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想主張。1913年3月，大師被推爲中華佛教總會會刊《佛教月報》總編輯，進一步致力于宣傳、介紹佛教革命思想的輿論工作。但由于種種阻撓和牽製，《佛教月報》只辦了4期即無以爲繼。此外，太虛大師還赴浙江組織佛教弘誓會、維持佛教同盟會，希圖通過建設理想化的僧團、教團來實現佛教的“組織革命”，惜均未果。
至1914年，國內時局艱難，又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太虛大師“自佛教協進會挫折以來，于佛教頗抱悲觀，大有離心之勢” 。正如他自己在《我之宗教經驗》一文中所說：“歐戰爆發，對于西洋學說，及自己以佛法救世的力量，發生懷疑，覺到如此的荒廢光陰下去，甚不值得。” 經過一番反省，大師于是年10月謝絕一切俗緣，在普陀山錫麟禅院閉觀修持，印光和尚爲之封關。
叁
在閉觀期間，太虛大師“坐禅、禮佛、閱讀、寫作，日有常課” ，悉心研習各宗著述，尤專心于唯識系之經論。此外，他還“于嚴譯，尤于章太炎各文，殆莫不重讀精讀”，因此深受嚴複、章太炎等人的影響。
太虛大師在閉觀期間繼續著他對近代佛教轉型問題的深入思考，在這方面亦不乏見解獨到的著述。而最能體現大師佛教革命思想主張的作品，便是1915年冬撰寫的《整理僧伽製度論》。
在《整理僧伽製度論》中，太虛大師對“組織革命”(“教製革命”)作了比較精辟的論述。在大師看來，“組織革命”(“教製革命”)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因爲只有培養出合格的僧伽，建立起嚴格的組織製度，“財産革命”(“教産革命”)和“學理革命”(“教理革命)”才有可靠的保證。他以全國80萬僧伽爲准 ，描繪了理想中的一套僧製。按照大師的設想：全國設立一個“佛法僧園”，爲“中國本部佛法僧全體機關，包羅宏富，該攝僧俗”；各省設立一“持教院”，是一省的佛教團體機關；省下設“道區”一級，按八宗(清涼宗、天臺宗、嘉祥宗、慈恩宗、廬山宗、開元宗、少室宗、南山宗)建各宗宗寺，爲八宗之專修學處；每縣則設“行教院”、“法苑”、“尼寺”、“蓮社”、“宣教院”等。此外，還將建立各種教團組織，如“佛教正信會”、“佛學研究社”、“佛教救世慈濟團”、“佛教通俗宣講團”以及“醫病院”、“仁嬰院”等慈善機構。 應當說，這是一套相當完整，並很有實踐價值的理想僧製。但是由于不符合僧伽集團的實際，很難付諸實施。
1917年2月4日，太虛大師出關。不久，他即訪問考察了臺灣、日本的佛教界。1918年8月間，他得到章太炎、陳元白、蔣作賓等人的協助，在上海創立“覺社”，“期以佛法啓迪衆生，促成救人救世的和平運動” 。同年11月，創辦《覺社叢書》(季刊)，1920年改爲《海潮音》月刊，從此這一追尋“人海思潮中的覺音”的刊物，持續近30年而不斷，一躍而爲直接反映了當時中國佛教革新狀況的最有代表性的佛教綜合期刊， 同時也成爲“人間佛教”的重要的弘傳陣地。無怪乎有人認爲，太虛大師致力于佛教改革、倡導“人間佛教”(“人生佛教”)，是從1918年開始的。
1920年5、6月間，受俄國十月革命之影響，太虛大師“得一新感覺，即僧衆有從事工作，自力生活之必要” ，遂發表《人工與佛學之新僧化》一文，提倡效法唐朝百丈懷海和尚那種“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禅”遺風。
1922年，太虛大師創設佛教學院于武昌，以培養僧材，提高僧衆文化素質和佛學修養。此外，大師還在漢口組織了“佛教正信會”。
1924年，在廬山召開“世界佛教聯合會”，太虛大師出席。次年，大師率團出席日本東亞佛教大會，並考察日本佛教，日人尊之爲“民國佛教界之盟主”。1927年，太虛大師任廈門南普陀寺住持兼閩南佛學院院長。1928年在南京大師創設中國佛學會，並弘法于英、法、德、荷、比、美各國。應法國學者建議，在巴黎籌設“世界佛學院”，爲中國僧人赴歐美傳播佛教之始。自此，太虛大師聲望日隆，國內甚有視他爲佛教“救星”者。
通過長期以來的不懈努力和實踐，太虛大師于1928年明確提出了近代佛教轉型應當朝著建設“人間佛教”(“人生佛教”)的方向發展。他在1928年發表的《對于中國佛教革命僧的訓詞》一文中，從四個方面具體地闡發了建設“人間佛教”(“人生佛教”)的問題。他認爲，由于時代的發展，中國從前儒化文化地位，必將爲提取了“中國民族五千年文化及現代世界科學文化的精華”所建設起來的新文化取而代之。因此，第一，“佛教亦當如此，而連接以大乘十信位的菩薩行，而建設由人而菩薩而佛的人生佛教”。第二，“以大乘的人生佛教精神，整理原來的寺僧，而建設適應現時中國環境的佛教僧伽製”。第叁，“宣傳大乘的人生佛教以吸收新的信佛民衆，及開化舊的信佛民衆，團結組織起來，而建設適應現時中國環境的佛教信衆製”。第四，“昌明大乘的人生佛教于中國的全民衆，使農工商學軍政教藝各群衆皆融洽于佛教的十善化，養成中華國族爲十善文化的國俗，擴充至全人世成爲十善文化的人世”。 至此，太虛大師比較明確而完整地提出了“人間佛教”(“人生佛教”)的思想主張。“人間佛教”(“人生佛教”)也由形成和提出的初創階段進入了成熟和發展階段。
太虛大師描繪的一幅“人間佛教”(“人生佛教”)的理想藍圖，盡管大師在生前並沒能看到這些美好理想的真正實現，但他晚年所撰寫的《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一文，則比較集中地總結了其中的教訓，留給後人無限的啓迪。
四
由于時代的變遷，中國佛教發展到近代已面臨著“變亦變，不變亦變”的緊迫局面，必須在各個方面做適應時代的調整，改革逐漸成爲教內外人士的共識。這一思想基礎的奠定，是太虛大師實行佛教革命的重要前提。
太虛大師是中國近代佛教轉型過程中湧現出來的一位理論家和實踐家。大師早年受資産階級改良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因此，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複興佛教的宏偉事業。大師在創辦僧伽佛學院，培養新僧人材，組織居士正信會，團結各界信衆以及出版書報雜志，宣傳佛教文化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努力，並爲此貢獻了畢生的精力和智慧。
如果以太虛大師在其早期佛教改革事業中“提出的教理、教製、教産叁大改革目標與以後中國佛教發展狀況相對照，那麼更顯出其主張的超越性” 。特別是他的“人間佛教”思想展現了佛教對時局變動做出靈活反應，對社會文化轉型的呼應。其基本出發點是要使佛教與近代社會轉型相適應，淡化其中的鬼神信仰和宗教儀規，真正實現佛教入世成爲現世人生的佛教。于是，佛教在爲民族爲社會貢獻自身力量的同時，完成自身的複興。
“人間佛教”的初創是太虛大師的早期佛教改革事業中的關鍵內容，恰恰體現了太虛大師在近代佛教轉型中融合傳統與近代、宗教與世俗的思考和努力，亦可視爲佛教界對時局變動所做出靈活反應以及對近代社會劇變所帶來挑戰的應對，從長遠來看，對于佛教的近代轉型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作爲“人間佛教”的首倡者，太虛大師率先提出佛教“教理革命”、“教製革命”、“教産革命”的主張。太虛大師所指出的佛教改革的總方向和他的實踐精神，至今仍在激勵著中國的廣大佛教僧伽和信衆去爲之奮鬥。而他對于佛教改革的某些主張和意見，就是在今天也還有其重要的參考意義。
《太虛大師與近代佛教轉型——以“人間佛教”的初創爲重點(劉宇聰)》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