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宗等其他禅系而已。正因为祖师禅仍被视为是达摩西来所传，所以惠能一向只是被尊奉为“六祖”，
在禅门中从未出现过把惠能禅与达摩禅对立起来的说法，而“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也一直是禅门弟子最喜欢参的话头之一。对于祖师禅和如来禅的涵义究竟有什么不同，在禅门中实际上也没有过明确的定说。 但鉴于现在大家的习惯用法，我们同时也认为，只要对“如来禅”和“祖师禅”的特定涵义作出界定，说清楚在什么意义上使用，例如把它们作为反映中国禅和禅宗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的历史概念来使用，这也是可以的。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即以“如来禅”来指称从菩提达摩能以前的禅，同时包括神秀北宗等禅系，“祖师禅”则指惠能南宗禅。这里的“如来禅”只是一种方便说法，并不含有任何贬义，就如现在学术界使用“小乘佛教”的概念一样。
我们认为，“如来禅”在中国禅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不仅在于它实际上是流传广泛的惠能南宗禅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的主要来源，而且在于它是早期禅学向禅宗过渡、实际上也是印度禅向中华禅演变发展的重要环节。通过对“如来禅”的研究，将有助于对整个中国禅乃至中国文化精神的了解。
二、如来禅的中国化特色及其与祖师禅的区分
如来禅之源在印度，它之所以能在中土生长发展，并表现出不同于印度禅的种种特色，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是分不开的，与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人生态度乃至生活方式等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从总体上看，如来禅形成的中国化特色，与中国佛教在儒道等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下所形成的特色是基本一致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在根本上也是一致的。
如来禅的中国化特色表现在许多方面，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对佛教空、有两大系的思想加以会通，对佛教禅修的各种方便法门加以融摄。在印度，大、小乘禅各有许多不同的种类，这些不同的禅既有各自相应的禅学思想为理论基础，又有各自特定的一套禅修行法。而中国的如来禅，从达摩到禅秀，虽然思想倾向各有所不同，禅修行法也各有特色，但都同时包容了扫相显性和心的解脱等大小乘、空有宗的理论，并兼摄坐禅入定和随缘修心等各种行法。如来禅的这种特点与佛教的传入和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融摄性等特点是联系在一起的。印度佛教有一个从小乘到大乘、从空宗到有宗的发展过程，佛教禅也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而印度佛教的各种理论和禅法在汉代时却几乎是不分先后地同时传入了中国，这就要求从理论上对佛教本身存在的各种差异作出说明。受传统文化包容性等特点的影响，中国佛教中出现了判释佛说经教的“判教”。判教的方法并非中土首创，但中国的判教却有其特点，并在中国佛教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它既把佛教本身各种不同的说法与行法作了圆融的解释，更在日后促成了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如来禅提倡的不随言教、随缘而行，实际上也是如来禅对佛教所作的一种特殊的判教，正是基于此，如来禅才在其展开中能不断会通诸经教和诸方便，后来的禅宗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教外别传”，为禅家不拘一师一说提供了理论根据。
中国如来禅的重心性觉悟，与儒家思想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佛教的根本目标是出世求解脱，因而它的理论主要在于说明世界虚幻，人生即苦，以论证解脱的必要性，佛教禅所追求的主要也是心地清净，对世界万物无所执著。在印度佛教中，心性本净，重在心性本“寂”，寂者，寂灭也，就禅学理论上说，主要强调心性空寂，而修禅入定，则主要是止息心念，证悟万法皆空。而中国佛教受儒家性善论的影响，心性本“净”重在本“觉”，体现在如来禅中，依心修禅，主要是依本觉之自心，此心并非绝对的空寂，从达摩到神秀，都在空万物的同时不空心性，在以般若扫相的同时突出了自心的本觉，修禅主要是发挥自性般若的作用，彻悟人生的本质。这也就决定了如来禅对坐禅入定的新看法，认为行住坐卧皆可为修禅之道场，随缘而行亦可彻悟心性。发展到惠能南宗，更是明确提出了反对执著坐禅。由于儒家不但关注每个现实的人，而且关注整个社会的人，它将人生理想的实现放到社会的大背景下来进行，“人人皆可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所强调的是，个人通过修身、齐家可以更好地去治国、平天下。浸淫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如来禅的文化指向也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天国，或个人的独修独行，而是当下社会中的现实之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逐渐成为修禅者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行动。随缘而行，即心即佛，在日常的生活中开启自心的智慧门，实现自我本性的觉悟，这成为如来禅发展的方向。
如来禅受老庄玄学思想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老庄玄学所表现出的顺应自然、适性逍遥的意境和“应物而无累于物”的精神追求，表达了中土人士希望在自然的和谐中实现人生理想的旨趣。如来禅在其发展过程深受此影响，从达摩的安心无为、随缘而行，到慧可、僧璨的身佛不二、任性逍遥，乃至神秀的“自然无碍解脱”，无不贯串着顺自然之化的精神。如来禅的“放之自然，体无去住，任性合道，逍遥绝恼”(《信心铭》)，通过确立清净本心的自然自足而提倡一种无求无得、任性逍遥的自然修行生活，这是对道家自然主义哲学和人生态度的融会。如来禅所提倡的在当下的自然生活中来把握禅理，体悟真性，构成了如来禅的道家风采。后来的惠能南宗正是继承了这一特色而把禅的中国化推向了新的高度。
如来禅对传统繁琐禅法的改造，也迎合了中国人崇尚简易的心理。如来禅重视人的自然本心，强调体悟真性，自性觉悟，为了实现解脱的目标，它兼融诸方便，并摄诸法门，又简化修行方法，最终发展出了不假修习、直指人心的惠能南宗禅。无论是统治者、知识阶层还是平民百姓都需要一种简便易行的宗教以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来安顿自己的身心，标榜“识心自度”的如来禅乃至惠能禅正即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要。需要指出的是，如来禅在修行方法上既有直契心性的倾向，又兼采诸经教和诸方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如来禅既融入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传统佛教的特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来禅在其展开中逐渐与中国小农经济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提倡农禅并作，为印度禅向中国禅的过渡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自己生产，自己消费，这种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成为日后禅宗丛林生活的主流。任继愈先生曾提出：“禅宗思想中国化，首先在于使生产、生活中国化，把小农经济的机制运用于寺院经济生活。”(《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序)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看法。
当以惠能为代表的祖师禅登上中国佛教文化的舞台，中国的如来禅便开始走向终结。如来禅与祖师禅并不是不相干的两种文化现象，而是同一条中国禅流的不同组成部分。如来禅与祖师禅的区分，从历史发展来看，是对中国禅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区分，而从思想文化上看，则也有不同思想倾向的文化意义。 从哲学思维的高度看，禅面临着如何消除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如何将自我与外部世界融为一体，从而从有限走向无限的问题。大致说来，如来禅基本遵循着我与天地万物为一的思路，“我”是一个主动者，主动地去追循客观外境变化，通过积极的修行活动而去体悟真性，与道冥符，将小我融于大我之中而证得“如来之境”，获得无限与永恒。而祖师禅则以心为万物之本，以般若无所得为指导思想，倡内外无著、任运自在的解脱修行观，并突出自性自悟、自我解脱，基本上是遵循着天地万物与我为一思路，自心清净，顿现万法，禅观之境由外到内，实相与自性合一，心境泯然于圆满自足的自心自性。这种不同的思维途径曾对宋明理学和心学分别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从语言文字的角度看，禅也有一个是否通过语言文字来觉悟真理的问题。语言文字是人类表达思维的工具，运用语言文字是人类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当语言文字的含义确定之后，使用同一语言文字的人就会处于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意识之中，形成一种共同的思维规则。这既方便了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人们思维的独创性。如来禅的“藉教悟宗”可说是看到了语言文字的重要作用和局限性，它重视个体自我对佛理的理解与把握，力图借助佛陀的言教来达到对佛法大义的根本觉悟。“悟宗”并非与经教完全绝缘，而是“藉教”而不执著于教，强调自心的证悟，希望能依靠内心的体验而从总体上直接去领悟佛法的真谛——与道冥符。祖师禅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认为真理是内心的体验，是对世界和生活本身的直接把握，“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能用理智的和分析的方法，不能诉诸语言文字，“说似一物即不中”。祖师禅从根本上打破了人们日常运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感情、陈述心理活动的习惯，采用独特的方式和活泼的语言来启发人们独立思考，不拘经典教法而重领宗得意，将佛法真理融于平常的生活之中，化为人们心灵的顿悟。
从宗教修行上看，信仰不仅是对某种东西绝对地相信，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或生存的态度。人往往通过信仰来提升或优化自己的生存，这也是宗教修行的重要目的所在。如来禅主张观心看净，坐禅摄心，通过渐修而达到顿悟，获得心灵的自由和幸福。在微妙至深的禅境中，人在心灵中将神性与人性划上了等号，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圆融地沟通了起来。心一旦觉悟，就实现了自我超越，便等同于佛了。人无需要苦苦地四处寻求，靠自心获得解脱已成为可能。这对于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又无法摆脱眼前痛苦的芸芸众生来说，对于那些一心想超越现实的种种樊篱而去品尝成佛喜悦的修行者来说，是具有何等的吸引力！祖师禅在如来禅的基础上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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