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禅法師僧教育思想與實踐探微
內容摘要： 本文就真禅法師作爲一位佛教教育家的貢獻，及他在教育理念上、客觀條件上的局限性，作一簡略的探索，以發揚法師熱心僧教育的精神，並以此爲引子，透視當今僧教育所存在的問題，推動佛教界重視僧教育、研究僧教育的目的。
關鍵詞： 真禅 僧教育
一、真禅法師對于僧教育的貢獻
一九七九年六月，上海市佛教協會在玉佛禅寺召開了“文革”之後的首次會議－－叁屆叁次理事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真禅法師被推選爲上海市佛教協會會長，開始了他全面領導上海佛教事務的生涯。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還在會長的崗位上兢兢業業地工作。作爲會長，真禅法師上任之際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寺院道場的恢複和活動場所的開放。在這一工作進行到一定階段後，真禅法師將目光投入到佛教的僧教育事業上。
一九八二年夏季，真禅法師已屆六十七歲高齡，但他以老骥伏枥、志在千裏的雄心，在玉佛禅寺首創學戒堂，集中了一批志在出家學佛的青年，傳授佛學基本知識、戒律初步、朝暮課誦。這一舉措，不僅薰陶了准備出家的青年之信仰素質，也提供了必要的佛教基本知識。對于佛教出家衆而言，這是非常必要和及時的。由表面而言是爲解決佛教出家衆青黃不接之燃眉之急的舉措，卻含有更爲深厚的意義。真禅法師通過辦學戒堂，在全國率先孕育了重開僧教育的思想。在開辦學戒堂的同時，真禅法師即提請市佛教協會考慮籌備上海佛學院的創建。
經過一年多的籌備和醞釀，上海佛學院終于在一九八叁年秋季正式創辦，並于當年招收了第一批學員五十余名。真禅法師親自擔任學院的院長，並由玉佛禅寺在本已緊張的寺院用房中，辟出東廂房的部分房舍，供辦學所用。真禅法師同時承諾，上海佛學院所需的辦學資金由玉佛禅寺承擔。當時，上海佛學院分正科與預科兩班，學製叁年。學院創辦之始，得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支持，將學院納入了上海市中等專科學校的管理體製，其學籍由市教育局統一管理。上海佛學院創辦之際，全國各地的佛教界尚在爲寺院道場的“落政”工作而奔忙，還無暇考慮僧教育這一重要課題。所以，上海佛學院的創辦，開了全國新時期僧教育之先河，爲以後全國各地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佛學院之引子。
隨即，真禅法師又在次年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決策，改變上海曆史上沒有尼衆佛學院的狀況，爲上海的青年尼衆辦一所學校，隸屬于上海佛學院。其實，真禅法師在一九八叁年創建上海佛學院的同時，已經以他的遠見卓識，研究和醞釀上海佛學院尼衆班的建立。
衆所周知，中國佛教教育，無論是漢傳、藏傳、南傳系的佛教，都對女性出家衆的教育比較忽視，總以弘法 的主體系男性爲指導思想，缺乏對出家尼衆的宗教造詣和宗教知識的重視和培養。大陸佛教界直到“文革”前，對于尼衆的佛學教育始終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清末民初時代，爲我國高僧探索現代僧教育的活躍時期，但是，此舉並未相應改變傳統僧教育忽視尼衆教育的基本思路。雖然在民國期間，佛教界創辦了支那內學院、武昌佛學院、漢藏教理院、閩南佛學院、上海佛學院等享譽一時的佛教現代教育機構，其中卻沒有尼衆部。尼衆求法仍然是難乎其難之事。無怪乎民國時代我國比丘出現了大德如林、高僧輩出的盛況，而尼衆界的一代龍象之輩，除隆蓮法師之外，就再乏堪陳了。至于真正對于尼衆教育的重視，在漢語系佛教界，實發端于臺灣佛教界。隨著具有高等學曆的女性不斷充實尼衆隊伍，尼衆求法願望的空前高漲，尼衆接受精深高幽佛教學理准備的充分，尼衆教育才真正有效地、成規模地開展起來。
真禅法師在大陸經濟、文化最發達的上海首創上海佛學院尼衆班的動議，得到了多方的肯定和支持，特別是得到了廣大尼衆界法師的積極回應。一九八四年秋季，上海佛學院尼衆班正式在慈修庵啓動辦學。尼衆班在艱苦的環境中，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具備佛學造詣和佛教信仰的新一代尼衆法師。飲水思源，真禅法師功不可沒。
一九八五年，即將畢業的第一屆佛學院學生面臨著是繼續深造，還是分配到寺院，以解上海僧衆隊伍青黃不接之急的選擇。真禅法師基于對黨的新時期宗教政策的堅定信念，從上海佛教未來發展的大局出發，毅然提出由上海佛學院創辦研究班，留下一批有志佛學研究的學員，進一步深造。此舉，不僅爲在上海佛教界恢複中國佛教開展學術研究的良好傳統起到了良好的示範作用，更在于爲以後上海佛教准備了一批講經弘法的人才，積蓄了上海的佛教師資力量。
一九九O年，真禅法師基于佛教界本身辦學師資的局限性，考慮借助于上海高校集中，人才會萃的優勢，與複旦大學聯合辦研究班。經與複旦大學哲學系協商，決定于當年辦班，在當年畢業的僧衆、尼衆兩班的畢業生中，選拔優秀的學生，進一步深造。此舉不僅創下了上海佛學院僧尼聯合辦班的曆史記錄，也寫下了社會教育資源引進僧教育的先例。可謂是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二、真禅法師致力于上海僧教育事業的主客觀因素分析
真禅法師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能夠在僧教育事業上取得如此豐碩的成果，是有其主客觀因素的。離開其主客觀因素，真禅法師是無法開創上海僧教育的一時盛況的。
作爲一代高僧的真禅法師，他的早年是在中國佛教僧教育極其活躍的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後 的一段時期度過，因此他有幸受到了比他的前輩更多的來自于佛學院的教育，這些教育，奠定了他以後通過佛學院的形式開展僧教育活動的基本思維模式。上世紀叁十年代，真禅法師曾經求學于江蘇東臺的啓慧佛學院和鎮江竹林寺佛學院。東臺叁昧寺的啓慧佛學院，是一所在當時的東臺頗有聲望的佛教僧教育學校，這所學校給予年輕的真禅以學校教育的薰陶，同時也使他初步具備了佛學的基礎修養。嗣後，他還在震華法師創辦于鎮江的竹林寺佛學院求學。年輕時代的求學生涯，是他今後成就其擔荷如來家業理想的基本保證，同時，也鑄就了他傾情于佛教僧教育事業的基本素養。真禅法師畢業後，即在震華法師所辦的、也是他自己的母校竹林寺佛學院任教。一九四二年五月，震華法師在玉佛禅寺創辦上海佛學院，邀請真禅法師來滬任佛學院訓育主任。這是真禅法師住錫玉佛禅寺的因緣，也是他與上海佛學院的緣分之始。直到抗戰結束前的最困難的階段，真禅法師還堅持協助震華法師，支撐著上海佛學院。早期在佛學院接受系統的佛學和文化薰陶，以及民國時期從事佛教僧教育的經曆，可視作爲真禅法師以後傾心于佛教僧教育的主觀因緣。
當然，佛教最爲注重一切事物的成就在于其殊勝的因緣，這種殊勝不僅表現在其主觀的因素之中，也特別地表現在其所相逢的時機外緣。黨和政府在黨的十一屆叁中全會之後所奉行的正確的宗教政策，社會的繁榮和發展，特別是佛教寺院自養能力的提高，對于真禅法師實現其恢複和發展僧教育的宏願，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可以說，沒有當代佛教所遭遇的殊勝因緣，真禅法師也徒有壯志難酬之歎。在此，想特別指出的是，真禅法師之所以在全國各地佛教界尚處于寺院恢複，爭取道場落政開放之際，即提出重新創辦上海佛學院的動議，又隨即創辦佛學院尼衆班，隨後在僧教育方面的舉措一項連著一項。這一切，除全國性的社會氛圍的轉化之外，重要的還在于上海佛教的特殊因緣。
上海是一個國際性的大都市。在民國時期，隨著上海城市的開埠，逐步形成了上海佛教界大德如林，高僧輩出的繁榮景象。真禅法師的恩師應慈老和尚，真禅法師的老師兼同參震華法師，以及與他們同時代的圓瑛、興慈、持松、太虛、弘一等法師，都是執佛教界牛耳之一時龍象。這一切，爲上海佛教界准備了良好的文化氛圍。加之以趙樸初、範古農、方子藩、江味農等爲代表的居士界，不僅給佛教帶來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也爲佛教注入了現代文化、教育、科學的理念。這一影響，也給改革開放後的上海佛教的迅速恢複和發展，准備了文化和傳統的積澱。而上海所擁有的工商界集中、高校林立、學界人士彙集、學術空氣濃厚的現實，對于上海佛教發展僧教育事業，探索新時代僧教育的模式，也是極其難得殊勝的因緣。上述的一切，構成了真禅法師開拓新時期佛教僧教育局面的基本外在的因素。
叁、中國佛教僧教育曆史和現狀的思索
毋庸諱言，中國目前的僧教育狀況，與中國佛教界其他事業相比較，是相對滯後的，已經無法與佛教在社會所樹立的形象和所擁有的影響相提並論，佛教教育的現狀已經無法適應世界宗教事業發展的步伐，無法承載國內民衆對宗教所寄予的期望。真禅法師所開其先河的上海當代佛教僧教育的現狀，也同樣沒有能夠達到他本人所期望的水准。盡管真禅、明旸等高僧，以及趙樸初居士等大德一再呼籲僧教育事業的重要性，而僧教育始終未見有根本好轉。所以，這並非某個個人的作爲所能夠改變的，而是時代的局限，是佛教界教育理念無法與時代脈搏相共鳴的結果。佛教既缺乏現代教育理念的薰染，又少有學校教育傳統的遺産，在此先天不足，後天乏力的情況下，佛教僧教育在當代陷入窘境，也是可以想像的。
在此，筆者就上海多年僧教育工作的實際，對我國僧教育的實際問題作一初步的理論分析，以達到抛磚引玉之效。但願仁者能夠有更多、更深之思考，以幫助我們佛教界解決僧教育上的諸多難題，也可告慰真禅法師于常寂光天之英靈。
其實，中國佛教僧教育事業與當代社會的不相適應，以及自身辦學狀況的不夠理想，實際可追索其因于中國的教育傳統。中國傳統教育是以私塾家庭教育爲其基礎的。真正社會化的教育，在中國中古時期從未出現過。中國古代的僧教育，在整個民族教育的土壤中，所滋生的必然是寺院內部師父帶徒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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