得以应选。由于当时僧珍为胜光寺主，与慧乘曾经同为慧日高僧，志同道合，是以慧乘等选择了胜光寺。僧珍与当时的秦王、后来的太宗文皇帝李世民素有交情，因此秦国的供养大多数都送到了胜光寺，是以此寺建得非常豪华，富丽堂皇。
从中可知，僧珍并没有象其他慧日高僧那样到洛阳，而是留在了长安，因而未受王世充的牵连，得到唐王朝的崇奉，他与李世民关系密切，长期担任京城大寺胜光寺的寺主，地位很高。李世民还将自己所用的袈裟送给他，这是难得的礼遇。据《量处轻重仪》卷二：
近贞观中，太宗以所著七条纳施胜光寺僧珍法师，价直三万，及终后还追入内。又以所著七条与恭、宣二法师，令制诗先成者与之。及作，一时成，令学士评其胜劣，俱云一等。因令市估，价直六万，乃进衣出绢，人付百段。又赐玄奘法师一纳，今现在。[5]
此事又载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
秋七月景申夏罢，又施法师纳袈裟一领，价直百金。观其作制，都不知针线出入所从。帝库内多有前代诸纳，咸无好者，故自教后宫造此，将为称意，营之数岁方成。乘舆四巡，恒将随逐。往十一年，驾幸洛阳宫。时苏州道恭法师、常州慧宣法师，并有高行，学该内外，为朝野所称。帝召之既至，引入坐言讫。时二僧各披一纳，是梁武帝施其先师，相承共宝，既来谒龙颜，故取披服。帝哂其不工，取纳令示，仍遣赋诗以咏。恭公诗曰：“福田资象德，圣种理幽熏。不持金作缕，还用彩成文。朱青自掩映，翠绮相氤氲。独有离离叶，恒向稻畦分。”宣公诗末云：“如蒙一披服，方堪称福田。”意欲之。帝并不与，各施绢五十匹。即此纳也。传其丽绝，岂常人所宜服用，唯法师盛德当之矣。[6]
这一记载更加详细，只是有些说法有误。这一袈裟价值数万，岂只百金！《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称“因赐摩云纳袈裟一领，妙绝今古，价直万金。”[7]太宗只所以不给道恭、慧宣，不是因为二人德行不够，而是唯此一领，没有办法分给二人，只能按照市值人赐百段，以抵袈裟，并非太宗觉得二人配不上，只有玄奘的盛德才宜服用。这领袈裟是太宗令后宫制作，制之数年方成，观之不见针线出入，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境界，足见其珍贵，太宗常行出巡，都带着它，可见对之非常珍视。太宗将如此珍贵的袈裟首先赠给僧珍，足以体现僧珍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因其特别珍稀，是以僧珍亡后，又将此袈裟收回。依照上说，后来贞观二十二年(648)秋七月时此袈裟又赐给了玄奘。
据《辩正论》卷四：
其年仲冬，胜光寺主僧珍，奉勅就宫迎像，于胜光寺供养。四年献肇，诸寺大德四十九人，经三七日，庆像行道。日满设千僧会，王公并来行香。[8]
贞观三年(629)冬，太宗令后宫造释迦绣像一幅，并勅僧珍迎于皇宫，在胜光寺供养。四年元日，请诸寺大德四十九人，三七日行道庆像，后又设千僧会，王公大人并来行香。这一方面表现了太宗对佛教的崇奉，另一方面更是体现了僧珍的地位。
僧珍还作为义学大德参与译经。据《大乘庄严经论》卷一：
摩伽陀国三藏法师波罗颇迦罗蜜多罗，唐言明友，即中天竺剎利王之种姓也。以大唐贞观元年十二月入京。法师戒行精勤，才识明敏，至德邻于初果，多能亚夫将圣。继澄什之清尘，来仪上国；摽生远之逸气，高步玄门。帝心简在，皇储礼敬。其博闻强记，探幽洞微，京城大德，莫不推许。粤以贞观四年，恭承明诏，又勅尚书左仆射[邱-丘+千]国公房玄龄，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杜正伦铨定，义学法师慧乘、慧朗、法常、智解、昙藏、智首、道岳、惠明、僧辩、僧珍、法琳、灵佳、慧赜、慧净、玄谟、僧伽等，于胜光寺共成胜业。又勅太府卿兰陵男萧璟监掌修缉。三藏法师云，外国凡大小乘学，悉以此论为本，若于此不通，未可弘法。是以覃思专精，特加研究。慧净法师，聪敏博识，受旨缀文。玄谟法师，善达方言，又兼义解，至心译语，一无纰谬。以七年献春此始，撰定斯毕，勒成十有三卷，二十四品。勅太子右庶子安平男李百药序之云尔。[9]
这是李百药为《大乘庄严经论》作的《序》。波颇译言明友，于贞观元年(627)来华，始住大兴善寺，后称居胜光寺，共翻译了《大集宝星经》、《般若灯论释》、《大乘庄严经论》三部佛经。
僧珍应当参与了三部经的翻译，但《大集宝星经》法琳《序》但言“沙门慧乘等证义”，未细述其他证义大德之名。据《般若灯论释》慧赜《序》：
四年六月，移住胜光。乃召义学沙门慧乘、慧朗、法常、昙藏、智首、慧明、道岳、僧辩、僧珍、智解、文顺、法琳、灵佳、慧赜、慧净等传译，沙门玄谟、僧伽及三藏同学崛多律师等，同作证明，对翻此论。尚书左仆射邠国公房玄龄，太子詹事杜正伦，礼部尚书赵郡王李孝恭等，并是翊圣贤臣，佐时匡济，尽忠贞而事主，外形骸以求法。自圣君肇虑，竟此弘宣，利深益厚，寔资开发。监译勅使右光禄大夫太府卿兰陵萧璟，信根笃始，慧力要终，寂虑寻真，虚心慕道，赞扬影响，劝助无辍。其诸德僧，夙兴匪懈，研核幽旨，去华存实。目击则欣其会理，函丈则究其是非。文虽定而覆详，义乃明而重审。岁次寿星十月十七日，捡勘毕了。[10]
《般若灯论释》从贞观四年(630)六月始，至六年(632)十月十七日译毕。是论在胜光寺翻译，作为寺主的僧珍当然要参与。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说法中，都是将慧乘放在第一位，僧珍的排名似乎很靠后，这究竟是由于在义学成就上慧乘更高一些，还是由于年资，不好定论。
若论年资，慧乘(555-630)，法常(567-645)、昙藏(567-635)，僧辩(568-642)，智首(567-635)，道岳(568-636)，法琳(572-640)，慧赜(590-646)，慧净(约578-645后)，慧明、玄谟虽然生卒不明，然后来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归国后他们仍然在世，并且参与译经，表明其生年不会太早。如此慧乘比其他人都要大十几岁，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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