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步強調在當下現實的生活中不假漸修的頓悟，主張直了心性的覺悟成佛，並進一步破除外在的權威和形式化的修行方式，突出每個人的自我價值和自然生活的本身，通過張揚人的本性自由和創造力而提倡任心自在的生活，從回歸本心中展示即心即佛的真谛，這不僅變革了佛教和如來禅的出世精神，而且也化解了宗教與世俗的差別，使禅行與生活融爲一體。
祖師禅替代如來禅並不是曆史發展的偶然，如果從中國文化發展的規律著眼，就可見其有深刻的原因。這其中既有禅師對人的生命存在的現實狀態的批判性思考，也有對繁瑣名相、經師之學的反動等內在原因，還有玄學的行意忘言與儒家的重視人生等學說的外在影響。而祖師禅雖然通過對如來禅的革新而使中國禅的發展出現了新的面貌，在全國形成巨大規模，但一個事物發展到極端，往往會走向它自身的反面。祖師禅化解宗教與世俗的差別，在擴大宗教影響面的同時也淡化了宗教影響的力度。同時，祖師禅突出人性、人的價值和人的自我覺悟，大膽破除外在的權威和偶像，甚至要“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這種反傳統的特色在給佛教界和整個中國思想界以強烈震憾的同時也從內部對佛教的發展起了一定的破壞作用。因此，祖師禅在對整個中國思想界都産生巨大影響的同時，也預示著中國佛教的趨于衰落。
叁、如來禅與中國佛教文化
如來禅是中國佛教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佛教的中國化同步展開，又以其豐富的內涵和特色推進了佛教中國化的進程。從漢魏小乘禅學的流傳到魏晉大乘般若學的盛行，再進至南北朝時的佛性論和隋唐佛教的心性論，這既是中國佛教發展的曆史進程，也是如來禅形成發展並演化爲中國禅宗的佛教文化背景。如來禅的發展和特色從一個側面體現了包括禅在內的佛教的中國化以及中國化佛教的特點。從佛教的發展來說，它在中土的展開有其自身內在的邏輯，漢魏禅學重在修行解脫方式的介紹，魏晉般若學則轉向了對其思想理論基礎的探討和研究，而南北朝佛性論則突出了解脫的主體和解脫的途徑階段等問題。就如來禅的發展來看，這也正是由漢代形式化的禅數之學經魏晉般若性空之學的洗禮，再與南北朝佛性論的結合而最終形成既離言掃相，又突出心性的如來禅的過程。從理論上看，中國早期佛教發生實際影響的主要是輪回轉生、因果報應的教義，禅的實際社會影響則在數息守意、神通妙用。隨著談無說有的魏晉玄學的盛行，辨析假有性空的佛教般若學也大興，禅的發展則表現出了禅智雙運的時代呼聲，具體表現爲以般若思想來改造、發揮傳統的禅學，般若禅一度時興。當
中國佛學隨著中國傳統哲學的重心由本體論向心性論轉移而由般若“真空”向涅“妙有”過渡，突出佛性心性問題時，禅學也由明心、修心而至安心，突出了反觀心源的自性解脫。與佛教中國化同步展開的如來禅在堅持佛教基本精神的同時，融會了傳統儒家的心性學說和道家的自然理論，爲適應中土社會的需要而推進了佛教的中國化，爲反映佛教融爲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作出了特殊的努力。
如來禅是禅宗的早期狀態，是佛教禅中國化的階段性成果，表現出了許多與中國佛教共同的特點。中國佛教在理論上能包容佛教的各種不同的異說，不同的判教理論都給予大小乘、空有宗以不同的地位，雖有褒貶的傾向，但畢竟不加以排斥。特別是晉宋之際的竺道生以空融有、會通般若實相說和涅佛性論，開中國佛教的一代新風。自此以後，般若性空之學和涅佛性學說成中國佛學的兩大理論主幹，支撐著整個中國佛教理論的大廈。這種理論特色也充分體現在如來禅之中。從菩提達摩開始，就隨順中國佛教發展的方向，把般若的實相無相與清淨的人心佛性結合起來，並以此作爲整個禅學的理論基礎。達摩以後，這一理論特色貫穿于整個如來禅的始終，並促成了南能北秀的分化和惠能祖師禅的出現。神秀北宗偏重依持清淨心的“修”，惠能南宗突出對般若心性的“悟”，但它們都同時具有著般若和楞伽這兩種思想傾向，只是側重點各有不同而已。同時，如來禅將“藉教”只是看作“悟宗”的一種手段，並逐漸突出心悟而表現出離教的傾向，這就爲它在采各種方便行法的同時能更好地會通諸經教，並爲祖師禅不拘一師一說的“教外別傳”開拓了道路。此外，如來禅和祖師禅的重頓悟、尚簡易、面向社會人生以及突出心性解脫等等，也都表現了中國佛教的基本特點。
如來禅從融會印度佛教的大、小禅法，到貫通般若與楞伽的空、有宗理論，在開啓人的心靈智慧門的基礎上開出的新的禅流，以一種新的方式給人們生存狀態帶來新的文化前景，既安撫了人們空寂的心靈，又推進了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它自身也終于蔚爲大觀，演化出成爲中國佛教發展主流的禅宗。
如來禅既與中國佛教的發展同步，又把中國佛教的發展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它引導中國佛教從注重佛法大義發展到依教修行，並反修行歸結爲修心，通過心悟去把握佛陀的精神，從而指引中土人士在佛教的基礎上建構精神家園，真正體現了一種宗教情懷，這就是關懷每一個現實的人靈魂的升華、超越和解脫。惠能祖師禅正是循此而進一步發展，後來一統了中國佛教的天下。如來禅乃至以後的祖師禅突出人的自心自性，主張人人有佛性，離念或無念，回歸清淨的本性，即能覺悟成佛，實現解脫。這樣就把解脫的主動權交到了每個人自己的手中，包含了在佛性和解脫面前人人平等這樣一種爭取平等和解放的合理思想，並因此而吸引了衆多的信徒。但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解脫的實現始終沒有超出精神的領域，把人的平等和解放這個社會問題的解決歸結爲個人的自我體悟，但圖脫離對社會現實的改造來實現個人的解脫，這最多只能只是一種美好的空想。從正面講，它能調控人的心理，給人以精神安慰；從負面看，它也會對人的思想産生消極的精神麻醉作用，這是不應被忽視的。
內容豐富、形態多樣的中國傳統文化在上千年的遞嬗演變中逐漸形成了以儒家爲主、以佛道爲輔的“叁教合一”的基本格局。外來的佛教經過不斷的中國化而發展成爲與中土儒、道並列的文化形態之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並發生著深刻而久遠影響。如來禅作爲中國佛教文化的主流之一，既繼承了佛陀創教的基本精神，將追求精神的超越與人心的解脫作爲宗教修行的宗旨，同時又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氛圍中形成了它鮮明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色。它在接受中國文化洗禮的過程中，融合吸收了孔孟儒家、老莊道家、魏晉玄學等的思想與方法，從人心、佛性的角度展開了人的解脫問題的探討，並把這種探討落實在具體的以安心爲特色的宗教實踐之中，既推動了中國哲學由本體論向心性論的過渡，又爲惠能以來祖師禅的出現奠定了基礎。中國禅宗之所以能上承佛教中國化的傳統，下開宋明理學的先河，並對文學、藝術乃至民間習俗等都産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與如來禅作爲其主要的文化根源支撐其成長壯大是分不開的。
如來禅作爲一種佛教文化現象，有著自己獨特的風貌，同時又與其他文化形態和社會現象相聯系而存在，它們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人類自我的生存問題或精神解脫問題，豐富了中國文化關于人生的學說。如來禅藉教悟宗的安心法門，自修自證、漸修頓悟的修行方便，趨善去惡、轉染成淨的道德追求，遠離鬧世、安于山林的生活態度，農禅並作的生産、生活方式等，都圍繞著一個主題：在隨緣修心的基礎上，回歸自我善的本性，開發自我智慧的潛能，從而達到“滅盡生死，冥心入理”之境。這一切都爲惠能禅宗所充分的繼承並進而給予中
國傳統文化以多方面的影響。
現在人們談到佛教禅的社會文化影響，一般都只把注意力放在以惠能爲代表的南宗禅，亦即祖師禅，而忽視了如來禅。其實，如果我們對禅宗形成發展的曆史及其特點有更爲深入的了解，就會發現，祖師禅的許多文化精神，都來自于對如來禅的繼承和發揮，如來禅修心、安心的文化精髓不僅深深地植入了祖師禅中，而且與祖師禅一起在不同的方面，給予中國文化以多方面的影響。
對此，我們可以禅宗對後來的宋明新儒學産生的影響爲例。宋明新儒學是以儒家倫理思想爲核心，兼綜各家學說，糅合儒佛道叁教爲一體而形成的內容豐富、規模宏大的學術思想體系。宋明新儒學提出了“理”這個根本範疇，認爲“理”是宇宙的本原，人生的根本，社會的最高原則，從而賦予它本體論的意義。但在把“理”同“性與天道”聯系起來的理解中，宋明新儒學中又有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的不同的思想傾向，這種不同思想傾向的出現與受到禅學的不同影響有很大的關系。如果說程朱理學與如來禅相近，那麼，陸王心學則與祖師禅相通。程朱理學強調“性即是理”，朱熹說：“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叁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因此理學主張格物致知，窮理盡性，積習而貫通，這與如來禅的藉教悟宗、觀心看淨、漸修而頓悟非常相近。而陸王心學在把“理”作爲最高範疇的同時，更突出“心即理”。陸九淵說：“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一)王陽明進一步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言，心外無理，心外無義。”(《與王純甫》)王陽明不僅將“心”視爲宇宙之本，理之本，而且還將心看作是人先天具有的道德觀念，即“良知”，他正是從“良知即是天理”出發，將自己的學問歸結到“致良知”上，而所謂的“致良知”就是認識並恢複自心固有的天理，然後將它推極于事事物物。據此，陸王都強調“發明本心”，“先立乎其大者”，認爲“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象山先生全集》卷叁十四)。這與祖師禅的萬法在自心，我心即是佛，因而“自識本心，自見本性”(敦煌本《壇經》第15節)即可于一念中起真正般若觀照而頓悟成佛，其相通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猶如心學是建立在理學的基礎之上，沒有理學雄厚的理論基礎，就沒有心學洋洋灑灑的發揮余地一樣，祖師禅也是建立在如來禅的基礎上，沒有如來禅百多年艱苦的開創性工作和日臻完善的禅學理論，也不會有祖師禅在中國文化舞臺上一千多年的潇灑風光。
總之，如來禅作爲中國禅學史上的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作爲中國佛教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以獨特的方式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燦爛的一頁，成爲中華傳統文化的一份寶貴遺産，以曆史唯物主義爲指導來總結這一份文化遺産以更好地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爲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服務，是我們應該繼續努力做好的工作之一。
(原載中國哲學史1997年期 )
(作者：洪修平，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孫亦平，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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