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步强调在当下现实的生活中不假渐修的顿悟，主张直了心性的觉悟成佛，并进一步破除外在的权威和形式化的修行方式，突出每个人的自我价值和自然生活的本身，通过张扬人的本性自由和创造力而提倡任心自在的生活，从回归本心中展示即心即佛的真谛，这不仅变革了佛教和如来禅的出世精神，而且也化解了宗教与世俗的差别，使禅行与生活融为一体。
祖师禅替代如来禅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如果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着眼，就可见其有深刻的原因。这其中既有禅师对人的生命存在的现实状态的批判性思考，也有对繁琐名相、经师之学的反动等内在原因，还有玄学的行意忘言与儒家的重视人生等学说的外在影响。而祖师禅虽然通过对如来禅的革新而使中国禅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面貌，在全国形成巨大规模，但一个事物发展到极端，往往会走向它自身的反面。祖师禅化解宗教与世俗的差别，在扩大宗教影响面的同时也淡化了宗教影响的力度。同时，祖师禅突出人性、人的价值和人的自我觉悟，大胆破除外在的权威和偶像，甚至要“逢佛杀佛，逢祖杀祖”，这种反传统的特色在给佛教界和整个中国思想界以强烈震憾的同时也从内部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破坏作用。因此，祖师禅在对整个中国思想界都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预示着中国佛教的趋于衰落。
三、如来禅与中国佛教文化
如来禅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佛教的中国化同步展开，又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特色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从汉魏小乘禅学的流传到魏晋大乘般若学的盛行，再进至南北朝时的佛性论和隋唐佛教的心性论，这既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进程，也是如来禅形成发展并演化为中国禅宗的佛教文化背景。如来禅的发展和特色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包括禅在内的佛教的中国化以及中国化佛教的特点。从佛教的发展来说，它在中土的展开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汉魏禅学重在修行解脱方式的介绍，魏晋般若学则转向了对其思想理论基础的探讨和研究，而南北朝佛性论则突出了解脱的主体和解脱的途径阶段等问题。就如来禅的发展来看，这也正是由汉代形式化的禅数之学经魏晋般若性空之学的洗礼，再与南北朝佛性论的结合而最终形成既离言扫相，又突出心性的如来禅的过程。从理论上看，中国早期佛教发生实际影响的主要是轮回转生、因果报应的教义，禅的实际社会影响则在数息守意、神通妙用。随着谈无说有的魏晋玄学的盛行，辨析假有性空的佛教般若学也大兴，禅的发展则表现出了禅智双运的时代呼声，具体表现为以般若思想来改造、发挥传统的禅学，般若禅一度时兴。当
中国佛学随着中国传统哲学的重心由本体论向心性论转移而由般若“真空”向涅“妙有”过渡，突出佛性心性问题时，禅学也由明心、修心而至安心，突出了反观心源的自性解脱。与佛教中国化同步展开的如来禅在坚持佛教基本精神的同时，融会了传统儒家的心性学说和道家的自然理论，为适应中土社会的需要而推进了佛教的中国化，为反映佛教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作出了特殊的努力。
如来禅是禅宗的早期状态，是佛教禅中国化的阶段性成果，表现出了许多与中国佛教共同的特点。中国佛教在理论上能包容佛教的各种不同的异说，不同的判教理论都给予大小乘、空有宗以不同的地位，虽有褒贬的倾向，但毕竟不加以排斥。特别是晋宋之际的竺道生以空融有、会通般若实相说和涅佛性论，开中国佛教的一代新风。自此以后，般若性空之学和涅佛性学说成中国佛学的两大理论主干，支撑着整个中国佛教理论的大厦。这种理论特色也充分体现在如来禅之中。从菩提达摩开始，就随顺中国佛教发展的方向，把般若的实相无相与清净的人心佛性结合起来，并以此作为整个禅学的理论基础。达摩以后，这一理论特色贯穿于整个如来禅的始终，并促成了南能北秀的分化和惠能祖师禅的出现。神秀北宗偏重依持清净心的“修”，惠能南宗突出对般若心性的“悟”，但它们都同时具有着般若和楞伽这两种思想倾向，只是侧重点各有不同而已。同时，如来禅将“藉教”只是看作“悟宗”的一种手段，并逐渐突出心悟而表现出离教的倾向，这就为它在采各种方便行法的同时能更好地会通诸经教，并为祖师禅不拘一师一说的“教外别传”开拓了道路。此外，如来禅和祖师禅的重顿悟、尚简易、面向社会人生以及突出心性解脱等等，也都表现了中国佛教的基本特点。
如来禅从融会印度佛教的大、小禅法，到贯通般若与楞伽的空、有宗理论，在开启人的心灵智慧门的基础上开出的新的禅流，以一种新的方式给人们生存状态带来新的文化前景，既安抚了人们空寂的心灵，又推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它自身也终于蔚为大观，演化出成为中国佛教发展主流的禅宗。
如来禅既与中国佛教的发展同步，又把中国佛教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引导中国佛教从注重佛法大义发展到依教修行，并反修行归结为修心，通过心悟去把握佛陀的精神，从而指引中土人士在佛教的基础上建构精神家园，真正体现了一种宗教情怀，这就是关怀每一个现实的人灵魂的升华、超越和解脱。惠能祖师禅正是循此而进一步发展，后来一统了中国佛教的天下。如来禅乃至以后的祖师禅突出人的自心自性，主张人人有佛性，离念或无念，回归清净的本性，即能觉悟成佛，实现解脱。这样就把解脱的主动权交到了每个人自己的手中，包含了在佛性和解脱面前人人平等这样一种争取平等和解放的合理思想，并因此而吸引了众多的信徒。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解脱的实现始终没有超出精神的领域，把人的平等和解放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归结为个人的自我体悟，但图脱离对社会现实的改造来实现个人的解脱，这最多只能只是一种美好的空想。从正面讲，它能调控人的心理，给人以精神安慰；从负面看，它也会对人的思想产生消极的精神麻醉作用，这是不应被忽视的。
内容丰富、形态多样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上千年的递嬗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外来的佛教经过不断的中国化而发展成为与中土儒、道并列的文化形态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发生着深刻而久远影响。如来禅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的主流之一，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基本精神，将追求精神的超越与人心的解脱作为宗教修行的宗旨，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形成了它鲜明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色。它在接受中国文化洗礼的过程中，融合吸收了孔孟儒家、老庄道家、魏晋玄学等的思想与方法，从人心、佛性的角度展开了人的解脱问题的探讨，并把这种探讨落实在具体的以安心为特色的宗教实践之中，既推动了中国哲学由本体论向心性论的过渡，又为惠能以来祖师禅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中国禅宗之所以能上承佛教中国化的传统，下开宋明理学的先河，并对文学、艺术乃至民间习俗等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与如来禅作为其主要的文化根源支撑其成长壮大是分不开的。
如来禅作为一种佛教文化现象，有着自己独特的风貌，同时又与其他文化形态和社会现象相联系而存在，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人类自我的生存问题或精神解脱问题，丰富了中国文化关于人生的学说。如来禅藉教悟宗的安心法门，自修自证、渐修顿悟的修行方便，趋善去恶、转染成净的道德追求，远离闹世、安于山林的生活态度，农禅并作的生产、生活方式等，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在随缘修心的基础上，回归自我善的本性，开发自我智慧的潜能，从而达到“灭尽生死，冥心入理”之境。这一切都为惠能禅宗所充分的继承并进而给予中
国传统文化以多方面的影响。
现在人们谈到佛教禅的社会文化影响，一般都只把注意力放在以惠能为代表的南宗禅，亦即祖师禅，而忽视了如来禅。其实，如果我们对禅宗形成发展的历史及其特点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就会发现，祖师禅的许多文化精神，都来自于对如来禅的继承和发挥，如来禅修心、安心的文化精髓不仅深深地植入了祖师禅中，而且与祖师禅一起在不同的方面，给予中国文化以多方面的影响。
对此，我们可以禅宗对后来的宋明新儒学产生的影响为例。宋明新儒学是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兼综各家学说，糅合儒佛道三教为一体而形成的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学术思想体系。宋明新儒学提出了“理”这个根本范畴，认为“理”是宇宙的本原，人生的根本，社会的最高原则，从而赋予它本体论的意义。但在把“理”同“性与天道”联系起来的理解中，宋明新儒学中又有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不同的思想倾向，这种不同思想倾向的出现与受到禅学的不同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程朱理学与如来禅相近，那么，陆王心学则与祖师禅相通。程朱理学强调“性即是理”，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因此理学主张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积习而贯通，这与如来禅的藉教悟宗、观心看净、渐修而顿悟非常相近。而陆王心学在把“理”作为最高范畴的同时，更突出“心即理”。陆九渊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一)王阳明进一步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言，心外无理，心外无义。”(《与王纯甫》)王阳明不仅将“心”视为宇宙之本，理之本，而且还将心看作是人先天具有的道德观念，即“良知”，他正是从“良知即是天理”出发，将自己的学问归结到“致良知”上，而所谓的“致良知”就是认识并恢复自心固有的天理，然后将它推极于事事物物。据此，陆王都强调“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者”，认为“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四)。这与祖师禅的万法在自心，我心即是佛，因而“自识本心，自见本性”(敦煌本《坛经》第15节)即可于一念中起真正般若观照而顿悟成佛，其相通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犹如心学是建立在理学的基础之上，没有理学雄厚的理论基础，就没有心学洋洋洒洒的发挥余地一样，祖师禅也是建立在如来禅的基础上，没有如来禅百多年艰苦的开创性工作和日臻完善的禅学理论，也不会有祖师禅在中国文化舞台上一千多年的潇洒风光。
总之，如来禅作为中国禅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独特的方式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总结这一份文化遗产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是我们应该继续努力做好的工作之一。
(原载中国哲学史1997年期 )
(作者：洪修平，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孙亦平，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如来禅与中国佛教文化》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