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宗等其他禅系而已。正因爲祖師禅仍被視爲是達摩西來所傳，所以惠能一向只是被尊奉爲“六祖”，
在禅門中從未出現過把惠能禅與達摩禅對立起來的說法，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也一直是禅門弟子最喜歡參的話頭之一。對于祖師禅和如來禅的涵義究竟有什麼不同，在禅門中實際上也沒有過明確的定說。 但鑒于現在大家的習慣用法，我們同時也認爲，只要對“如來禅”和“祖師禅”的特定涵義作出界定，說清楚在什麼意義上使用，例如把它們作爲反映中國禅和禅宗的發展階段及其特點的曆史概念來使用，這也是可以的。爲了敘述的方便，本文即以“如來禅”來指稱從菩提達摩能以前的禅，同時包括神秀北宗等禅系，“祖師禅”則指惠能南宗禅。這裏的“如來禅”只是一種方便說法，並不含有任何貶義，就如現在學術界使用“小乘佛教”的概念一樣。
我們認爲，“如來禅”在中國禅史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這不僅在于它實際上是流傳廣泛的惠能南宗禅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的主要來源，而且在于它是早期禅學向禅宗過渡、實際上也是印度禅向中華禅演變發展的重要環節。通過對“如來禅”的研究，將有助于對整個中國禅乃至中國文化精神的了解。
二、如來禅的中國化特色及其與祖師禅的區分
如來禅之源在印度，它之所以能在中土生長發展，並表現出不同于印度禅的種種特色，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特點是分不開的，與中華民族的思維特點、人生態度乃至生活方式等都是聯系在一起的。從總體上看，如來禅形成的中國化特色，與中國佛教在儒道等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下所形成的特色是基本一致的，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在根本上也是一致的。
如來禅的中國化特色表現在許多方面，非常突出的一點就是對佛教空、有兩大系的思想加以會通，對佛教禅修的各種方便法門加以融攝。在印度，大、小乘禅各有許多不同的種類，這些不同的禅既有各自相應的禅學思想爲理論基礎，又有各自特定的一套禅修行法。而中國的如來禅，從達摩到禅秀，雖然思想傾向各有所不同，禅修行法也各有特色，但都同時包容了掃相顯性和心的解脫等大小乘、空有宗的理論，並兼攝坐禅入定和隨緣修心等各種行法。如來禅的這種特點與佛教的傳入和中國文化的包容性、融攝性等特點是聯系在一起的。印度佛教有一個從小乘到大乘、從空宗到有宗的發展過程，佛教禅也有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而印度佛教的各種理論和禅法在漢代時卻幾乎是不分先後地同時傳入了中國，這就要求從理論上對佛教本身存在的各種差異作出說明。受傳統文化包容性等特點的影響，中國佛教中出現了判釋佛說經教的“判教”。判教的方法並非中土首創，但中國的判教卻有其特點，並在中國佛教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它既把佛教本身各種不同的說法與行法作了圓融的解釋，更在日後促成了中國佛教宗派的形成。如來禅提倡的不隨言教、隨緣而行，實際上也是如來禅對佛教所作的一種特殊的判教，正是基于此，如來禅才在其展開中能不斷會通諸經教和諸方便，後來的禅宗也正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教外別傳”，爲禅家不拘一師一說提供了理論根據。
中國如來禅的重心性覺悟，與儒家思想也有著密切的關系。佛教的根本目標是出世求解脫，因而它的理論主要在于說明世界虛幻，人生即苦，以論證解脫的必要性，佛教禅所追求的主要也是心地清淨，對世界萬物無所執著。在印度佛教中，心性本淨，重在心性本“寂”，寂者，寂滅也，就禅學理論上說，主要強調心性空寂，而修禅入定，則主要是止息心念，證悟萬法皆空。而中國佛教受儒家性善論的影響，心性本“淨”重在本“覺”，體現在如來禅中，依心修禅，主要是依本覺之自心，此心並非絕對的空寂，從達摩到神秀，都在空萬物的同時不空心性，在以般若掃相的同時突出了自心的本覺，修禅主要是發揮自性般若的作用，徹悟人生的本質。這也就決定了如來禅對坐禅入定的新看法，認爲行住坐臥皆可爲修禅之道場，隨緣而行亦可徹悟心性。發展到惠能南宗，更是明確提出了反對執著坐禅。由于儒家不但關注每個現實的人，而且關注整個社會的人，它將人生理想的實現放到社會的大背景下來進行，“人人皆可爲堯舜”、“塗之人可以爲禹”所強調的是，個人通過修身、齊家可以更好地去治國、平天下。浸淫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中，如來禅的文化指向也不再是虛無缥缈的天國，或個人的獨修獨行，而是當下社會中的現實之人。“一切衆生悉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逐漸成爲修禅者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的實際行動。隨緣而行，即心即佛，在日常的生活中開啓自心的智慧門，實現自我本性的覺悟，這成爲如來禅發展的方向。
如來禅受老莊玄學思想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老莊玄學所表現出的順應自然、適性逍遙的意境和“應物而無累于物”的精神追求，表達了中土人士希望在自然的和諧中實現人生理想的旨趣。如來禅在其發展過程深受此影響，從達摩的安心無爲、隨緣而行，到慧可、僧璨的身佛不二、任性逍遙，乃至神秀的“自然無礙解脫”，無不貫串著順自然之化的精神。如來禅的“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信心銘》)，通過確立清淨本心的自然自足而提倡一種無求無得、任性逍遙的自然修行生活，這是對道家自然主義哲學和人生態度的融會。如來禅所提倡的在當下的自然生活中來把握禅理，體悟真性，構成了如來禅的道家風采。後來的惠能南宗正是繼承了這一特色而把禅的中國化推向了新的高度。
如來禅對傳統繁瑣禅法的改造，也迎合了中國人崇尚簡易的心理。如來禅重視人的自然本心，強調體悟真性，自性覺悟，爲了實現解脫的目標，它兼融諸方便，並攝諸法門，又簡化修行方法，最終發展出了不假修習、直指人心的惠能南宗禅。無論是統治者、知識階層還是平民百姓都需要一種簡便易行的宗教以作爲自己的精神寄托，來安頓自己的身心，標榜“識心自度”的如來禅乃至惠能禅正即滿足了人們的精神需要。需要指出的是，如來禅在修行方法上既有直契心性的傾向，又兼采諸經教和諸方便，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如來禅既融入了中國文化的精神，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傳統佛教的特色。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如來禅在其展開中逐漸與中國小農經濟的生活方式結合起來，提倡農禅並作，爲印度禅向中國禅的過渡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自己生産，自己消費，這種經濟上的自給自足成爲日後禅宗叢林生活的主流。任繼愈先生曾提出：“禅宗思想中國化，首先在于使生産、生活中國化，把小農經濟的機製運用于寺院經濟生活。”(《禅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序)這是非常有見地的看法。
當以惠能爲代表的祖師禅登上中國佛教文化的舞臺，中國的如來禅便開始走向終結。如來禅與祖師禅並不是不相幹的兩種文化現象，而是同一條中國禅流的不同組成部分。如來禅與祖師禅的區分，從曆史發展來看，是對中國禅不同發展階段的曆史區分，而從思想文化上看，則也有不同思想傾向的文化意義。 從哲學思維的高度看，禅面臨著如何消除主觀與客觀的對立，如何將自我與外部世界融爲一體，從而從有限走向無限的問題。大致說來，如來禅基本遵循著我與天地萬物爲一的思路，“我”是一個主動者，主動地去追循客觀外境變化，通過積極的修行活動而去體悟真性，與道冥符，將小我融于大我之中而證得“如來之境”，獲得無限與永恒。而祖師禅則以心爲萬物之本，以般若無所得爲指導思想，倡內外無著、任運自在的解脫修行觀，並突出自性自悟、自我解脫，基本上是遵循著天地萬物與我爲一思路，自心清淨，頓現萬法，禅觀之境由外到內，實相與自性合一，心境泯然于圓滿自足的自心自性。這種不同的思維途徑曾對宋明理學和心學分別發生過重大的影響。
從語言文字的角度看，禅也有一個是否通過語言文字來覺悟真理的問題。語言文字是人類表達思維的工具，運用語言文字是人類進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當語言文字的含義確定之後，使用同一語言文字的人就會處于一種約定俗成的文化意識之中，形成一種共同的思維規則。這既方便了人們相互之間的交流，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人們思維的獨創性。如來禅的“藉教悟宗”可說是看到了語言文字的重要作用和局限性，它重視個體自我對佛理的理解與把握，力圖借助佛陀的言教來達到對佛法大義的根本覺悟。“悟宗”並非與經教完全絕緣，而是“藉教”而不執著于教，強調自心的證悟，希望能依靠內心的體驗而從總體上直接去領悟佛法的真谛——與道冥符。祖師禅正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強調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認爲真理是內心的體驗，是對世界和生活本身的直接把握，“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能用理智的和分析的方法，不能訴諸語言文字，“說似一物即不中”。祖師禅從根本上打破了人們日常運用語言文字來表達思想感情、陳述心理活動的習慣，采用獨特的方式和活潑的語言來啓發人們獨立思考，不拘經典教法而重領宗得意，將佛法真理融于平常的生活之中，化爲人們心靈的頓悟。
從宗教修行上看，信仰不僅是對某種東西絕對地相信，而且還是一種生活或生存的態度。人往往通過信仰來提升或優化自己的生存，這也是宗教修行的重要目的所在。如來禅主張觀心看淨，坐禅攝心，通過漸修而達到頓悟，獲得心靈的自由和幸福。在微妙至深的禅境中，人在心靈中將神性與人性劃上了等號，將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圓融地溝通了起來。心一旦覺悟，就實現了自我超越，便等同于佛了。人無需要苦苦地四處尋求，靠自心獲得解脫已成爲可能。這對于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又無法擺脫眼前痛苦的芸芸衆生來說，對于那些一心想超越現實的種種樊籬而去品嘗成佛喜悅的修行者來說，是具有何等的吸引力！祖師禅在如來禅的基礎上進一…
《如來禅與中國佛教文化》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