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書畫流變與當代書畫藝術創作的禅境

　　中國佛教書畫流變

　　佛教在公元前六世紀，起源于印度，于東漢明帝時期傳入中國，洛陽白馬寺爲中國第一座佛寺。佛教因其有嚴密的教理、戒律、儀典和組織，能過適應社會各階層的精神需求和思想寄托，在南北朝時代已遍地開花，果實累累。佛教在印度時期與雕刻，畫像類的美術已經存在很深的聯系，特別是印度北部的犍陀羅式佛教造像藝術，受到希臘藝術的影響，是東西方藝術的結晶。佛教傳到中國後，很快與傳統的書畫藝術相結合，書法用于寫經，繪畫用于佛畫。並在這一過程中吸收印度的繪畫技法，既推動了佛教的發展，又提升了書畫藝術內涵，二相其美。下面分以下幾個時期對佛教書畫的流變作一闡述。

　　魏晉南北朝的發端時期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社會大動蕩的時期，社會關系的急劇變化，使得上層建築領域也産生了巨大變化，魏晉玄學的産生就是一例。特別是佛教輪回出世的思想，道家清靜無爲的思想與魏晉玄學相結合，爲社會許多階層所接受。書畫家的藝術創作也同然，以描繪人物與故事爲主的繪畫，在內容與技法上受佛教影響較大。佛教繪畫成爲這一時期繪畫的重要內容。如著名的佛畫高手曹不興根據康僧會帶來的佛畫儀範寫之，其弟子衛協畫七佛圖；顧恺之尤其擅長佛畫。相傳在年輕時的江甯(今江蘇南京)瓦官寺所畫維摩诘像，形象極爲逼真，出現了以十萬錢爭先一睹的局面。在技法上，張僧繇最早采用了印度佛畫的表現方法。用不同顔色同時上畫的方式來表現凹凸的叁維效果，並且把這種方法融入到中國傳統技法之中，創造了新的表現方法，世人稱爲“張家樣”；曹仲達(北朝)所畫佛像的衣服幾近于印度笈多王朝式樣。這些畫風直接影響了隋唐五代、宋朝的佛教畫家，如唐代的吳道子、周昉、宋代的高益等佛畫高手。但這些佛畫家受佛教啓發的多是繪畫的表現題材，並未把受佛理啓發而來的心得落實到具體的創作實踐之中。

　　與繪畫相反，在中國書畫藝術史上，書法自我意識的覺醒要早于繪畫。應該說，魏晉一代開創的書風在中國書法史上達到了頂峰，後人都以“晉書”、“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來說明中國曆史上每個時代所代表的文化藝術特征。魏晉在書法藝術上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就是與當時的玄學思潮有很大的關系。比如，當時的書法家王羲之(307—365)家族與佛教的關系就很密切。王羲之曾爲印度來華佛僧達摩多羅舍宅建歸宗寺，並與當時佛教“即色宗”的代表人物支遁(317—366)交往甚密，深受影響。此外，王羲之的士世孫智永(南朝陳至隋間僧)就是一位參禅學佛的高僧，後人尊稱他爲“永禅師”，在書法上有“退筆成冢”之說，他的《真草千字文》就是曆代學書之人的必習法帖。因此，雖然當時玄學思潮對書法藝術的創作産生了很大影響，但是，佛教的印象也毋庸置疑。其二、在理論上開始注意采用佛教的義理來解釋書法、繪畫藝術。這一時期，書法理論方面出現了王羲之的《書論》、王僧虔(419—503)的《筆意贊》，瘐肩吾的《書品》等著作。這些理論的共同特點乃是把表達書家主體的內在精神氣質作爲書法創作的最高准則。這一點，與顧恺之在繪畫理論方面最早提出的叁篇論畫文章中的“傳神”和“遷想妙得”這兩個概念，就已經注意到了畫家主體精神對繪畫創作成敗的重要性。而這兩個概念就與佛教思想有很密切的關聯。此後，宗炳(375—443)在《畫山水序》提出的“澄懷觀道”在繪畫史上首次從理論的角度對主體如何體悟山水之美作出了一些說明。在其思維方式上能夠找到佛教的痕迹。

　　在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很多僧人書畫家。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有釋支遁(418—366),釋康法識(生卒年不詳)，釋安慧(生卒年不詳)、釋保志(418—514)、釋洪偃(504—564)等。

　　因此，這一時期的書法和繪畫與佛教有了某種內在契合。

　　隋唐五代的發展時期

　　隋唐五代是佛教宗派最多且廣泛流行的一段時期。書畫家開試把禅意具體落實到山水畫的創作中。

　　而最先嘗試的就是被後人尊稱爲“文人畫”鼻祖的王維(701—761)王維能詩善畫，對佛教尤爲崇信，是當時最先對慧能(638—713)一派頓悟禅法有所領悟的文人士大夫之一。這爲他把詩與畫、禅結合在一起創造了有利條件。他在詩裏所描述的物象，就是一幅幅山水畫，而用詩描述出來的山水意向，具有一種禅境。他把禅宗“無我兩忘”的超然境界、充分體現在他的山水畫作品之中。所畫的雪景、棧道、捕魚、村墟等景物就充滿了高遠淡薄的禅意，加上他晚年隱居辋川時所進行的水墨畫試驗，都說明了王維已有意識地把“禅意”、“禅趣”融入到山水畫的創作之中。因而，出現了一批以追求高遠淡泊、表現主體情趣爲主的畫家。王維首次把“禅思”、“禅趣”引入到繪畫藝術對中國繪畫發展起到了的積極作用，及唐代以後對中國繪畫與佛教關系的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隋唐五代的書畫是“尚法”的最高時期。一大批有名望的書法家都與佛僧有著很深的關系。如顔真卿(709—785)，懷素(725—785)就是代表人物。顔真卿與佛教關系密切，其與佛僧的交往，求佛法，寫經書禮佛，參禅悟道的行爲，使其書法創作與理論在內在上已經深受佛教的影響。可從其書法作品《麻姑仙壇論》中所表現的不計工拙，隨形任運，以及《祭侄文稿》的那種不計法度，以表現自己感受爲主的書風中得到印證。同樣，我們也可以從懷素著名的《自敘帖》中體會到禅宗超越的精神追求。另外，虞世南的《筆髓論》、張懷瓘的《書斷》以及唐代張璪提出的“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說。從其內容看，佛教的影響是存在的。

　　此外，這一時期也出現了大批禅門書畫家，入懷乍、齊己、大雅、高閑、亞棲、貫休、景雲、辯光、楚龜、文楚等等。尤以高閑、亞棲、貫休、辯光最具代表性。在理論與創作實踐上，都能身體力行地把書畫藝術與禅悟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爲北宋的書畫藝術與佛教的深度融合創造了良好的契機。

　　書畫藝術的達情寫意功能，北宋是中國書畫藝術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可以說，元明清乃至現在的書畫創作實踐與理論的發展，一直深受北宋的影響，這與北宋時期佛教深入到中國文化的各個領域，特別是禅宗思想以及士大夫們的參禅研佛有著密切的聯系。從蘇轼開始，還有黃庭堅、文同、米芾爲代表。他們不僅同佛僧們保持著密切的關系，而且還以“居士”的身份參加學佛參禅的活動，希望從禅思，禅趣中獲得感悟。例如，黃庭堅就直接把書法的最高意境與禅宗的閑澹無爲，清虛空靈等同起來，指出參禅者可以領悟書法的意境。米芾則把表現書家主體的“趣”作爲對上乘之作的最高要求，這種觀點在內在上與禅宗的“心性”論有著相通的一面。並且宋代書法在中國書法史上被後人稱爲“尚意”時期，所指的“蕭散簡遠”、“虛淡”、“飄逸”等書風。在內在上與禅宗追求的淡泊高遠的禅意有著極爲密切的聯系。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一批曆史上著名的禅僧書畫家，如被稱爲“南方山水畫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巨然，不僅是中國繪畫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畫家，而且也是中國佛教史上一位傑出的藝術大師。又如宋初著名的詩畫僧蔔惠崇就長于小景山水畫，他的畫還得到過蘇轼的贊賞。而克勤(1063—1135)，宗杲(1089—1163)是續隋唐智永、懷素、高閑之後，最爲著名的宋代禅僧書法家。此外，黃龍派的南和尚及其嫡嗣真淨禅師，因筆法深穩而著稱于禅林。所以說，中國的書法與繪畫發展史，北宋是一個極爲重要和關鍵的時代。就書法而言，帖學盛行、重視“學識”、崇尚“情趣”的書風。這種書風的出現于當時帝王重視書法有很重要的關系。例如，宋太宗曾遣使搜求曆代帝王名臣的墨迹，命侍書摹刻于棗木板上，拓賜大臣。因完刻于淳化叁年(992)，故稱“淳化閣帖”，後來微宗又于大觀叁年(1109)重新摹勒上石。此後，不論官方、私家、皆刻帖成風，形成了一種以崇尚“二王”書風，臨摹尺牍和信劄爲主的“帖學”。這種書風對于保存名人書迹、推動書法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比如，此後的元明清書法就形成了專門的帖學派。同時，更爲重要的是，書法的表現形式也發生了變化，由過去的碑板和墓志轉爲重視卷軸和尺牍、信劄、題跋。這些無意識的信手而爲之作，真是隨心所欲，盡情盡興，書風輕快活撥，恣肆放達。這一點，我們從當時被稱爲“宋四家”的蘇轼、黃庭堅、米芾、蔡蘘的一些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證，如蘇轼的《黃州寒食詩帖》就是用手絹形式，以爛漫不羁、達情顯趣取勝。另外，自從唐代把“書法”作爲一種專門的學科設立以來，書法除了“技藝”這一功能之外，又成了知識分子跻身仕途的一個階梯，這使得書法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進入宋代，人們對書法也就有了新的認識，出現了由唐代注重的“法度”轉爲“尚意”的審美傾向，強調了書寫者“學識”的重要性。也就是書法中所體現的“書卷氣”。這就是說，書法作品的優劣，除了從書法的“技法”來考察外。更重要的是要把書作者本人的學識修養以及作品是否具有情趣作爲欣賞書法作品的重要標准，比如黃庭堅就把書寫者胸中的“道義”作爲書法之“貴”的重要標准。蘇轼在他的書論裏多有所涉。由于重視書家的學識修養形成了以表現主體情趣爲主的“尚意”書風。由于元明兩代的書法直接接受宋代的影響，故宋元明的書法大多書卷氣重，思想哲理性強。

　　繪畫方面，北宋初期就在宮廷內設立“翰林圖畫院”到徽宗時日趨完備，並將“畫學”正式納入科舉考試之中。考入後有一定的職稱，可以穿于朝官一樣的服飾(即繡有“绯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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