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道安心要方便门》，而成为《楞伽》与《般若》统一了的禅门【《中国禅宗史》，54～55页。】。
经过认真的研究和体会，我们认为印顺法师的说法不仅符合道信的思想特点，而且对理清整个禅宗的思想特点及其演变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通过对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系统考察，我们发现，晋宋以后，特别是自竺道生以来，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特点，就是融会般若实相说与涅槃佛性论，而中国禅学与禅宗的发展也是与此相一致的。菩提达摩正是继竺道生会通般若实相与涅槃佛性之后，又将实相无相和心性本净结合起来，从而开创了中国禅发展的新阶段。从达摩到弘忍，乃至南能北秀，他们的禅法无不同时具有般若与楞伽这两种思想倾向，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大致说来，达摩以下，慧可、弘忍到神秀的禅法思想有偏重《楞伽》心性论的倾向，而僧璨、道信到惠能的思想则有偏重《般若》无所得的倾向。南能北秀的分化。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禅法思想上看，前者重“息妄”的修习，后者重“显真”的证悟，这其实也是达摩系禅法中始终包含着的般若与楞伽两种思想倾向分化发展的结果【参洪修平：《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第2章和第3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禅宗兼有般若与楞伽的倾向，就佛教内部而言，可以看作是对大乘佛学的一种综合，尽管禅宗自己以“教外别传”相标榜。而从另一方面说，师资传授，以《楞伽》或《金刚》印证，这虽可以反映出禅法的不同特点，但从根本上说，经典教义对于禅者来说，都只不过是一种方便假借的手段，并不能由此而得出什么《楞伽》“有宗”或《金刚》“空宗”之类的结论，说达摩到弘忍的禅法属“楞伽宗”，惠能以下的南宗转为“般若宗”，这是不合乎史实的。
四
印顺法师对《坛经》及其作者和神会思想的研究，表现出了他以理服人、求实客观的学者风范。
在历史上，《坛经》称《六祖坛经》，其作者为六祖惠能，这一向不是个问题。但敦煌本《坛经》等禅宗史料被发现后，胡适对此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坛经》是神会或神会一系所作的观点，从而在这个问题上引发了很大的争论，并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见解。
胡适认为《坛经》并不代表惠能思想的“外证”和“内证”主要有四：其一，《全唐文》卷七一五《大义禅师碑铭》中有“洛者曰会，得总持之印，独曜莹珠，习徒迷真，橘枳变体，竟成《坛经》传宗，优劣详矣”的说法，胡适认为，这是“明说《坛经》是神会门下的习徒所作”【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92页。】。其二，敦煌本《坛经》49节中有惠能言“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撩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竖立宗旨，即是吾正法”的记载，胡适认为这可为《坛经》“是神会或神会一派所作的铁证”【同上书，91页。】。因为这一段文字，仅见于敦煌本，而敦煌本是《坛经》最古的本子。这段文字所暗指的，“即是神会在滑台大云寺及洛阳荷泽寺定南宗宗旨的事。神会滑台之会在开元二十二年(734)【胡适后来又考定为开元二十年(732)。】，正是慧能死后二十一年。此条悬记可证敦煌本《坛经》为最古本，出于神会或神会一系之手，其著作年代在开元二十二年以后。”【胡适：《坛经考之一》，《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17页。】其三，“《坛经》古本中无有怀让、行思事，而单独提出神会得道，“余者不得”，这也是很明显的证据。”【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91页。】其四，胡适说：“我信《坛经》的主要部分是神会所作，我的根据完全是考据学所谓的“内证”。《坛经》中有许多部分和新发现的《神会语录》完全相同，这是最重要的证据。”【同上书，92页。】对此，胡适举出了“定慧等”、“坐禅”、“辟当时的禅学”、“论《金刚经》”和“无念”等例证来加以说明。胡适的结论是：“《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永久的影响。”【同上书，97页。】
对于胡适的这一观点，学术界和佛教界均有人出来著文加以驳正。佛教界比较有代表性的即是印顺法师，他写了题为《神会与坛经——评胡适禅宗史的一个重要问题》的专文，对胡适的观点提出批评，并在其所着的《中国禅宗史》中专章讨论了《坛经》的成立及其演变。值得一提的是，印顺法师在讨论中，特别强调了以理服人。
印顺法师指出：“胡适所作的论断，是应用考证的，有所依据的。我们不同意他的结论，但不能用禅理的如何高深，对中国文化如何贡献，更不能作人身攻讦。唯一可以纠正胡适论断的，是考据。检查他引用的一切证据，有没有误解、曲解；更应从敦煌本《坛经》自身，举出不是神会所作的有充分证明。唯有这样，才能将《坛经》是神会或神会一派所造的结论，根本推翻。”
本于此，印顺对胡适的主要论据一一作了检讨，分析了史料中“竟成《坛经》传宗”的说法其实是“竟然变成用《坛经》来作为传宗的依约”之意，并非是说《坛经》为神会或神会门下所造；认为“敦煌本是现存《坛经》各本中的最古本，而不是《坛经》的最古本。从《坛经》成立到敦煌本，至少已是第二次的补充了”；神会门下在《坛经》中补充了法统、禀承等内容，“但并不是造一部《坛经》”；“《坛经》的部分文句，的确与《神会语录》相近，……慧能是老师，神会是弟子，这是胡适所承认的。慧能自己没有著作，由弟子们记集出来。神会当然是继承慧能的，那末神会语录中的语句，部分与《坛经》相同，为什么不说神会采用慧能的成就，要倒过来说《坛经》是神会或门下所造呢？”更何况经过审细的研讨，胡适所列举的种种内证，“没有一条是可以成立的。所以，神会或神会门下造《坛经》的论断，不能成立，不足采信！”印顺法师还模仿胡适的说法，提出他“考据学所谓内证”的证据，即以《坛经》与神会及其门人的说法相比较，指出两者在许多地方完全不同，“足以证明《坛经》不是神会或神会门下所造”。同时，印顺法师也曾非常客观地提出：“他(胡适)的结论是不足取的，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参印顺：《神会与坛经——评胡适禅宗史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及印顺《中国禅宗史》第6章。】
印顺法师的研究是细致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而他在学术争论中表现出的以理服人、求实客观的学者风范，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五
印顺法师对“印度禅”向“中国禅”演化的关注，提升了中国禅史研究的意义。通过对中印佛教不同特点的把握，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
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是一部禅史研究的重要学术著作，他在书的《序》中一开头就专门提到了自己写作的动因，他说：“菩提达摩传来而发展成的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光辉的一页。然有关达摩有原义，发展经过，也就是从印度禅而成为中国禅的演化历程，过去禅者的传述，显得疏略而不够充分。……这是中印文化融合的禅，或者称誉为东方文化的精髓，是值得大家来重视与研究的。”【《中国禅宗史．序》，1页。】
印顺法师强调的研究中国禅宗和禅宗史要特别注意“从印度禅而成为中国禅的演化历程”，这种从禅的中国化、亦即从佛教的中国化中来揭示禅宗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的研究方法是十分重要的，它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禅的本质，厘清禅的源流，又可以帮助我们探讨并追寻为什么禅能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中得到流传发展。
从历史上看，禅在两汉之际随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就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具有浓厚印度文化风格的禅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保持了它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它又努力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吸取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养料，并以中国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以适应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精神需要。
禅的中国化是与佛教的中国化同步展开的。由于佛教本身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体系，既有宗教的信仰，又有为之作理论论证的思辨哲学，还有一套相应的礼仪制度、僧伽组织、宗教伦理和修行方式等，因此佛教的中国化呈现出了非常错综复杂的情况。如果从思想理论的层面上，我们曾把佛教的中国化概括为方术神灵化、儒学化和老庄化三个方面，而禅的中国化也是与此密切相关的【参洪修平、孙亦平：《惠能评传》第1章《惠能禅出现的时代与佛教文化背景》，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正是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孕育了渊源于印度禅而形成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国禅宗。
可见，“印度禅”向“中国禅”的演化，也就是印度禅的中国化；印度禅的中国化也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问题，它本身也成为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而佛教的中国化，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也就是外来的印度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碰撞、交融的过程。因此，印顺法师将禅宗视为中印文化融合的产物，以此为出发点去把握禅的真精神，这对我们的禅学和禅宗研究就具有双重的重要意义：其一，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研究中国禅宗，能够摆脱就禅论禅的局限性，从而更好地疏理中国禅宗的源流，更好地把握中国禅宗的精神及其特色。其二，通过这样的禅学和禅宗研究，显然有助于加深对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及其基本精神的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印顺法师还充分注意到，在禅的中国化过程中，地域文化对禅宗思想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他在梳理中国禅的发展流布时曾指出：
达摩禅——南天竺一乘宗，不适于南方的虚玄文弱，转入北方，才逐渐孕育成长。在大唐统一时代，移入南方，融摄南方精神。分化，对立，成为多种的宗派，最后又统一于曹溪。在会归于曹溪的过程中，剑南的智诜系，江东的牛头系，消失在曹溪的法系中，最为显著。北宗与荷泽宗，经会昌法难，中原衰落而衰落了。禅宗成为洪州与石头——两大系的天下。洪州系以江西为中心，禅风强毅，活跃在江南而显出北人的特色。会昌以后，洪州宗的主流(沩仰由南方人创立，迅速消失在石头系统中)，移入北方。……而南方，几乎全属于石头门下。二大南宗的分化，可说是适应南北而自成二系。”【《中国禅宗史》，426～427页。】
在谈到禅宗南宗与中国精神时，印顺法师又作了如下的分析：
中华民族文化，含有不同的两大倾向(其实，到处都有，而又互相关涉，这里就其特性来说)，在南北文化中表现出来。古代的儒墨与老庄，就代表了这两大倾向。老子是楚国苦县人，庄子是宋国蒙县人，在当时的中华民族文化中，属于南方。中华文化不断的扩大，于是江淮、江东、闽粤，都逐渐显示了这一文化的特性(因地，因时，也不会完全相同)。代表南中国文化的特性是什么？大概的说，面对现实的，人为的，繁琐的，局限的世界，倾向于理想的，自然的，简易的，无限的；这不妨称之为超越的倾向。江南的佛教，尤其是发展于南方的“南宗”禅，更富于这种色彩【同上书，89页。】。
这些分析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地域辽阔，不同的地区往往都有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对于具体的禅者和禅宗派别来说，其必然与地域文化有割不断的联系。印顺法师这种将禅宗的形成、演化及其思想特色与地域文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做法，无疑可以大大地推进禅宗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洪修平，1954年生，江苏苏州人。1988获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发表有《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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