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佛教的民族融合功能
內容摘要：佛教徒的“邊地意識”，挑戰了中國傳統的“夷夏論”，卻爲外來文化融入中國社會提供了範例，客觀上增進了中國社會對少數民族或外來民族的親和力與包容性。特別是在異族入侵、領土分裂的時候，佛教在曆史上發揮了很強的民族融合功能，成爲不同民族之間相互交流與溝通的重要紐帶。
中國佛教的特色，即在于找到了能與儒家社會相適應的表現方式。佛教在中國社會，一方面強化了漢族的民族認同，佛教從外來宗教轉而成爲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促使漢族成爲一個文化大熔爐，而不是單純的種族概念；另一方面，佛教縮短了不同民族之間的心靈距離，是增進民族團結的重要手段。
論文最後建議，將來應當多從“民族關系”的角度，重新認識佛教在中國的曆史與影響。
在過去的2000多年裏，佛教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曆史進程，對“漢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産生了積極的催化作用。這裏我想討論，在協調漢族與少數民族或外來民族的關系時，佛教所起的整合功能及其複雜的曆史成因。
這個漫長的故事，可從《牟子理惑論》說起。《理惑論》或《治惑論》，常被認爲是中國的第一篇佛學論文，明確否定了“漢地”是世界中心的說法。在以後的中國佛教界，這種觀念變成了一種“邊地”或“邊國”意識，把印度看成是他們心目裏的“中國”，九死一生，西行求法。
一、夷夏論與邊地意識
大約2500年前，釋迦牟尼誕生的時候，在中國是春秋戰國時代。在經曆了民族大遷徙、大融合的春秋時代，中國形成了具有強烈文化優越感的民族理論，“夷夏論”。“華夏”民族居住在世界的中央，“夷、戎、蠻、狄”分別居住在世界的東西南北四方。這種地理概念，被稱爲“四裔五方”的“中國”意識。《禮記·王製》篇說：“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中國是禮儀之邦，四夷則是化外之民。華夏，是中國的代名詞。“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孔子的這句話，成了“夷夏論”的宣言。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遭到了儒家與道家的雙重阻力。儒家批評佛教沖擊了中國社會既定的倫理秩序，道家道教事實上擔心佛教擠占他們的信徒資源。兩家都在運用“夷夏論”排斥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牟子理惑論》裏的“問者”，站在儒家的立場上說：
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1］
儒生從小學的是堯舜周孔之道，現在卻要放棄詩書禮樂，改學夷狄之術，豈不荒唐？這樣的問難，在牟子看來，只是看到了孔孟言論的字面意思，而沒有體會他們深層的“大道”。牟子認爲，學佛並不妨礙尊孔。他在辯解時，援引中國傳統的星象學說，北辰在天之中，提出“漢地未必爲天中”的觀點。牟子在此委婉挑戰了傳統的“四裔五方”的中國意識。
後來的中國佛教徒，特別是從東晉開始，有的就認爲自己的祖國並不是奉佛的“佛國”，産生了一種屈居“邊國”的悲情，而把印度看成是世界的中心，所謂“中國”。道安(312－385)是中國佛教史上最傑出的高僧之一，越到晚年越是渴慕萬裏之外的佛國印度。他搜集各種輾轉聽來的傳說，編撰《釋氏西域傳》；致力于整理漢譯印度佛典，在“經序”裏慨歎，“世不值佛，又處邊國”(《陰持入經序》)；慨歎之余，他希望能往生彌勒佛的兜率天宮，親聞佛法。
最能表現“邊地”意識的行爲，應數中國僧人當時的西行求法［2］。西元260年，曹魏甘露五年，朱士行，中國本土的第一位出家人，毅然決然，西行求法。從此以後，數以百計的中國僧人，涉流沙，渡鯨波，不遠萬裏，前仆後繼。他們有的像玄奘(600－664)那樣沿著沙漠綠洲，萬裏奔波；有的像義淨(635－713)那樣劈波斬浪，遠涉重洋；更多的則是中途罹難，抱憾而逝。在這些求法高僧的心中，印度才是世界的中心，而華夏不過是未開化的“邊鄙之地”。這種邊地意識，促使中國人放眼看世界，放棄原有的文化優越感，突破狹隘的民族主義。沒有這樣的突破，中國文化就很難形成“儒釋道”叁足鼎立的結構。
儒家的“夷夏論”，並非是要絕對排斥外來文化，重點是要樹立華夏族的主體地位，強調“中國之人禀氣清和，合仁抱義”［3］，最適合周孔思想。“夷夏論”的最終目的，是要爲彼此言語不通的“五方之民”提供一種和諧的生活秩序，能使“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禮記·王製》)，四海一家。在這種“和而不同”的社會格局裏，華夏族亦可不斷包容其他的民族或文化。然而，中國佛教的邊地意識，挑戰了這種想像的生活秩序，印度成了他們心中的“聖邦”，認爲釋迦牟尼覺悟成佛的地方－－菩提伽耶(Buddhagayā)才是世界真正的中心［4］。
早期中國佛教的邊地意識，毫無疑問，是會加劇保守的士大夫與道教徒的批評，強化佛教作爲一種“夷狄之術”的社會形象。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中國的曆史並非都是漢族執政，每到異族入侵、領土分裂的時候，特別是在“東晉十六國”、“北魏南北朝”、“宋遼西夏”以及“蒙元”時期，佛教是多個民族之間互相交流與溝通的橋梁與紐帶，既爲自己贏來難得的發展機遇，也爲中國社會的民族團結立下汗馬功勞。
因此，佛教徒的“邊地意識”，挑戰了中國傳統的“夷夏論”，卻爲外來文化融入中國社會提供了範例，客觀上增進了中國社會對少數民族或外來民族的親和力與包容性。佛教的這種親和力與包容性，亦即佛教的民族融合功能。這在我國曆史上的異族統治時期，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二、戎神與異族統治
東晉時期，北方地區在短短的100多年裏，先後16個少數民族政權，走馬燈似的權力更疊，史稱“五胡十六國”［5］。西晉的遺民，被外來的胡族蔑稱爲“漢子”，一個在當時帶有侮辱性的稱呼。這些占領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覺得佛教也是外來的文明，與他們是天然的盟友。
後趙皇帝石虎說，“佛是戎神”，不分胡漢，境內的老百姓都可以信奉。石虎(295－349)，羯族人，這位曆史上罕見的暴君，是中亞粟特石國人後裔［6］。以前這個民族信仰祆教，他在聽信了神僧佛圖澄(232－348)的勸告後，大力推廣佛教，這使“胡漢雜居”的北方，很快實現了民族的和解。以前的漢人政權，並不允許漢人出家，佛教往往是在西域來的僑民中間流傳。但到這個時期，禁令已經不複存在，漢人可以自由地出家爲僧。佛，這位外來的“胡神”、“戎神”，成了各民族間友好相處的紐帶。
到了南北朝，北朝拓跋族決定“漢化”以後，北魏在洛陽設有“四夷館”，商胡販客，絡繹不絕［7］。此時的佛教不再歸屬專門負責接待“四夷”的鴻胪寺［8］，北魏設有專門的僧尼管理機構－－昭玄寺。佛教在這個異族統治時期，取得了空前的迅速發展。據說，當時北方的僧尼人數一度高達二、叁百萬。
大唐帝國崩潰以後，中國陷入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亂世，史稱“五代十國”。西元960年，宋太祖趙匡胤(927－976)建立北宋王朝，而北方有契丹族的遼國；五十多年以後，在西北邊陲，黨項族的西夏國慢慢崛起。隨著遼國的滅亡，女真族的金國迅速崛起。在這個時期，佛教再度成爲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催化劑。
這些少數民族政權，全都信奉佛教，特別是遼國統治的北方，繼承了中晚唐的佛教傳統，最盛行密宗與華嚴宗。西夏正式建國以後，大興佛教，先後六次向宋朝請賜佛經［9］。軍事上並不強大的宋朝，文化建設卻是空前的發達，有意識地利用佛教化解民族之間的矛盾，把自己刊刻的佛教大藏經，頒送給契丹、高麗和西夏。作爲政治交流工具的大藏經，在宋朝備受重視。當時若沒有佛教的交流與融合，實行“胡漢分治”的北方地區，整個社會可能會與唐代産生難以想像的文化斷裂。
西元13世紀初，成吉思汗(1162－1227)［10］的蒙古軍隊，在歐亞各地發動掠奪戰爭，幾乎引起了整個歐洲的恐慌，他們的鐵蹄還踏上了印度的腹地。這支所向披靡的軍隊，1227年消滅了西夏；七年後，消滅了金國。1271年忽必烈定都北京，建立元朝；又過八年，1279年蒙古消滅南宋王朝。
風雲際會，掌握政權的民族變換不定，然而，佛教成了這些外來民族共同的信仰。即將入主中原的蒙古人，致信西藏薩迦派的領袖薩班(1182－1251)，希望蒙藏結盟。薩班，全然不顧年邁，毅然離開西藏，翻山越嶺，走了兩年多時間，抵達涼州，現在的甘肅武威。1247年，蒙古大汗王子闊端，成吉思汗的孫子，在這裏與薩班舉行了曆史性的會晤，蒙藏結盟。
會晤後，薩班致信西藏各派領袖，講明西藏歸順中央的政治必要性與曆史必然性。這封信，就是著名的《薩班致蕃人書》，是藏族人民自願加入祖國民族大家庭的曆史見證［11］。1260年，忽必烈(1215－1294)稱蒙古大汗，立即冊封薩班的侄子、薩迦派五祖八思巴(1239－1280)爲“國師”，賜玉印。不久，他又加封八思巴爲“帝師”、“DB法王”，統領全國的佛教事務。蒙古族，隨後逐漸全民信仰藏傳佛教；藏傳佛教同時也逐漸傳入中國內地。
此時的“漢人”，其地位雖然不及蒙古族，卻已包容了曆史上出現的各種民族。除了華夏族，漢族包括東晉南北朝的鮮卑族，以及兩宋時期的契丹、女真、黨項等族，乃至于完全外來的波斯人、猶太人、粟特人等，也已融入了漢族的範疇［12］。所以，什麼是“漢族”？這其實是一個文化大熔爐，代表中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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