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的《十住毗婆沙論·易行品》而立“難行”、“易行”二道。認爲世風混濁，依靠自力解脫，是“難行道”，而靠佛的願力，即借“他力”而往生西方淨土則是“易行道”。昙鸾還提出，只要一心稱念阿彌陀佛名號，死後就可以往生佛國樂土。隋唐時的道綽進一步發揮了昙鸾的思想和修行方法，其所著《安樂集》依難行道、易行道之說而大倡淨土門，其本人且身體力行，專以“稱名念佛”爲務，爲其弟子善導創立淨土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善導大力弘傳念佛法門，並著述解說爲何念佛及如何念佛，較完備地組成了淨土宗的宗義及行儀，最終完成了淨土宗的創立。
淨土宗奉爲主要經典的有“叁經一論”，即《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阿彌陀經>>和世親的《往生論》。這些經論都宣揚阿彌陀佛西方淨土是一個極樂世界，衆生只要信仰阿彌陀佛，並稱念其名號，臨終便可往生。淨土宗提倡這種簡便易行的修習法門，認爲不必廣研佛典，也無需靜坐苦修，只需信願行俱足，一心稱念阿彌陀佛的名號，就可進入極樂世界。由于淨土信仰教義簡單，法門易行，因而很快就在社會上流傳開來。唐武宗滅佛後，一些依賴寺院經濟和章疏典籍的佛教宗派相繼式微，而淨土信仰卻依然在社會上廣爲流傳。淨土宗後與禅宗合流，禅淨雙修成爲唐宋以後中國佛教發展的基本特點之一。
除以上佛教宗派外，隋唐時還有律宗、密宗以及一度流行的叁階教。總體而言，中國化佛教宗派的形成一般是建立在立足自宗，批判、總結、會通不同經典不同學派思想的判教思想之基礎上的，其理論體系的建構具有很強的圓融性。同時，爲適應中土傳統文化環境，隋唐宗派佛學對傳統儒道思想觀念有充分的吸收融合，形成了區別于印度佛學的人文精神、倫理精神和自然精神等中國佛學精神。
第叁節 中國佛學精神的滲透
宋代是中國佛教發展的轉折時期。唐末的武宗滅法、黃巢農民起義以及五代後周世宗的滅佛等，對中國佛教的發展打擊甚大，一些依靠帝王支持而興起的宗派如法相唯識宗和華嚴宗等都從此一蹶不振，中國佛學的發展也趨于衰落，就佛學理論而言，人宋以後便少有新的發展和突破。不過，宋代以後，中國佛學的發展呈現出向社會生活和文化領域廣泛滲透的趨勢，佛教義理與宋代儒學的結合、禅淨合流與民間信仰的結合，都爲佛教在中土的傳播開辟了新的天地。明清時期，中國佛教的發展處于停滯階段，理論學說方面也基本上沒有什麼新的進展，不過在一些居士中卻出現了一股研究佛學的風氣，形成了這個時期佛學的一個亮點，並對近代佛教文化的複興發生了一定的影響。
一、入簾以後佛學的衰微與佛教的持續發展
人宋以後，中國佛學的發展走上了由盛而衰的道路。從思想上看，宋明理學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大量吸收了佛教的思辨理論等有價值的東西，同時摒棄了佛教的出世主義的價值取向，這也使佛教日益喪失了其理論的獨特價值。同時，在理學被定于二尊的文化背景下，佛教爲了生存與發展，日趨向宋明理學靠攏，強調與儒、道等傳統思想文化的融合，在以新儒學爲主的叁教合一的學術思想發展大趨勢中，佛教自身的理論學說，也就日趨衰微。
然而，由于人宋以後大多數統治者仍然對佛教采取了扶植利用的政策，而佛教的對內強調禅淨教合一、對外主張儒佛道合流，也在一定程度上維系著佛教的發展，因而在佛學趨于衰微的同時，佛教依然在持續地發展，有些宗派，特別是禅宗和淨土宗，還有進一步的流傳，若就佛教傳播的範圍和在中國社會文化及民衆中的影響而言，這個時期的佛教發展甚至可以說並不遜于唐代。時間上與北宋、南宋大致相應的遼和金兩代，在中國的北方對佛教也采取了信奉和支持的態度，因而佛教也有一定的發展。元代則主要崇奉喇嘛教，並形成了它所特有的帝師製度，而漢地原有的佛教諸宗在元代也大都余緒未絕，繼續存在。至明清時期，雖然佛教的許多宗派都名存實亡，僅存形式而已，但在與民間信仰的結合中，佛教與民俗進一步調和，其某些教義也更加深人人心。
由于統治者宗教政策的不同和曆史的變遷，人宋以後的佛教在不同的地區和不同的時代表現出了不同的特點。但從總體上看，禅淨教的融合成爲這個時期中國佛教發展的一道令人矚目的風景線。隋唐時期形成的佛教各宗本都有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和修行方法，但中唐以後，各宗之間出現了融合的趨向，宋代以後，各宗的相互融攝更加緊密。從最初的禅教一致，發展到後來的各宗與淨土合一，最後，以禅淨合一爲中心而形成了禅淨教大融合的總趨勢。在禅淨教日趨融合的同時，佛教與傳統儒道的融合也進一步加深，唐宋之際形成的叁教合一的思潮逐漸成爲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主流，以儒家學說爲基礎的叁教合一構成了近千年中國思想發展的總畫面。明清時期，大多數佛教宗派都已徒有其名，只有禅宗和淨土思想仍在社會上傳播，但完全中國化了的佛教不僅深刻地影響到了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而且對整個社會心理和民族習俗都産生了極爲深刻的影響，佛教思想與民間信仰的結合，佛教節日與民俗的打成一片，成爲明清以來中國佛教發展的基本特色。
宋代理學家複興儒學，吸收並利用了大量佛教的思想內容和思辨方法。宋代許多理學家出入于佛老，以儒學爲基點而實現了“叁教合一”。這一方面決定了這個時期佛教儒學化的加深，另一方面也使這個時期的儒學深深地打上了佛學的烙印。
由于宋明新儒學適合封建社會強化中央集權的需要而成爲官方正統的思想意識形態，因而佛教在自身的發展中進一步加強了與儒家的融合以及對儒學的依附。例如宋代名僧孤山智圓就曾大力強調“修身以儒，治心以釋”，認爲“非仲尼之教，則國無以治，家無以甯，身無以安”，由此“釋氏之道”也就無以行；契嵩禅師在其著的《輔教篇》中更是“擬儒《孝經>)，發明佛意”，並提出了“夫孝，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的觀點，認爲追求出世的佛教比儒家更尊崇孝道。在理論上，宋代佛學繼承了隋唐時期佛學對心性問題的關注，並在理學的影響下發揮了理事不二、無心解脫等思想，對宋明理學的進一步發展有一定的影響。
宋代以後佛學理論雖然沒有很大的發展，但隋唐時形成的佛教各個宗派，除叁論宗、叁階教等之外，大都仍繼續維持，並在傳播發展中形成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點。佛教諸宗中最爲流行的是禅宗。在宋代，惠能南宗門下分化出的沩仰宗、臨濟宗、法眼宗、雲門宗和曹洞宗等五家禅中，沩仰宗已經不傳，法眼宗雖在宋初盛極一時，不久也就衰落了，而曹洞宗在宋初則比較消沈，盛行于各地的主要是雲門和臨濟兩宗。特別是臨濟宗，由楊岐方會和黃龍慧南分別開創了楊岐、黃龍兩派(與五家禅合稱五家七宗)，曾盛極一時。其中楊岐派一直延續至近現代。淨土宗也是人宋以後比較盛行的佛教宗派，但由于其他各宗都兼修淨土法門，這一方面促進了淨土信仰的廣爲傳播，另一方面也使純粹的淨土信仰少了，典型的淨土宗在與其他各宗的相涉中逐漸失去了其本宗的特色和獨立的風貌，這成爲宋以後淨土宗的重要特點之一。
宋代佛教與理學的關系十分密切。理學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都深受佛教的影響，這種影響表現在許多方面。例如宋儒的崇《四書》，談性理，重修養等，都表現出了“出入于佛老”的特點。在理論上，宋明理學提出了“理”這個根本範疇，並賦予它以本體的意義，認爲“理”是宇宙的本原，人生的根本，社會的最高原則。在把“理”與“性與天道”聯系起來的理解中，宋明理學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學的影響。例如程朱理學強調“性即是理”，認爲“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爲了說明一理與萬理的關系，他們又以佛教常用的“月印萬川”之喻來說明“理一分殊”的道理，還吸取佛教的僧侶主義來展開對人心道心、天理人欲的論述。而陸乇心學在把“理”作爲最高範疇的同時，更突出了“心即理”。陸九淵說：“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王陽明進一步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言，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同時，王陽明還將心看作是人先天具有的道德觀念，即“良知”，他正是從“良知即是天理”出發將自己的學問歸結到“致良知”上，而所謂的“致良知”就是認識並恢複自心固有的天理，然後將它推及于事事物物。據此，陸、王強調“發明本心”，“先立乎其大者”，認爲“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這與佛教禅宗強調的萬法在自心，我心即是佛，因而“自識本心，白見本性”即可于一念中起真正般若觀照而頓悟成佛，其相通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隨著佛教的思想和方法日益爲宋明理學所吸收而成爲傳統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佛教自身的理論發展則日趨衰微。
宋代以後佛教的禅淨教大融合以及叁教合一的趨勢，將中國佛學的圓融精神發揮到極致，而這一時期，佛教義理與宋明理學的結合、禅淨合流與民間信仰的結合，使佛教思想觀念向社會文化各領域廣泛滲透，客觀上也推進了中國佛學的人世趨向。
二、明清佛教的停滯與居士佛學的興起
明清時期的中國佛教幾乎完全處于停滯階段，不但理論上沒有什麼新的發展，而且原有的佛教宗派除禅宗之外，大多數也只是余緒僅存，已談不上自立門戶的獨立發展。即使是禅宗，也已缺少了隋唐時期的勃勃生機，禅淨教合一成爲這個時期佛教的重要特點。
明清時期思想文化的主流，仍然是以儒學爲主導，佛道則處于輔助地位。佛學在叁教合一的潮流中雖然沒有什麼大的理論進展，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在居士中卻出現了一股研究佛學的風氣，並形成了自身的特點。居士佛教的興起對明末和清代佛教的一度複興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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