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禅法师僧教育思想与实践探微
内容摘要： 本文就真禅法师作为一位佛教教育家的贡献，及他在教育理念上、客观条件上的局限性，作一简略的探索，以发扬法师热心僧教育的精神，并以此为引子，透视当今僧教育所存在的问题，推动佛教界重视僧教育、研究僧教育的目的。
关键词： 真禅 僧教育
一、真禅法师对于僧教育的贡献
一九七九年六月，上海市佛教协会在玉佛禅寺召开了“文革”之后的首次会议－－三届三次理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真禅法师被推选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开始了他全面领导上海佛教事务的生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会长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作为会长，真禅法师上任之际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寺院道场的恢复和活动场所的开放。在这一工作进行到一定阶段后，真禅法师将目光投入到佛教的僧教育事业上。
一九八二年夏季，真禅法师已届六十七岁高龄，但他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在玉佛禅寺首创学戒堂，集中了一批志在出家学佛的青年，传授佛学基本知识、戒律初步、朝暮课诵。这一举措，不仅薰陶了准备出家的青年之信仰素质，也提供了必要的佛教基本知识。对于佛教出家众而言，这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由表面而言是为解决佛教出家众青黄不接之燃眉之急的举措，却含有更为深厚的意义。真禅法师通过办学戒堂，在全国率先孕育了重开僧教育的思想。在开办学戒堂的同时，真禅法师即提请市佛教协会考虑筹备上海佛学院的创建。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和酝酿，上海佛学院终于在一九八三年秋季正式创办，并于当年招收了第一批学员五十余名。真禅法师亲自担任学院的院长，并由玉佛禅寺在本已紧张的寺院用房中，辟出东厢房的部分房舍，供办学所用。真禅法师同时承诺，上海佛学院所需的办学资金由玉佛禅寺承担。当时，上海佛学院分正科与预科两班，学制三年。学院创办之始，得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支持，将学院纳入了上海市中等专科学校的管理体制，其学籍由市教育局统一管理。上海佛学院创办之际，全国各地的佛教界尚在为寺院道场的“落政”工作而奔忙，还无暇考虑僧教育这一重要课题。所以，上海佛学院的创办，开了全国新时期僧教育之先河，为以后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佛学院之引子。
随即，真禅法师又在次年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改变上海历史上没有尼众佛学院的状况，为上海的青年尼众办一所学校，隶属于上海佛学院。其实，真禅法师在一九八三年创建上海佛学院的同时，已经以他的远见卓识，研究和酝酿上海佛学院尼众班的建立。
众所周知，中国佛教教育，无论是汉传、藏传、南传系的佛教，都对女性出家众的教育比较忽视，总以弘法 的主体系男性为指导思想，缺乏对出家尼众的宗教造诣和宗教知识的重视和培养。大陆佛教界直到“文革”前，对于尼众的佛学教育始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清末民初时代，为我国高僧探索现代僧教育的活跃时期，但是，此举并未相应改变传统僧教育忽视尼众教育的基本思路。虽然在民国期间，佛教界创办了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闽南佛学院、上海佛学院等享誉一时的佛教现代教育机构，其中却没有尼众部。尼众求法仍然是难乎其难之事。无怪乎民国时代我国比丘出现了大德如林、高僧辈出的盛况，而尼众界的一代龙象之辈，除隆莲法师之外，就再乏堪陈了。至于真正对于尼众教育的重视，在汉语系佛教界，实发端于台湾佛教界。随着具有高等学历的女性不断充实尼众队伍，尼众求法愿望的空前高涨，尼众接受精深高幽佛教学理准备的充分，尼众教育才真正有效地、成规模地开展起来。
真禅法师在大陆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上海首创上海佛学院尼众班的动议，得到了多方的肯定和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广大尼众界法师的积极回应。一九八四年秋季，上海佛学院尼众班正式在慈修庵启动办学。尼众班在艰苦的环境中，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具备佛学造诣和佛教信仰的新一代尼众法师。饮水思源，真禅法师功不可没。
一九八五年，即将毕业的第一届佛学院学生面临着是继续深造，还是分配到寺院，以解上海僧众队伍青黄不接之急的选择。真禅法师基于对党的新时期宗教政策的坚定信念，从上海佛教未来发展的大局出发，毅然提出由上海佛学院创办研究班，留下一批有志佛学研究的学员，进一步深造。此举，不仅为在上海佛教界恢复中国佛教开展学术研究的良好传统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更在于为以后上海佛教准备了一批讲经弘法的人才，积蓄了上海的佛教师资力量。
一九九O年，真禅法师基于佛教界本身办学师资的局限性，考虑借助于上海高校集中，人才会萃的优势，与复旦大学联合办研究班。经与复旦大学哲学系协商，决定于当年办班，在当年毕业的僧众、尼众两班的毕业生中，选拔优秀的学生，进一步深造。此举不仅创下了上海佛学院僧尼联合办班的历史记录，也写下了社会教育资源引进僧教育的先例。可谓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二、真禅法师致力于上海僧教育事业的主客观因素分析
真禅法师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能够在僧教育事业上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是有其主客观因素的。离开其主客观因素，真禅法师是无法开创上海僧教育的一时盛况的。
作为一代高僧的真禅法师，他的早年是在中国佛教僧教育极其活跃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 的一段时期度过，因此他有幸受到了比他的前辈更多的来自于佛学院的教育，这些教育，奠定了他以后通过佛学院的形式开展僧教育活动的基本思维模式。上世纪三十年代，真禅法师曾经求学于江苏东台的启慧佛学院和镇江竹林寺佛学院。东台三昧寺的启慧佛学院，是一所在当时的东台颇有声望的佛教僧教育学校，这所学校给予年轻的真禅以学校教育的薰陶，同时也使他初步具备了佛学的基础修养。嗣后，他还在震华法师创办于镇江的竹林寺佛学院求学。年轻时代的求学生涯，是他今后成就其担荷如来家业理想的基本保证，同时，也铸就了他倾情于佛教僧教育事业的基本素养。真禅法师毕业后，即在震华法师所办的、也是他自己的母校竹林寺佛学院任教。一九四二年五月，震华法师在玉佛禅寺创办上海佛学院，邀请真禅法师来沪任佛学院训育主任。这是真禅法师住锡玉佛禅寺的因缘，也是他与上海佛学院的缘分之始。直到抗战结束前的最困难的阶段，真禅法师还坚持协助震华法师，支撑着上海佛学院。早期在佛学院接受系统的佛学和文化薰陶，以及民国时期从事佛教僧教育的经历，可视作为真禅法师以后倾心于佛教僧教育的主观因缘。
当然，佛教最为注重一切事物的成就在于其殊胜的因缘，这种殊胜不仅表现在其主观的因素之中，也特别地表现在其所相逢的时机外缘。党和政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奉行的正确的宗教政策，社会的繁荣和发展，特别是佛教寺院自养能力的提高，对于真禅法师实现其恢复和发展僧教育的宏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没有当代佛教所遭遇的殊胜因缘，真禅法师也徒有壮志难酬之叹。在此，想特别指出的是，真禅法师之所以在全国各地佛教界尚处于寺院恢复，争取道场落政开放之际，即提出重新创办上海佛学院的动议，又随即创办佛学院尼众班，随后在僧教育方面的举措一项连着一项。这一切，除全国性的社会氛围的转化之外，重要的还在于上海佛教的特殊因缘。
上海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在民国时期，随着上海城市的开埠，逐步形成了上海佛教界大德如林，高僧辈出的繁荣景象。真禅法师的恩师应慈老和尚，真禅法师的老师兼同参震华法师，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圆瑛、兴慈、持松、太虚、弘一等法师，都是执佛教界牛耳之一时龙象。这一切，为上海佛教界准备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加之以赵朴初、范古农、方子藩、江味农等为代表的居士界，不仅给佛教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为佛教注入了现代文化、教育、科学的理念。这一影响，也给改革开放后的上海佛教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准备了文化和传统的积淀。而上海所拥有的工商界集中、高校林立、学界人士汇集、学术空气浓厚的现实，对于上海佛教发展僧教育事业，探索新时代僧教育的模式，也是极其难得殊胜的因缘。上述的一切，构成了真禅法师开拓新时期佛教僧教育局面的基本外在的因素。
三、中国佛教僧教育历史和现状的思索
毋庸讳言，中国目前的僧教育状况，与中国佛教界其他事业相比较，是相对滞后的，已经无法与佛教在社会所树立的形象和所拥有的影响相提并论，佛教教育的现状已经无法适应世界宗教事业发展的步伐，无法承载国内民众对宗教所寄予的期望。真禅法师所开其先河的上海当代佛教僧教育的现状，也同样没有能够达到他本人所期望的水准。尽管真禅、明旸等高僧，以及赵朴初居士等大德一再呼吁僧教育事业的重要性，而僧教育始终未见有根本好转。所以，这并非某个个人的作为所能够改变的，而是时代的局限，是佛教界教育理念无法与时代脉搏相共鸣的结果。佛教既缺乏现代教育理念的薰染，又少有学校教育传统的遗产，在此先天不足，后天乏力的情况下，佛教僧教育在当代陷入窘境，也是可以想像的。
在此，笔者就上海多年僧教育工作的实际，对我国僧教育的实际问题作一初步的理论分析，以达到抛砖引玉之效。但愿仁者能够有更多、更深之思考，以帮助我们佛教界解决僧教育上的诸多难题，也可告慰真禅法师于常寂光天之英灵。
其实，中国佛教僧教育事业与当代社会的不相适应，以及自身办学状况的不够理想，实际可追索其因于中国的教育传统。中国传统教育是以私塾家庭教育为其基础的。真正社会化的教育，在中国中古时期从未出现过。中国古代的僧教育，在整个民族教育的土壤中，所滋生的必然是寺院内部师父带徒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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