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教育的機遇與挑戰

　　內容摘要：由聖嚴法師于1985年所創立的中華佛學研究所，在2007年4月8日，是第一所正式被納入臺灣高等教育體系的單一宗教研修學院，並自2008學年度起(8月1日)更名爲「法鼓佛教學院」。聖嚴法師用二十年以上的時間，堅持讓中華佛學研究所獨立辦學、並維持一般研究所的辦學規模與質量，而非附屬于寺院、依靠寺院的收入辦學，就是期盼終有一日，以研究所的經營規模、研究素質與成果，能受到社會大衆，尤其是政府對此一碩士學位的承認。

　　何以聖嚴法師如此堅持？其最大的動力來源，即是面對六、七十年代的臺灣佛教僧俗二衆教育水平的低落，特別是佛教教育水平的普遍缺乏，甚至爲外教公開挑釁、抨擊，深感一定要極力推動佛教教育，特別是佛教的高等教育，以期培養更有佛學素養的僧俗人才，藉此改變一般人對佛教只有經忏佛事、經忏僧的刻板印象。聖嚴法師在主持中華佛學研究所期間所持的辦學理念，一則強調具備基本的佛學研究能力(如佛典語文能力)、二則培養不同領域的佛教人才、叁則聚集各方人才以培養專才、四則重視國際性學術研究，更重要的是聖嚴法師一再與研究所師生強調：「道心第一、健康第二、學問第叁」的學習精神。

　　本論文主要以曆史研究法，運用臺灣佛教曆史、曆年佛教雜志文稿等，以之探討：聖嚴法師對佛教教育的看法，以及法師接受張其盷的邀請，在1978年至1991年期間，擔任佛學研究所所長至主持中華佛學研究所期間，所面臨的際遇與挑戰，綜觀這些過程與成果，的確是足以成爲探究七、八十年代，臺灣佛教高等教育發展概貌的最佳範例。

　　關鍵詞：佛教教育 聖嚴法師 張其盷 中華佛學研究所 臺灣佛教

　　一、 前言

　　臺灣佛教教育的發展，可以從全省各地佛學院與研究所的創辦與興衰中略窺一二。在80及90年代，因爲臺灣的經濟起飛，佛教蓬勃發展，佛學院的數量也逐年增加。從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幾十年間經過前人的前撲後繼的在佛教教育上的努力，全省佛學院、所雖然有增加的趨勢，卻是一直處在辦辦停停的起伏狀態之中，能存活下來的佛學院、所不多，但這些學府的設立，對佛教研究素質的提升，的確曾發揮了最直接的效果。2依據佛教史學者藍吉富在《當代中國人的佛教研究趨勢〉一文中的統計，研究佛教的人數曾達到60人，特別是在1970年以後，研究者在語文能力、研究方法、研究專題上才有較明顯的提升。3

　　基本上，影響臺灣佛教教育的發展因素，從各佛教學者對此一主題的分析文章，約可歸納爲內在與外在因素。內在因素包括：辦學的動機、人力與財力、辦學的方法、師資或學生的人數與質量、畢業後的出路等；外在因素包括：所擁有的社會資源、教育單位的宗教政策等。4尤其在2007年以前，談臺灣的佛教教育一定是指正規教育體製外的佛學院與研究所，因此，在沒有地方教育單位規範與資助下，以上各項因素是否可以達到正向的發展，就端賴各辦學單位原有的實力與未來發展的持續力，以及佛教界間是否能作資源的整合等因素。

　　整個過程是彼此相互影響、前人經驗的累積，以及所處社會環境的不斷變遷等內、外因緣和合而成。包含聖嚴法師5于1978年至1991年間所主持的佛學研究所，從早期招生的困難、面臨停辦危機，直至創建中華佛學研究所、法鼓佛教學院等過程，也同樣離不開以上這些時空因緣流之中。

　　本論文主要以曆史研究法，運用臺灣佛教曆史、曆年佛教雜志文稿、中華佛學研究所檔案數據等數據，以之探討：聖嚴法師對佛教教育的看法，以及法師接受張其昀的邀請，在1978年至1991年擔任佛學研究所所長至主持中華佛學研究所期間，所面臨的際遇與挑戰，綜觀這些過程與成果，的確是足以成爲探究七、八十年代，臺灣佛教高等教育發展概貌的最佳範例。

　　二、 聖嚴法師的佛教教育理念

　　從聖嚴法師曆年來對佛教發展與佛教教育的論述文章中，可以發現法師覺得佛教人才是佛教興衰的關鍵性因素，因此提出佛教界應重視培養不同的佛教人才，以恢複隋唐的佛教盛況。然而，法師認爲佛教教育的推動，應該是整合全體教界的力量，共同製定分層分級的教育體製、建立次第的僧伽教育內容，以養成具有道心與國際視野的佛教學術人才。以下分別述之：

　　(一)重視培育人才以振興中國佛教

　　在1961年至1990年間，聖嚴法師一直不斷呼籲佛教界要注重人才的培養。例如1961年在爲青松法師(後來還俗的張曼濤居士)東渡日本留學有感而寫的文章中指出：晚清以來，中國佛教欲振乏力的發展事實，其重要的關鍵因素在沒有重視培養佛教人才；法師也指出在50、60年代，臺灣佛教教育的環境，其實是無法滿足有志在佛學上深研的青年，故使許多青年往日本、歐美等地研修佛學。6到了1988年，聖嚴法師還是再次強調人才的培養攸關佛教的興衰，強調「人能弘道，非道弘人」7。

　　另一方面，更有感于中國佛教在佛教教育的推動上，特別是晚清以後，佛學院教育雖如雨後春筍般設立，但在人才的培育上卻沒有完善的計劃，以致于學生的素質一直停留在某一階段，不僅造成佛教文化界(出版界)的學術價值無法提升，在弘化人才與語文人才上，也是非常不足。加上當時教內缺乏時代意識，不具世界眼光，故不知培養現代化的人才，也無法讓學成歸國的人學以致用，當然就更少作專題而深入研究的人才了。因此，一再提出：佛教教育的發展，其實對安定人心，使社會平和有一定的作用，佛教界應趕上時代的步伐，朝整體性發展，成爲世界性的佛教。

　　(二)恢複隋唐佛教義學人才集中的盛況

　　聖嚴法師如此重視佛教人才的培育，除了是其對個人身處的佛教環境所作的長期觀察所得，亦與法師自小的受教曆程，特別是二次出家所受的學院式或師徒式僧教育，以及留日期間的佛教學術研究訓練有關。9這些際遇，也成爲其後來所創建的中華佛學研究所及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的發展藍圖。

　　因此，在聖嚴法師的教育理想中，是以恢複隋唐佛教義學的盛況爲最大目標，也即是佛教的義理之學能引起教界與學界的興趣與重視：

　　「在中國佛教史上，義學風氣鼎盛的時期，寺院所在之處，高僧所居之地，即爲中國文化與教育的中心，社會上與思想界的精英之輩、傑出之士，也都以佛教的寺院爲向學之所，寺院的高僧爲其問道之師，並且學風所被、道風所至，享名宇內，飲譽東瀛。」10

　　(叁)建立次第的僧才教育以培養解行並重之宗教師

　　對以上佛教理想的實現，聖嚴法師早期(1969年留日以前)是以提升僧伽的教育質量爲主要訴求，希望佛教界乃至政府能積極推動佛教的教育事業，提升僧衆的素質，培養出博學經世且具有宗教情神、宗教情操的宗教師。同時，也提出了理想的佛教大學以栽培僧俗的佛教人才，以及以製度化的方式培養不同層次的弘法人才。

　　在僧伽教育上，聖嚴法師在〈教育．宗教．佛教的宗教教育〉一文中，清楚的表明學僧階段是最可塑的時期11，應先以律學的研習與行持爲重，再進而深入經藏，方能真正養成足堪大任的宗教師人才，而不是僅知義理卻不重戒行的宗教學者。12在僧教育的過程中，法師極爲強調一切的修學重在養成高尚的宗教情操與宗教精神13，而不是將佛教作爲學說、思想來研究的學者教育。

　　(四)應將佛教教育作整體性、分層級的管理與推動

　　當聖嚴法師于1978年接下了佛學研究所所長一職，即以培育不同的佛教人才，特別是佛教高等教育的學術研究人才爲辦學方向。更建議藉由佛教界力量的結合與政府的支持與協助，能將佛教教育作製度化、整體性、分層級、統一的管理與推動，區別出佛學院與佛學研究所在培養宗教師與學術人才的不同功能，作爲改善佛教界長期辦學以來辦學目標的模糊或過度遠大。14

　　對個人辦學態度方面，聖嚴法師一再強調辦學者應不計個人的名聞利養，只爲整體佛教而努力，同時運用各方資源，集合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推動整體的佛教教育，以培養佛教中的佛教教育人才與佛教學術人才，達到燈燈相傳、代代相繼的「正法久住」目標。15

　　(五)強調學生「道心」與「國際視野」的培養

　　法師在辦學過程中，同時注重學生建立國際性學術研究視野，逐漸將焦點集中在國際化、學術化、現代化的佛教高等教育理念的推動。在學生課業與生活中，一再強調實際掌握與履行「道心」，即「菩提心」的內涵，以培養出足以攝化人心的人格氣質。由此，以佛教界所培育的各種佛教人才，達到複興中國佛教，並將正信的佛法弘傳到世界各地的理想。16

　　在「第二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開幕詞中，聖嚴法師提出：一個偉大的宗教，應具備信仰的實踐、理論的基礎、學術的研究叁個條件，同時說明：

　　「若無信仰的實踐，便不是宗教而僅是倫理學說；宗教的信仰和實踐，又必須有其深厚的哲學理論作爲指導的基准，方不致流爲地方性、民俗性和非理性的鬼神信仰；如果不作學術的研討，便不會知道如何運用既有的資源，來給每一個時代的社會，提供多功能的服務與高質量的奉獻。」17

　　綜合而言，比較二個時期的內容，聖嚴法師對佛教教育的重心，已由留日前多談及佛教僧伽教育，于留日後因緣的改變，進一步轉爲關注與實踐佛教高等教育，甚至在1991年後更擴及整體社會的全面教育與叁大教育理想。

　　叁、 聖嚴法師佛教教育理念的實踐—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

　　(一)機遇：張其昀先生與聖嚴法師

　　在70、80年代的臺灣私立高等教育發展中，首屈一指的私校爲張其昀先生(1901-1985)在臺北陽明山所創立的中國文化學院(今中…

《佛教教育的機遇與挑戰》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