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惠能禅與中國傳統文化
洪修平
內容提要：本文認爲，從整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發展來看，惠能禅的地位與影響都是相當重要的。惠能禅堅持了佛陀創教的本懷，從佛教的根本精神出發，通過對傳統佛教的革新，在佛教基礎上建構了比較完整的儒佛道叁教合一的思想體系，這對宋明理學以儒爲基點的叁教合一、從而使傳統思想文化形成以儒爲主，以佛道爲輔的基本格局産生了重要的影響。惠能禅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相當密切，它既在傳統文化中形成，是佛教中國化邏輯發展的結果，最終又彙歸到傳統文化的大潮流中，成爲傳統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對中國哲學、倫理、文學、藝術等産生著廣泛而持久的深刻影響。
關鍵詞：惠能禅，叁教合一，中國傳統文化
作者：洪修平，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中國哲學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哲學系教授，博導
從整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發展來看，惠能禅的地位與影響都是相當重要的。惠能禅堅持了佛陀創教的本懷，從佛教的根本精神出發，通過對傳統佛教的革新，在佛教基礎上建構了比較完整的儒佛道叁教合一的思想體系，這對宋明理學以儒爲基點的叁教合一、從而使傳統思想文化形成以儒爲主，以佛道爲輔的基本格局産生了重要的影響。惠能禅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相當密切，它既在傳統文化中形成，是佛教中國化邏輯發展的結果，最終又彙歸到傳統文化的大潮流中，成爲傳統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惠能在堅持佛教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同時，大量融攝了傳統的思想和方法，特別是老莊玄學的自然主義哲學與人生態度以及儒家的心性學說，從而形成了他獨特的禅學理論和修行方法。惠能通過革新而引導中國佛教從關注佛法義理發展爲重在當下的修行，並把修行歸結爲修心，通過心悟去把握佛陀的精神，突出入的自心自性，主張人人有佛性，息除妄念以回歸清淨的本性，即能覺悟成佛，實現解脫。這不僅將印度佛教繁瑣的教義、複雜的修行簡單化，使中國的廣大民衆易懂易行，而月-把現實之人的當下解脫推到了突出的地位。正如西方宗教學創始人麥克斯·缪勒所說：“每個宗教，如果它在智慧與愚蠢之間，老年與青年之間形成一種連接力，那它必定是適應力強的，必定是又高又深又廣的。它能夠承擔一切，信仰一切，希望一切，忍受一切。它越是如此，它的生命力越大，它所包含的力量和熱情也越強烈。，”門惠能南宗禅正是高舉“即心即佛”的旗號，適應了不同人的精神需要而得到人們的普遍信仰，從而在唐中期以後日趨繁興。惠能禅以它那獨具的思想與方法和特殊的力量與熱情不斷地撞擊著中國人的心靈，並隨著曆史的發展而滲透到傳統文化的諸多形態之中，特別是由于引發了文人士大夫的好禅參禅而加深了這種滲透，對中國哲學、倫理、文學、藝術、書法、繪畫等産生著持久的影響力。惠能禅既是在中國傳統文化氛圍中孕育出來的一朵奇葩，同時它的襲人芬芳也熏習著中國傳統文化。
惠能禅對中國哲學的影響是很深刻的。從中國傳統哲學的發展來看，曾出現過幾次比較大的轉折，以宇宙論爲主的先秦兩漢哲學發展到以本體論爲主的魏晉玄學，又經南北朝隋唐的心性學說而轉入了宋明理學。惠能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論是心性論，他的“自性頓現萬法”從宗教頓悟的角度表達了他特有的本體論思想，但其理論的重心始終落實在自我心性，強調本淨的自心自性圓滿具足一切，以論證自我解脫的可能性與必要性。正是這種心性論構成了整個中國哲學發展史上的一個極重要的中介環節。它上承佛教中國化的傳統，下開宋明理學的先河，具有承上啓下的重要作用。融本體論與心性論爲一體的惠能禅學是在佛教基礎上的叁教合一，但它爲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過渡到宋明理學，回到以儒家爲本位的叁教合一，提供了模式與經驗，促進了宋明理學的産生。
宋明理學複興儒學，吸收並利用了大量佛教禅學與道家道教的思想內容。宋儒的崇“四書”，談性理，重修養，無不體現出佛教特別是惠能禅宗思想影響的存在。程朱“理一分殊”的理事說與陸王“心即宇宙”的一體同仁說，都與禅宗思想有著直接的理論淵源關系。就連張載，他雖然反佛，但他的人性論區分了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要人通過“變化氣質”而反歸于天地之性，他那“不萌于見聞”的“德性之知”能達到“視天下無一物非我”之境，這種思想顯然仍受到了禅宗的自淨其心與識心見性的影響。
就禅宗對宋明理學的影響而言，惠能南宗對陸王心學的影響比較更大些。例如心學的集大成者王陽明著名的“王門四句教”稱“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而“知善知惡是良知”，這與惠能禅宗的心性本覺、無念本掙，顯然是相通的。王陽明以“靈明”解說“心”，認爲靈明充塞天地，爲萬物之主，這與惠能弟子神會的“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就更是一脈相承。因此，在王陽明洋洋灑灑的心學中，有一個獨特的表征，就是具有“禅宗式的智慧”。他那花開花落不在心外的表述，甚至連語言都與《壇經》的“仁者心動”相一致。在修學方法上，陸九淵的“先立乎其大者”，“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與惠能南宗禅的“頓見佛性，漸修因緣”，“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刹那間，妄念俱滅”等也非常相通。當然，這裏只是從哲學思維和方法上講，若就內容而言，惠能禅學與陸王心學一個立足于儒家倫理，一個致力于自性解脫，兩者還是迥異其趣的。
佛教信仰是內在于人心的，它往往需要借助于各種文化載體表現出來，以增加其感染力。因此，佛教與文學藝術有時可以相得益彰。惠能禅本來是以“不立文字”相標榜的，強調“以心傳心”、“見性成佛”，在當下現實之心中證悟宇宙人生的真谛和自家生命的底蘊。爲了表達因人而異的“不可言說”的禅悟境界或啓發學人自證自悟，禅門中往往把禅的意境與人們熟知的文學藝術形式相結合，以展示其深邃的宗教意義。因此，惠能禅宗對唐宋以後的文學藝術等也都發生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其突出的表現就是對詩歌的影響。
在唐代的佛教文學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禅詩的盛行。所謂禅詩，主要是指表達禅宗理趣、意境或所謂
“禅悟”的詩歌作品。由于禅和詩都比較強調內心的體驗和感悟，在表達上追求可以意會而不可言傳的“言外之旨”、
“文外之韻”，因而兩者就很自然地結合到一起。正如元好問在《嵩和尚頌序》中所說的：“詩爲禅客添花錦，禅是詩家切玉刀”。“以禅入詩”逐漸發展爲詩壇的一種時尚。禅詩的作者大致有兩類，一類是與禅師交往密切、深受禅宗影響的文人士大夫，他們以禅入詩，爲璀璨的唐詩注入了新的意蘊：另一類是禅師本人采用了詩歌、偈頌等形式來表達“不可言說”的禅理禅境。
禅門中留下的許多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中有不少是非常優美的詩句。例如玄覺的《永嘉證道歌》中雲：“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
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唐代著名詩僧皎然的《送維諒上人歸洞庭》詩雲：“從來湖上勝人間，遠愛浮雲獨自還。孤月空天見心地，寥寥一水鏡中天。”這些詩表面上談的是山水、浮雲、風月，但在筆墨之間卻處處流露著濃濃的禅意，字裏行間浮現的空靈清淨、安甯閑適的態度，正是詩作者在克服了主客觀二元對立，擺脫了狹隘與有限之後，心境豁然開朗的反映。雖然山還是那座山，水還是那汪水，然而詩人的境界不同了，對外界事物的感受也不同了，這實際上也是惠能禅“即心即佛”思想的活的靈魂。當代美國宗教學家斯特倫曾說：“人們對美的領悟就成爲一種力量，它在藝術家與觀衆身上創造了真正“肯定”(或積極)的東西。在富有創造的表現形式裏，觀衆或聽衆與藝術家結合起來，因爲他們雙方全都置身于審美感受所具有的和諧、神秘、充滿活力的氛圍之中。藝術家所表現的東西，具有一種引導觀衆進入新境界的能力。”門禅詩所創造的意境具有一種感染力，促使人們在對宇宙萬物自然美的體悟中了達生命的真谛。詩歌在禅師們那裏成爲表達終極實在與證悟境界的一種手段。
在禅師們以禅入詩、以詩說禅的同時，唐代許多著名詩人受惠能禅宗無念無相、隨緣任運的影響，也寫下了不少表達禅理禅趣的精美詩篇，爲唐詩這一中國文學園地中的奇葩增添了奪目的光彩。其中最突出的是有“詩佛”之譽的王維，他的山水詩被認爲是禅詩中的極品。例如千古不朽的名篇《鹿柴》中說：“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複照青苔上。”又如《鳥鳴澗》：“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這些詩篇。寥寥數句，給人留下了山水自然之景，幽深玄寂之境，並表達了一種色空雙離、人我兩忘和無執無著、任運自在的禅宗人生哲學，其空靈、超脫、恬淡的意蘊令人玩味不盡，真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柳宗元的《江雪》也是一首飽含禅味的絕句，一向脍炙人口：“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這類充滿禅意的詩篇在唐詩中占了相當的比例。入宋以後，許多文人士大夫熱衷于參禅或與禅僧交往，也留下了不少富含禅意的詩詞。例如蘇東坡的《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些看上去平淡無奇的詩篇都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詩人在心靈中對佛理禅趣的一種領悟。
在惠能禅宗思想的影響下，中唐以後還開始出現了把禅與詩結合起來論說的觀點，至宋代，“以禅喻詩”、“以禅論詩”的新詩論更是得到了普遍流行。所謂“以禅喻詩”，就是把參禅與作詩相比擬，以禅理來說明詩歌的創作、欣賞和評論。例如吳可、龔相和趙蕃等分別在各自所寫的《學詩詩》中都反複強調了“學詩渾似學參禅”，以至于此語幾乎成爲當時文人的一句“口頭禅”。至南宋嚴羽的《滄浪詩話》而逐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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