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虛大師與近代佛教轉型——以“人間佛教”的初創爲重點
劉宇聰(南開大學曆史學院)
【摘 要】太虛大師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頗負盛名的高僧大德，作爲“人間佛教”的首倡者，他率先提出佛教教理革命、教製革命、教産革命的主張，爲近代佛教轉型做出了極大貢獻。在內憂外患之下，近代社會和文化危機不斷加劇，而中國佛教也因之面臨嚴重危機。“人間佛教”的初創是太虛大師的早期佛教改革事業中的關鍵內容，恰恰體現了太虛大師在近代佛教轉型中融合傳統與近代、宗教與世俗的思考和努力，亦可視爲佛教界對時局變動所做出靈活反應以及對近代社會劇變所帶來挑戰的應對，從長遠來看，對于佛教的近代轉型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字】太虛大師 近代佛教轉型 人間佛教
一
近代以降，中國社會面臨“叁千余年一大變局”。 西方列強咄咄逼人的不斷入侵不僅使中國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喪失了大量的國家主權，並且在思想、文化、宗教等領域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
在內憂外患之下，近代社會和文化危機不斷加劇，而中國佛教也因之面臨嚴重危機。一方面，西方宗教藉由不平等條約的保護在中國社會傳播開來，一些傳教士從自身立場出發對儒家思想和佛、道等傳統宗教大肆攻讦，公然提出應以西方宗教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在反思本民族曆史文化的浪潮中，衆多思想精英都將目光投向了自乾、嘉以來就已顯露頹勢的佛教，從不同角度對其加以批判甚至否定。不僅如此，清末的“廟産興學” 之風更是直接對佛教造成了極大的摧殘。
盡管如此，以康有爲、梁啓超、譚嗣同等爲代表的主張改良的開明人士和以章太炎、蔡元培、蘇曼殊等爲代表的傾心革命的仁人志士，都不遺余力地爲挽救佛教的衰微之勢而奔走呼號。 他們或系統批駁對佛教的種種非難，或大力宣揚佛教對社會的有益之處，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但需要指出的是，“他們所觸及的，主要是教製和法事方面的，還沒有真正自覺地認識到如何契理契機地建構新型佛法觀念” 。實際上，近代佛教轉型首先是與佛教界自身的覺醒和努力密不可分的，而太虛大師及其“人間佛教” 在實現這一轉型的過程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太虛大師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頗負盛名的高僧大德，一生致力于中國佛教改革事業，爲實現近代佛教轉型做出了極大貢獻，特別是““人間佛教”主張的提出，標志著中國佛教由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轉變的全面展開” 。在筆者看來，以1928年爲界，可將太虛大師的佛教改革事業分爲前後兩個時期，即1904—1928年的十幾年是“人間佛教”的形成和提出階段，而1928—1947年的近二十年則是“人間佛教” 的成熟和發展階段。以往很多學者通過對太虛大師演說、著作中的佛學理論和革新思想進行解讀和闡釋，來透析他所大力倡導的“人間佛教”的精義和內涵，這無疑更側重于思想史層面的研究。筆者在本文中試圖盡量擺脫這一研究理路，而主要是以“人間佛教”的初創(1904—1928年)爲重點，來探討太虛大師與近代佛教轉型之間的關系。
二
太虛大師，俗姓呂，乳名淦森，學名沛林，祖籍浙江崇德(今並入桐鄉縣)，1890年1月8日生于浙江海甯長安鎮。浙江信佛者甚衆，尤以禅宗影響較大。晚清時期，該地區又“得風氣之先”，各種新思想彙集于斯。浙江良好的人文地理環境和深厚的宗教文化積澱乃是太虛大師早年成長曆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太虛大師的父親早喪，5歲時母親改嫁，自小孤苦無依，身體孱弱，隨笃信佛教的外祖母一起居住。大師幼年時曾從其舅父就讀于私塾，但時學時辍，13歲至15歲時，也曾兩次到鎮上的百貨店去當學徒，但均因病弱而中辍。少年時，太虛大師即常隨外祖母赴安徽九華山、浙江普陀山、甯波天童寺、阿育王寺等佛教名山寶刹朝拜，此時已隱有出家之意。
1904年，年僅16歲的太虛大師獨自離家，本欲前往普陀山出家，後從蘇州小九華寺監院士達和尚剃度出家，取法名唯心。同年，他隨士達和尚往鎮海拜見師祖奘年和尚，並取表字太虛。奘年和尚認爲太虛大師是可造之才，故多方攝護，不久即偕其至禅宗四大叢林之一的甯波四明山天童寺，從敬安和尚 受具足戒。次月，敬安和尚介紹大師去永豐寺從歧昌和尚學經。在此後兩年中，太虛大師先後受學《法華》、《楞嚴》等經，並閱讀《指月錄》、《高僧傳》等書，並學習詩文，受益非淺。其間，大師還從谛閑和尚等研習天臺教觀，並與近代另一著名高僧圓瑛大師在天童寺義結金蘭。1907年，太虛大師在圓瑛的幫助下，前往慈溪汶溪西方寺閱大藏經。是年冬，“大師閱般若經有省。蛻脫俗塵，于佛法得新生自此始” 。
1908年春，太虛大師與思想趨新的華山和尚相會于西方寺。華山“力陳世界與中國之新趨勢，及佛教非速革流弊，振興僧學不爲功”，並與大師“辯十余日而莫決”。 此後，太虛大師悉心研讀了華山所攜康有爲的《大同書》、梁啓超的《新民說》、譚嗣同的《仁學》、嚴複的《天演論》、章太炎的《告佛子書》和《告白衣書》等書籍，開始了接受新知識、新思想的心路曆程，並由此確定了“以佛學救世之宏願”，“一轉先之超俗入真而爲回真向俗”。 同年，太虛大師還在小九華寺結識了已在日本加入同盟會的革命僧棲雲。棲雲向大師宣傳民主革命思想，並曾向他介紹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以及鄒容的《革命軍》等革命書籍。在棲雲的影響下，太虛大師的思想更趨激進。
1909年，太虛大師在華山、棲雲的鼓動下，赴南京就學于楊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經處創辦的祗洹精舍，與梅光羲、歐陽漸以及仁山和尚、智光和尚、開悟和尚等均爲同學。就20世紀初的佛教界而言，祇洹精舍是當時“准備最充分、辦學宗旨最明確、組織最嚴密、辦學方式最新潮的佛教學校”，“也是當時國內第一所高等僧學堂”。 它爲民國時期的中國佛教界培養了一批十分重要的領袖人物和中堅力量。太虛大師于祇洹精舍僅學習了一個學期，便不得不因精舍停辦而離開，但卻受益良多。他在這裏研究和學習佛學、漢學及英文，爲其佛教理論的領會與修養打下了更爲紮實的基礎。更爲重要的是，“適應近代社會需要的唯識論與楊文會博大的佛學胸懷給他以深刻的影響” 。
1910年，太虛大師隨欲前往廣東創辦僧教育會的棲雲南下抵粵。是年秋，大師被舉爲廣州白雲山雙溪寺主持。在粵期間，大師常與革命黨人潘達微、莫紀彭、梁尚同、朱執信等交往頻繁，並“以是閱及托爾斯泰、巴枯甯、蒲魯東、克魯泡特金、馬克思等譯著。大師之政治思想，乃由君憲而國民革命，而社會革命，而無政府主義” 。
1911年4月，革命黨人在廣州發動起義，旋即失敗。犧牲86人，由潘達微收得72位死難烈士遺骸葬于紅花崗(後改名爲黃花崗)，是爲“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太虛大師曾作七言古詩《吊黃花崗》以憑吊之。起義失敗後，棲雲被捕，大師力謀營救未果，爲免受牽連只得離粵暫避。
1911年10月，革命黨人在武昌舉義後，革命風潮迅速席卷各省，“太虛雖然沒有像上海玉皇和紹興鐵岩那樣組織僧軍參加光複之戰，但是，辛亥革命運動本身對他的沖擊是巨大的” 。深受激勵的太虛大師，更燃起了公開實行佛教革命的熱情。
1912年爲民國肇基之年。太虛大師于是年1月赴南京發起成立佛教協進會。他先是聯合志同道合的佛教界人士在毗盧寺設立了籌備處，起草了會章、宣言等，並呈報南京臨時政府備案；後又與曾在祗洹精舍一起學習的同學仁山商議，決定將佛教協進會的成立大會定于鎮江金山寺召開，將佛教革命的設想進一步付諸實施。
太虛大師等人到鎮江後，先于金山寺方丈青權、監院蔭屏、知客霜亭等商酌大會的籌備事宜，並印發會章、宣言，通知各地。開會之時，前來參加的鎮江、揚州、南京、上海等地僧衆及鎮江社會各界人士多達數百人，太虛大師被公推爲主席。大會通過了仁山的提議，並推大師與仁山負責接受金山寺爲協進會會所，開辦僧學堂，以全部寺産充做學費。
然而，太虛大師等人的激進主張遭到了鎮江佛教界保守勢力的猛烈反撲。他們不僅企圖通過登報抗議和上書地方當局等手段推翻大會決議，甚至挑動不明真相的工役數十人深夜沖入金山寺，毆傷仁山等數人。後雖青權、霜亭等首從五、六人均受到製裁，但協進會會務及金山寺寺務都陷于停頓，創辦僧學堂的計劃更是化爲泡影。
大鬧金山事件是太虛大師爲推動近代佛教轉型而做出的第一次比較重要的嘗試。這次努力的失敗使大師看清了近代佛教轉型所需的社會環境和思想准備尚不成熟，但同時也使他認識到實現這一轉型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因此，在1913年2月2日于上海靜安寺舉行的敬安追悼大會上，太虛大師在抒發自己悲憤之情的同時，首次公開提出了佛教“叁大革命”的主張，即“組織革命”、“財産革命”和“學理革命” 。具體而言，“組織革命”(“教製革命”)就是要改革僧衆的生活、組織製度，建立起適應時代需要的住持僧團；“財産革命”(“教産革命”)就是要變按法派繼承寺廟遺産的舊規爲佛教僧衆公有製，並作爲供養有德長老、培養青年僧伽、興辦佛教事業之用；“學理革命”(“教理革命”)就是要革除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積極倡導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爲國家社會做出貢獻。“太虛的這一主張，實際上是中國近代佛教開始自覺地走向適應時代的觀念更新的重要標志。”
可以說，“叁大革命”是給沈寂的中國佛教界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彈，怎能見容于各種保守勢力。因此，“佛教革命”之論一出，立即遭人斥爲“妄人之邪說” 。但太虛大師不爲所動，撰寫《敢問〈佛學叢報〉》等文加以辯駁，重申自己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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