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的《十住毗婆沙论·易行品》而立“难行”、“易行”二道。认为世风混浊，依靠自力解脱，是“难行道”，而靠佛的愿力，即借“他力”而往生西方净土则是“易行道”。昙鸾还提出，只要一心称念阿弥陀佛名号，死后就可以往生佛国乐土。隋唐时的道绰进一步发挥了昙鸾的思想和修行方法，其所著《安乐集》依难行道、易行道之说而大倡净土门，其本人且身体力行，专以“称名念佛”为务，为其弟子善导创立净土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善导大力弘传念佛法门，并著述解说为何念佛及如何念佛，较完备地组成了净土宗的宗义及行仪，最终完成了净土宗的创立。
净土宗奉为主要经典的有“三经一论”，即《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和世亲的《往生论》。这些经论都宣扬阿弥陀佛西方净土是一个极乐世界，众生只要信仰阿弥陀佛，并称念其名号，临终便可往生。净土宗提倡这种简便易行的修习法门，认为不必广研佛典，也无需静坐苦修，只需信愿行俱足，一心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可进入极乐世界。由于净土信仰教义简单，法门易行，因而很快就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唐武宗灭佛后，一些依赖寺院经济和章疏典籍的佛教宗派相继式微，而净土信仰却依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净土宗后与禅宗合流，禅净双修成为唐宋以后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
除以上佛教宗派外，隋唐时还有律宗、密宗以及一度流行的三阶教。总体而言，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形成一般是建立在立足自宗，批判、总结、会通不同经典不同学派思想的判教思想之基础上的，其理论体系的建构具有很强的圆融性。同时，为适应中土传统文化环境，隋唐宗派佛学对传统儒道思想观念有充分的吸收融合，形成了区别于印度佛学的人文精神、伦理精神和自然精神等中国佛学精神。
第三节 中国佛学精神的渗透
宋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转折时期。唐末的武宗灭法、黄巢农民起义以及五代后周世宗的灭佛等，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打击甚大，一些依靠帝王支持而兴起的宗派如法相唯识宗和华严宗等都从此一蹶不振，中国佛学的发展也趋于衰落，就佛学理论而言，人宋以后便少有新的发展和突破。不过，宋代以后，中国佛学的发展呈现出向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广泛渗透的趋势，佛教义理与宋代儒学的结合、禅净合流与民间信仰的结合，都为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开辟了新的天地。明清时期，中国佛教的发展处于停滞阶段，理论学说方面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不过在一些居士中却出现了一股研究佛学的风气，形成了这个时期佛学的一个亮点，并对近代佛教文化的复兴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入帘以后佛学的衰微与佛教的持续发展
人宋以后，中国佛学的发展走上了由盛而衰的道路。从思想上看，宋明理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了佛教的思辨理论等有价值的东西，同时摒弃了佛教的出世主义的价值取向，这也使佛教日益丧失了其理论的独特价值。同时，在理学被定于二尊的文化背景下，佛教为了生存与发展，日趋向宋明理学靠拢，强调与儒、道等传统思想文化的融合，在以新儒学为主的三教合一的学术思想发展大趋势中，佛教自身的理论学说，也就日趋衰微。
然而，由于人宋以后大多数统治者仍然对佛教采取了扶植利用的政策，而佛教的对内强调禅净教合一、对外主张儒佛道合流，也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佛教的发展，因而在佛学趋于衰微的同时，佛教依然在持续地发展，有些宗派，特别是禅宗和净土宗，还有进一步的流传，若就佛教传播的范围和在中国社会文化及民众中的影响而言，这个时期的佛教发展甚至可以说并不逊于唐代。时间上与北宋、南宋大致相应的辽和金两代，在中国的北方对佛教也采取了信奉和支持的态度，因而佛教也有一定的发展。元代则主要崇奉喇嘛教，并形成了它所特有的帝师制度，而汉地原有的佛教诸宗在元代也大都余绪未绝，继续存在。至明清时期，虽然佛教的许多宗派都名存实亡，仅存形式而已，但在与民间信仰的结合中，佛教与民俗进一步调和，其某些教义也更加深人人心。
由于统治者宗教政策的不同和历史的变迁，人宋以后的佛教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但从总体上看，禅净教的融合成为这个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的一道令人瞩目的风景线。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各宗本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修行方法，但中唐以后，各宗之间出现了融合的趋向，宋代以后，各宗的相互融摄更加紧密。从最初的禅教一致，发展到后来的各宗与净土合一，最后，以禅净合一为中心而形成了禅净教大融合的总趋势。在禅净教日趋融合的同时，佛教与传统儒道的融合也进一步加深，唐宋之际形成的三教合一的思潮逐渐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三教合一构成了近千年中国思想发展的总画面。明清时期，大多数佛教宗派都已徒有其名，只有禅宗和净土思想仍在社会上传播，但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不仅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而且对整个社会心理和民族习俗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佛教思想与民间信仰的结合，佛教节日与民俗的打成一片，成为明清以来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特色。
宋代理学家复兴儒学，吸收并利用了大量佛教的思想内容和思辨方法。宋代许多理学家出入于佛老，以儒学为基点而实现了“三教合一”。这一方面决定了这个时期佛教儒学化的加深，另一方面也使这个时期的儒学深深地打上了佛学的烙印。
由于宋明新儒学适合封建社会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而成为官方正统的思想意识形态，因而佛教在自身的发展中进一步加强了与儒家的融合以及对儒学的依附。例如宋代名僧孤山智圆就曾大力强调“修身以儒，治心以释”，认为“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由此“释氏之道”也就无以行；契嵩禅师在其著的《辅教篇》中更是“拟儒《孝经>)，发明佛意”，并提出了“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的观点，认为追求出世的佛教比儒家更尊崇孝道。在理论上，宋代佛学继承了隋唐时期佛学对心性问题的关注，并在理学的影响下发挥了理事不二、无心解脱等思想，对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宋代以后佛学理论虽然没有很大的发展，但隋唐时形成的佛教各个宗派，除三论宗、三阶教等之外，大都仍继续维持，并在传播发展中形成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佛教诸宗中最为流行的是禅宗。在宋代，惠能南宗门下分化出的沩仰宗、临济宗、法眼宗、云门宗和曹洞宗等五家禅中，沩仰宗已经不传，法眼宗虽在宋初盛极一时，不久也就衰落了，而曹洞宗在宋初则比较消沉，盛行于各地的主要是云门和临济两宗。特别是临济宗，由杨岐方会和黄龙慧南分别开创了杨岐、黄龙两派(与五家禅合称五家七宗)，曾盛极一时。其中杨岐派一直延续至近现代。净土宗也是人宋以后比较盛行的佛教宗派，但由于其他各宗都兼修净土法门，这一方面促进了净土信仰的广为传播，另一方面也使纯粹的净土信仰少了，典型的净土宗在与其他各宗的相涉中逐渐失去了其本宗的特色和独立的风貌，这成为宋以后净土宗的重要特点之一。
宋代佛教与理学的关系十分密切。理学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深受佛教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宋儒的崇《四书》，谈性理，重修养等，都表现出了“出入于佛老”的特点。在理论上，宋明理学提出了“理”这个根本范畴，并赋予它以本体的意义，认为“理”是宇宙的本原，人生的根本，社会的最高原则。在把“理”与“性与天道”联系起来的理解中，宋明理学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学的影响。例如程朱理学强调“性即是理”，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为了说明一理与万理的关系，他们又以佛教常用的“月印万川”之喻来说明“理一分殊”的道理，还吸取佛教的僧侣主义来展开对人心道心、天理人欲的论述。而陆乇心学在把“理”作为最高范畴的同时，更突出了“心即理”。陆九渊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王阳明进一步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言，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同时，王阳明还将心看作是人先天具有的道德观念，即“良知”，他正是从“良知即是天理”出发将自己的学问归结到“致良知”上，而所谓的“致良知”就是认识并恢复自心固有的天理，然后将它推及于事事物物。据此，陆、王强调“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者”，认为“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这与佛教禅宗强调的万法在自心，我心即是佛，因而“自识本心，白见本性”即可于一念中起真正般若观照而顿悟成佛，其相通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佛教的思想和方法日益为宋明理学所吸收而成为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自身的理论发展则日趋衰微。
宋代以后佛教的禅净教大融合以及三教合一的趋势，将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发挥到极致，而这一时期，佛教义理与宋明理学的结合、禅净合流与民间信仰的结合，使佛教思想观念向社会文化各领域广泛渗透，客观上也推进了中国佛学的人世趋向。
二、明清佛教的停滞与居士佛学的兴起
明清时期的中国佛教几乎完全处于停滞阶段，不但理论上没有什么新的发展，而且原有的佛教宗派除禅宗之外，大多数也只是余绪仅存，已谈不上自立门户的独立发展。即使是禅宗，也已缺少了隋唐时期的勃勃生机，禅净教合一成为这个时期佛教的重要特点。
明清时期思想文化的主流，仍然是以儒学为主导，佛道则处于辅助地位。佛学在三教合一的潮流中虽然没有什么大的理论进展，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在居士中却出现了一股研究佛学的风气，并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居士佛教的兴起对明末和清代佛教的一度复兴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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