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想主张。1913年3月，大师被推为中华佛教总会会刊《佛教月报》总编辑，进一步致力于宣传、介绍佛教革命思想的舆论工作。但由于种种阻挠和牵制，《佛教月报》只办了4期即无以为继。此外，太虚大师还赴浙江组织佛教弘誓会、维持佛教同盟会，希图通过建设理想化的僧团、教团来实现佛教的“组织革命”，惜均未果。
至1914年，国内时局艰难，又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太虚大师“自佛教协进会挫折以来，于佛教颇抱悲观，大有离心之势” 。正如他自己在《我之宗教经验》一文中所说：“欧战爆发，对于西洋学说，及自己以佛法救世的力量，发生怀疑，觉到如此的荒废光阴下去，甚不值得。” 经过一番反省，大师于是年10月谢绝一切俗缘，在普陀山锡麟禅院闭观修持，印光和尚为之封关。
三
在闭观期间，太虚大师“坐禅、礼佛、阅读、写作，日有常课” ，悉心研习各宗著述，尤专心于唯识系之经论。此外，他还“于严译，尤于章太炎各文，殆莫不重读精读”，因此深受严复、章太炎等人的影响。
太虚大师在闭观期间继续着他对近代佛教转型问题的深入思考，在这方面亦不乏见解独到的著述。而最能体现大师佛教革命思想主张的作品，便是1915年冬撰写的《整理僧伽制度论》。
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太虚大师对“组织革命”(“教制革命”)作了比较精辟的论述。在大师看来，“组织革命”(“教制革命”)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只有培养出合格的僧伽，建立起严格的组织制度，“财产革命”(“教产革命”)和“学理革命”(“教理革命)”才有可靠的保证。他以全国80万僧伽为准 ，描绘了理想中的一套僧制。按照大师的设想：全国设立一个“佛法僧园”，为“中国本部佛法僧全体机关，包罗宏富，该摄僧俗”；各省设立一“持教院”，是一省的佛教团体机关；省下设“道区”一级，按八宗(清凉宗、天台宗、嘉祥宗、慈恩宗、庐山宗、开元宗、少室宗、南山宗)建各宗宗寺，为八宗之专修学处；每县则设“行教院”、“法苑”、“尼寺”、“莲社”、“宣教院”等。此外，还将建立各种教团组织，如“佛教正信会”、“佛学研究社”、“佛教救世慈济团”、“佛教通俗宣讲团”以及“医病院”、“仁婴院”等慈善机构。 应当说，这是一套相当完整，并很有实践价值的理想僧制。但是由于不符合僧伽集团的实际，很难付诸实施。
1917年2月4日，太虚大师出关。不久，他即访问考察了台湾、日本的佛教界。1918年8月间，他得到章太炎、陈元白、蒋作宾等人的协助，在上海创立“觉社”，“期以佛法启迪众生，促成救人救世的和平运动” 。同年11月，创办《觉社丛书》(季刊)，1920年改为《海潮音》月刊，从此这一追寻“人海思潮中的觉音”的刊物，持续近30年而不断，一跃而为直接反映了当时中国佛教革新状况的最有代表性的佛教综合期刊， 同时也成为“人间佛教”的重要的弘传阵地。无怪乎有人认为，太虚大师致力于佛教改革、倡导“人间佛教”(“人生佛教”)，是从1918年开始的。
1920年5、6月间，受俄国十月革命之影响，太虚大师“得一新感觉，即僧众有从事工作，自力生活之必要” ，遂发表《人工与佛学之新僧化》一文，提倡效法唐朝百丈怀海和尚那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遗风。
1922年，太虚大师创设佛教学院于武昌，以培养僧材，提高僧众文化素质和佛学修养。此外，大师还在汉口组织了“佛教正信会”。
1924年，在庐山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太虚大师出席。次年，大师率团出席日本东亚佛教大会，并考察日本佛教，日人尊之为“民国佛教界之盟主”。1927年，太虚大师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1928年在南京大师创设中国佛学会，并弘法于英、法、德、荷、比、美各国。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设“世界佛学院”，为中国僧人赴欧美传播佛教之始。自此，太虚大师声望日隆，国内甚有视他为佛教“救星”者。
通过长期以来的不懈努力和实践，太虚大师于1928年明确提出了近代佛教转型应当朝着建设“人间佛教”(“人生佛教”)的方向发展。他在1928年发表的《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一文中，从四个方面具体地阐发了建设“人间佛教”(“人生佛教”)的问题。他认为，由于时代的发展，中国从前儒化文化地位，必将为提取了“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及现代世界科学文化的精华”所建设起来的新文化取而代之。因此，第一，“佛教亦当如此，而连接以大乘十信位的菩萨行，而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第二，“以大乘的人生佛教精神，整理原来的寺僧，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僧伽制”。第三，“宣传大乘的人生佛教以吸收新的信佛民众，及开化旧的信佛民众，团结组织起来，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信众制”。第四，“昌明大乘的人生佛教于中国的全民众，使农工商学军政教艺各群众皆融洽于佛教的十善化，养成中华国族为十善文化的国俗，扩充至全人世成为十善文化的人世”。 至此，太虚大师比较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人间佛教”(“人生佛教”)的思想主张。“人间佛教”(“人生佛教”)也由形成和提出的初创阶段进入了成熟和发展阶段。
太虚大师描绘的一幅“人间佛教”(“人生佛教”)的理想蓝图，尽管大师在生前并没能看到这些美好理想的真正实现，但他晚年所撰写的《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一文，则比较集中地总结了其中的教训，留给后人无限的启迪。
四
由于时代的变迁，中国佛教发展到近代已面临着“变亦变，不变亦变”的紧迫局面，必须在各个方面做适应时代的调整，改革逐渐成为教内外人士的共识。这一思想基础的奠定，是太虚大师实行佛教革命的重要前提。
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转型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大师早年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复兴佛教的宏伟事业。大师在创办僧伽佛学院，培养新僧人材，组织居士正信会，团结各界信众以及出版书报杂志，宣传佛教文化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努力，并为此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
如果以太虚大师在其早期佛教改革事业中“提出的教理、教制、教产三大改革目标与以后中国佛教发展状况相对照，那么更显出其主张的超越性” 。特别是他的“人间佛教”思想展现了佛教对时局变动做出灵活反应，对社会文化转型的呼应。其基本出发点是要使佛教与近代社会转型相适应，淡化其中的鬼神信仰和宗教仪规，真正实现佛教入世成为现世人生的佛教。于是，佛教在为民族为社会贡献自身力量的同时，完成自身的复兴。
“人间佛教”的初创是太虚大师的早期佛教改革事业中的关键内容，恰恰体现了太虚大师在近代佛教转型中融合传统与近代、宗教与世俗的思考和努力，亦可视为佛教界对时局变动所做出灵活反应以及对近代社会剧变所带来挑战的应对，从长远来看，对于佛教的近代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人间佛教”的首倡者，太虚大师率先提出佛教“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主张。太虚大师所指出的佛教改革的总方向和他的实践精神，至今仍在激励着中国的广大佛教僧伽和信众去为之奋斗。而他对于佛教改革的某些主张和意见，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其重要的参考意义。
《太虚大师与近代佛教转型——以“人间佛教”的初创为重点(刘宇聪)》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