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道安心要方便門》，而成爲《楞伽》與《般若》統一了的禅門【《中國禅宗史》，54～55頁。】。
經過認真的研究和體會，我們認爲印順法師的說法不僅符合道信的思想特點，而且對理清整個禅宗的思想特點及其演變發展都具有重要的啓發意義。通過對中國佛教思想史的系統考察，我們發現，晉宋以後，特別是自竺道生以來，中國佛教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和特點，就是融會般若實相說與涅槃佛性論，而中國禅學與禅宗的發展也是與此相一致的。菩提達摩正是繼竺道生會通般若實相與涅槃佛性之後，又將實相無相和心性本淨結合起來，從而開創了中國禅發展的新階段。從達摩到弘忍，乃至南能北秀，他們的禅法無不同時具有般若與楞伽這兩種思想傾向，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而已。大致說來，達摩以下，慧可、弘忍到神秀的禅法思想有偏重《楞伽》心性論的傾向，而僧璨、道信到惠能的思想則有偏重《般若》無所得的傾向。南能北秀的分化。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從禅法思想上看，前者重“息妄”的修習，後者重“顯真”的證悟，這其實也是達摩系禅法中始終包含著的般若與楞伽兩種思想傾向分化發展的結果【參洪修平：《禅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第2章和第3章。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禅宗兼有般若與楞伽的傾向，就佛教內部而言，可以看作是對大乘佛學的一種綜合，盡管禅宗自己以“教外別傳”相標榜。而從另一方面說，師資傳授，以《楞伽》或《金剛》印證，這雖可以反映出禅法的不同特點，但從根本上說，經典教義對于禅者來說，都只不過是一種方便假借的手段，並不能由此而得出什麼《楞伽》“有宗”或《金剛》“空宗”之類的結論，說達摩到弘忍的禅法屬“楞伽宗”，惠能以下的南宗轉爲“般若宗”，這是不合乎史實的。
四
印順法師對《壇經》及其作者和神會思想的研究，表現出了他以理服人、求實客觀的學者風範。
在曆史上，《壇經》稱《六祖壇經》，其作者爲六祖惠能，這一向不是個問題。但敦煌本《壇經》等禅宗史料被發現後，胡適對此提出了質疑，並提出了《壇經》是神會或神會一系所作的觀點，從而在這個問題上引發了很大的爭論，並出現了許多不同的見解。
胡適認爲《壇經》並不代表惠能思想的“外證”和“內證”主要有四：其一，《全唐文》卷七一五《大義禅師碑銘》中有“洛者曰會，得總持之印，獨曜瑩珠，習徒迷真，橘枳變體，竟成《壇經》傳宗，優劣詳矣”的說法，胡適認爲，這是“明說《壇經》是神會門下的習徒所作”【胡適：《荷澤大師神會傳》，《近現代著名學者佛學文集．胡適集》，92頁。】。其二，敦煌本《壇經》49節中有惠能言“吾滅後二十余年，邪法撩亂，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豎立宗旨，即是吾正法”的記載，胡適認爲這可爲《壇經》“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的鐵證”【同上書，91頁。】。因爲這一段文字，僅見于敦煌本，而敦煌本是《壇經》最古的本子。這段文字所暗指的，“即是神會在滑臺大雲寺及洛陽荷澤寺定南宗宗旨的事。神會滑臺之會在開元二十二年(734)【胡適後來又考定爲開元二十年(732)。】，正是慧能死後二十一年。此條懸記可證敦煌本《壇經》爲最古本，出于神會或神會一系之手，其著作年代在開元二十二年以後。”【胡適：《壇經考之一》，《近現代著名學者佛學文集．胡適集》，17頁。】其叁，“《壇經》古本中無有懷讓、行思事，而單獨提出神會得道，“余者不得”，這也是很明顯的證據。”【胡適：《荷澤大師神會傳》，《近現代著名學者佛學文集．胡適集》，91頁。】其四，胡適說：“我信《壇經》的主要部分是神會所作，我的根據完全是考據學所謂的“內證”。《壇經》中有許多部分和新發現的《神會語錄》完全相同，這是最重要的證據。”【同上書，92頁。】對此，胡適舉出了“定慧等”、“坐禅”、“辟當時的禅學”、“論《金剛經》”和“無念”等例證來加以說明。胡適的結論是：“《壇經》的作者，－－這是我們的神會。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個人有這樣偉大的功勳，永久的影響。”【同上書，97頁。】
對于胡適的這一觀點，學術界和佛教界均有人出來著文加以駁正。佛教界比較有代表性的即是印順法師，他寫了題爲《神會與壇經——評胡適禅宗史的一個重要問題》的專文，對胡適的觀點提出批評，並在其所著的《中國禅宗史》中專章討論了《壇經》的成立及其演變。值得一提的是，印順法師在討論中，特別強調了以理服人。
印順法師指出：“胡適所作的論斷，是應用考證的，有所依據的。我們不同意他的結論，但不能用禅理的如何高深，對中國文化如何貢獻，更不能作人身攻讦。唯一可以糾正胡適論斷的，是考據。檢查他引用的一切證據，有沒有誤解、曲解；更應從敦煌本《壇經》自身，舉出不是神會所作的有充分證明。唯有這樣，才能將《壇經》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造的結論，根本推翻。”
本于此，印順對胡適的主要論據一一作了檢討，分析了史料中“竟成《壇經》傳宗”的說法其實是“竟然變成用《壇經》來作爲傳宗的依約”之意，並非是說《壇經》爲神會或神會門下所造；認爲“敦煌本是現存《壇經》各本中的最古本，而不是《壇經》的最古本。從《壇經》成立到敦煌本，至少已是第二次的補充了”；神會門下在《壇經》中補充了法統、禀承等內容，“但並不是造一部《壇經》”；“《壇經》的部分文句，的確與《神會語錄》相近，……慧能是老師，神會是弟子，這是胡適所承認的。慧能自己沒有著作，由弟子們記集出來。神會當然是繼承慧能的，那末神會語錄中的語句，部分與《壇經》相同，爲什麼不說神會采用慧能的成就，要倒過來說《壇經》是神會或門下所造呢？”更何況經過審細的研討，胡適所列舉的種種內證，“沒有一條是可以成立的。所以，神會或神會門下造《壇經》的論斷，不能成立，不足采信！”印順法師還模仿胡適的說法，提出他“考據學所謂內證”的證據，即以《壇經》與神會及其門人的說法相比較，指出兩者在許多地方完全不同，“足以證明《壇經》不是神會或神會門下所造”。同時，印順法師也曾非常客觀地提出：“他(胡適)的結論是不足取的，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參印順：《神會與壇經——評胡適禅宗史的一個重要問題》，以及印順《中國禅宗史》第6章。】
印順法師的研究是細致的，結論是有說服力的，而他在學術爭論中表現出的以理服人、求實客觀的學者風範，更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五
印順法師對“印度禅”向“中國禅”演化的關注，提升了中國禅史研究的意義。通過對中印佛教不同特點的把握，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特點。
印順法師的《中國禅宗史》是一部禅史研究的重要學術著作，他在書的《序》中一開頭就專門提到了自己寫作的動因，他說：“菩提達摩傳來而發展成的禅宗，在中國佛教史、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光輝的一頁。然有關達摩有原義，發展經過，也就是從印度禅而成爲中國禅的演化曆程，過去禅者的傳述，顯得疏略而不夠充分。……這是中印文化融合的禅，或者稱譽爲東方文化的精髓，是值得大家來重視與研究的。”【《中國禅宗史．序》，1頁。】
印順法師強調的研究中國禅宗和禅宗史要特別注意“從印度禅而成爲中國禅的演化曆程”，這種從禅的中國化、亦即從佛教的中國化中來揭示禅宗的形成發展及其特點的研究方法是十分重要的，它既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禅的本質，厘清禅的源流，又可以幫助我們探討並追尋爲什麼禅能夠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民族中得到流傳發展。
從曆史上看，禅在兩漢之際隨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就經曆了一個不斷中國化的過程。具有濃厚印度文化風格的禅在中國化的過程中，一方面保持了它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它又努力在中國文化的土壤中吸取著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養料，並以中國化的方式表達出來，以適應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精神需要。
禅的中國化是與佛教的中國化同步展開的。由于佛教本身是一個由多種要素構成的複雜體系，既有宗教的信仰，又有爲之作理論論證的思辨哲學，還有一套相應的禮儀製度、僧伽組織、宗教倫理和修行方式等，因此佛教的中國化呈現出了非常錯綜複雜的情況。如果從思想理論的層面上，我們曾把佛教的中國化概括爲方術神靈化、儒學化和老莊化叁個方面，而禅的中國化也是與此密切相關的【參洪修平、孫亦平：《惠能評傳》第1章《惠能禅出現的時代與佛教文化背景》，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正是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孕育了淵源于印度禅而形成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的中國禅宗。
可見，“印度禅”向“中國禅”的演化，也就是印度禅的中國化；印度禅的中國化也就是佛教的中國化問題，它本身也成爲佛教中國化的重要內容。而佛教的中國化，從思想文化的角度看，也就是外來的印度文化與中國固有文化的碰撞、交融的過程。因此，印順法師將禅宗視爲中印文化融合的産物，以此爲出發點去把握禅的真精神，這對我們的禅學和禅宗研究就具有雙重的重要意義：其一，從更廣闊的文化背景下來研究中國禅宗，能夠擺脫就禅論禅的局限性，從而更好地疏理中國禅宗的源流，更好地把握中國禅宗的精神及其特色。其二，通過這樣的禅學和禅宗研究，顯然有助于加深對整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發展及其基本精神的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印順法師還充分注意到，在禅的中國化過程中，地域文化對禅宗思想的發展具有深刻的影響。他在梳理中國禅的發展流布時曾指出：
達摩禅——南天竺一乘宗，不適于南方的虛玄文弱，轉入北方，才逐漸孕育成長。在大唐統一時代，移入南方，融攝南方精神。分化，對立，成爲多種的宗派，最後又統一于曹溪。在會歸于曹溪的過程中，劍南的智诜系，江東的牛頭系，消失在曹溪的法系中，最爲顯著。北宗與荷澤宗，經會昌法難，中原衰落而衰落了。禅宗成爲洪州與石頭——兩大系的天下。洪州系以江西爲中心，禅風強毅，活躍在江南而顯出北人的特色。會昌以後，洪州宗的主流(沩仰由南方人創立，迅速消失在石頭系統中)，移入北方。……而南方，幾乎全屬于石頭門下。二大南宗的分化，可說是適應南北而自成二系。”【《中國禅宗史》，426～427頁。】
在談到禅宗南宗與中國精神時，印順法師又作了如下的分析：
中華民族文化，含有不同的兩大傾向(其實，到處都有，而又互相關涉，這裏就其特性來說)，在南北文化中表現出來。古代的儒墨與老莊，就代表了這兩大傾向。老子是楚國苦縣人，莊子是宋國蒙縣人，在當時的中華民族文化中，屬于南方。中華文化不斷的擴大，于是江淮、江東、閩粵，都逐漸顯示了這一文化的特性(因地，因時，也不會完全相同)。代表南中國文化的特性是什麼？大概的說，面對現實的，人爲的，繁瑣的，局限的世界，傾向于理想的，自然的，簡易的，無限的；這不妨稱之爲超越的傾向。江南的佛教，尤其是發展于南方的“南宗”禅，更富于這種色彩【同上書，89頁。】。
這些分析都是很有啓發意義的。尤爲重要的是，中國地域遼闊，不同的地區往往都有其獨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對于具體的禅者和禅宗派別來說，其必然與地域文化有割不斷的聯系。印順法師這種將禅宗的形成、演化及其思想特色與地域文化聯系起來加以考察的做法，無疑可以大大地推進禅宗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洪修平，1954年生，江蘇蘇州人。1988獲複旦大學哲學系博士學位。現爲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中國哲學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長。發表有《禅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等專著。］
《印順法師與禅宗史研究》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