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佛教的興起，在明代就已令人矚目。明代文學家宋濂、袁氏叁兄弟、思想家李贽、焦蛇等都是著名的佛教居士，他們不僅信佛研佛，而且都留下了佛學方面的專著。到清代時，佛教界的佛學研究十分蕭條，在家居士的研佛弘佛成爲這個時期佛教的主要支柱。例如大思想家王夫之的學術興趣就十分廣泛，在佛學方面曾著有《相宗絡索》和《叁藏法師八識規矩論贊》等，開了清代在家研佛的先風。緊接其後的著名居士有宋文森、畢奇、周夢顔、彭紹升、羅有高、汪缙等，其中以彭紹升影響爲最大，曾著有《居士傳》等。
在清代影響最大的佛教居士是創辦了金陵刻經處的楊文會。楊文會以“教在賢首，行在彌陀”爲宗旨，對淨土、華嚴、禅宗、唯識和因明等都很有研究。他十分推崇《大乘起信論》，並調和性相二宗，在宗教實踐上則倡導“念佛往生淨土法門”。其一生著述很多，有《楊仁山居土遺著》十冊流通于世，對近代中國佛學有一定的影響。但楊文會對近代佛教的主要貢獻並不在他的佛學研究，而在他的刻經事業，特別是爲了刻經流通而創辦的金陵刻經處，對近代佛教文化的複興産生了極大的影響。楊文會的弟子很多，其中的佼佼者有僧人太虛和居士歐陽竟無等；，著名的學者章太炎、譚嗣同等也都是他的學生。學者和居士研佛，並有所成就，遂成爲近代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大特色。
居士佛教的興起，進一步推進了中國佛學的人世趨向，近代人間佛教的産生與居士佛教的發展密切相關。
叁、近現代佛學的複興與A間佛教的提出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漸淪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西方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入侵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亘古未有的強勁沖擊，使中國社會面臨著深刻的危機，也給中國佛教的發展帶來了深刻的影響。一批有識之士有鑒于佛教的衰落而發起的佛教改革運動，開創了中國佛教發展的新時代。
1．佛教的衰落與複興
近代佛教思想文化與近代中國社會密切相連，它既是古代佛教思想文化的延續，又帶有顯著的新時代的特征。由于近代中國社會的風雲變幻和民族的多災多難，傳統佛教在近代明顯地衰落了，然而也正是近代中國社會的現實，刺激了佛教思想文化的複興與發展。
近代佛教的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清代自嘉慶、道光以後就國勢衰落，中國封建社會在洋槍洋炮和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下逐漸解體，長期以來與封建社會大致相適應的傳統佛教也呈現出一片衰敗的景象。晚清政府對佛教采取了比較嚴厲的限製政策，太平天國運動更是使佛教寺院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壞，再加上佛教自身的腐敗墮落，傳統佛教幾乎奄奄一息。
近代佛教的衰落表現在教理荒蕪、教製松弛和教産攘奪等許多方面。在教理方面，近代佛教在走向民間與世俗信仰相融合的同時也日趨與鬼神迷信等群衆的落後觀念相結合，修行求解脫的佛教逐漸演化爲專事各種忏法、專做各種法事以求福消災或超度亡靈的佛教，一些僧尼甚至從信奉佛教轉爲以佛教爲謀生的手段，因而也就談不上對佛教作理論上的探索了。在教製方面，佛教存在著濫剃度、濫傳戒、濫住持的所謂“叁濫”的嚴重狀況，許多僧尼不守戒律，徒有出家之名而無學佛修行之實，有的甚至遊手好閑，生活腐化，教團中門戶之見也相當嚴重。在教産方面，近代以來，各地寺院雖然仍有較爲厚實的經濟基礎，但鑒于當時佛教的衰敗無用和少數住持占寺産爲已有，各地侵占寺産的事件時有發生，寺産的被侵奪使奄奄一息的佛教更趨衰落。
面對佛教的種種衰敗景象，太虛法師等許多佛教界人士大聲疾呼革新佛教，並結合時代的需要而發起了佛教的複興運動。歐陽竟無等一批居士佛教學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令人矚目。而譚嗣同、章太炎等思想家出于變法或革命的需要而對佛學的研究和闡揚，也在客觀上大大推動了近代佛教的複興運動。
近代佛教文化的複興，表現在許多方面。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許多佛教僧侶、居士及有影響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都積極致力于佛學研究；二是在楊文會創辦金陵刻經處的影響下，全國各地紛紛成立了刻經處或佛經流通處，佛書大量出版，佛經重新流通；叁是各種類型的佛學院在南京、上海、武昌、廈門、北京等地先後創辦，爲近代佛教事業培養了一大批僧伽和佛學研究人才；四是各種佛教組織和佛學研究團體大量湧現，一些佛教團體所辦的學校、醫院等社會慈善事業也有相當的發展；五是上百種佛教刊物如雨後春筍般地在全國各地出版；六是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在這個時期也相當活躍，許多僧人前往印度、日本、斯裏蘭卡等地求法學佛，回國後爲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貢獻。
佛教文化在近代得以複興，與不少思想家面臨“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而力圖從佛學中尋找政治變法或社會變革的思想武器有密切的關系，與佛教本身強調“無我”、“無畏”、重視“度人”和主體精神的作用等特點也有很大的關系，特別是佛教“萬法唯識”的理論可以被改造發揮爲在變革社會的過程中高揚自我意識，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因此，在近代複興的佛學中法相唯識學成爲最突出的顯學，而面向現實社會人生的“人間佛教”則成爲近代佛教文化思潮的主流。
2．佛教研究的團體與人物
近代佛教文化的複興與佛教研究團體和佛教教學機構的大量出現以及許多重要人物積極投身于佛學研究是聯系在一起的。在諸多的佛學院和佛學研究團體中，以武昌佛學院、支那內學院和韓清靜主持的叁時學會在近代佛教史上的地位最爲重要。武昌佛學院是中國近代佛教史上最早的一所正式的綜合性的佛學院，由太虛法師1922年創辦，數十年中，爲近代佛教的振興培養了一大批新型的佛學研究人才。近代以來僧界的一些有學問的法師，不少都來自這所佛學院，他們成爲近代佛教史上弘揚佛法的重要力量。支那內學院是佛教居士歐陽竟無1922年在金陵刻經處的基礎上創辦的。內學院與武昌佛學院以僧人爲主不同，是以佛教居士爲骨幹的佛學教研機構，它在講、研佛學和編刻佛經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就，並以對法相唯識學的教學和研究著稱于世。梁啓超、湯用彤、梁漱溟等近現代史上的著名學者都曾在內學院學習過。支那內學院對近代佛教文化的複興是起了巨大作用的。叁時學會是由佛教居士韓清淨等人于1927年在北京成立的研究法相唯識學的學術團體，與歐陽竟無在南京創辦的支那內學院南北呼應，成爲北方研究法相唯識學的中心，時有“南歐北韓”之稱。叁時學會與支那內學院一起，共同推進了近代佛教唯識學的研究和唯識學的複興。
在近代佛教文化史上，從事佛學研究的或對近代佛教文化作出過重要貢獻的人物，情況比較複雜。其中有的是專治佛學的，有的是兼治佛學的；有的是治佛學而又信仰佛教的，有的是治佛學卻並不信仰佛教的；有的是作純學術的研究，有的是作摻雜了一定信仰成分的學術研究，還有的則是爲了從佛教中尋求變法或革命的思想武器而研究佛學的。而站在佛教立場上研究佛學的，也有以振興佛教爲己任的僧侶的研究和立志在家護持佛法的居士的研究之區別。這些佛學研究的人物，很多都在近現代佛學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重要的思想家有龔自珍、魏源、康有爲、譚嗣同、梁啓超、楊度、章太炎等，重要的僧侶學者有敬安、谛閑、應慈、圓瑛、弘一、曼殊等，重要的居士學者有歐陽竟無、韓清淨等，重要的學術研究專家則有陳垣、熊十力、胡適、呂激、湯用彤、梁漱溟等。這些佛學研究者對佛學的不同研究，從不同的方面爲近代佛學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的更新與發展及佛教文化的複興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3．革新運動與人間佛教
近現代中國佛學的複興與佛教的革新運動有密切的關系，近現代中國佛教的發展及其特點與“人間佛教”也緊密相連，而佛教革新運動和人間佛教的提倡與推行，又與近代佛教史上的著名高僧太虛法師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近代以來許多受革命思想影響的思想家、僧侶和居士都大聲疾呼革新佛教。太虛受時代革命思潮的影響，也欲以“佛化救國救天下”，立志“根據佛教的真理，適應現代的國家和社會，使頹廢的佛教複興起來”。他于1913年正式提出了教理、教製、教産“叁大革命”的口號，號召重視人生，興起了佛教革新運動，在其後數年內，他又寫了《整頓僧伽製度論》等許多重要的文章，補充和完善自己的佛教革新思想，並提出改革佛教的具體主張，倡導建立新的僧團製度，推進“佛教複興運動”，這在佛教界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並對近代佛教的發展産生了深刻的影響，太虛本人也因此而成爲近代佛教革新和複興運動的領袖人物。
太虛倡導的佛教革新運動雖然沒有取得完全的成功，但佛教革新運動所提倡的“人間佛教”的基本精神卻對近現代佛教發展的走向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太虛在倡導佛教革新、推動佛教複興的過程中，曾寫下了許多文章並發表了大量的講話，積極提倡建設“人間佛教”。所謂“人間佛教”就是在人間發揚大乘佛教救世度人的精神，多關注現生問題，多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致力于推動人類的進步和世界的改善，建設人間淨土。在提倡人間佛教的時候，太虛特別強調了建設人間淨土。他認爲，當下的人世間確實是不完美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必須離開這個惡濁之世而另求清淨之世，相反，人們應該努力改造這個不完美的世界，致力于在人間創造淨土。他強調，淨土是要人創造的，把當下不完美的人間創造成淨土是可能的。
太虛所積極倡導的建設人間佛教、人間淨土，就其實質而言，就是要把出世的佛教改造爲人世的佛教，把佛教的出世法與世間法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而這其實也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對大乘佛教人世趨向特別是唐宋以後中國佛教人世化、人生化傾向的繼承和進一步發展。太虛倡導的“人間佛教”，不僅在當時就引起強烈反響，而且對近現代中國佛教的發展也産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太虛以後的中國佛教可以說正是一步步逐漸走上了“人間佛教”的道路。
不難看出，近現代佛學的複興無論從其變革社會的初衷、對法相唯識學的複興，還是人間佛教的提出，都帶有強烈的人世特征。
《中國佛學精神的形成與發展》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