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院發表《精刻大藏經緣起》，太虛要印順評論，他寫了《評精刻大藏經緣起》，對歐陽競無居士精刻大藏“龍樹無著，兩聖一宗”，“臺賢藏密，絕口不談”的選取標准，刪削後“存目但評判”的做法，以及部別編排的方式，都表達了不以爲然的看法。[15]如果說這些回應性的評論文章，印順還不免籠罩在太虛思想觀點的熱力影響之下，那麼1940年後，他的《唯識學探源》(1941年)、《印度之佛教》(1943年)等長篇著作，以及倡揚人間佛教的系列文章和著述，如《佛在人間》、《法海探珍》和《佛教是無神論之宗教》(1941年)等等，已經標明他思想的原創性，開始具有獨立思考的精神風格。尤其《印度之佛教》一書(他出版的第一部書)，引起太虛之議論而發表不同意見，從一個側面充分反映了印順富于個性思想的形成。
印順對佛法作深沈的思考，自然是出于他對佛教的滿腔熱忱和對人間的熱切關懷。而他的問題意識與太虛無有二異，都是針對傳統佛教的弊端而來。他的獨立思想的形成也與太虛的教導和啓迪分不開。比如，釋昭慧著印順法師傳記――《人間佛教的播種者》一書中提到，“二十九年(1940年)，他讀到太虛大師所講的《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教》、《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從巴利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每一篇都引起他深深的思維。對于秘密乘的定位——“天乘行果”，以及中國佛教的言行矛盾——“說大乘教，行小乘行”，他得到一些啓發，也引起了一些新的思考。”[16]從這則資料裏，我們可以捕捉住印順人間佛教思想的出發點。印順此後探索印度佛教史，發現印度佛教之滅亡正起因于密教的定位“天乘行果”，“天佛一如”；而中國佛教的衰微也由于沒有發揚真正的大乘精神，如彌勒的“不修(深)禅定，不斷(盡)煩惱”，從廣修利他的菩薩行中去成佛的法門，相反，大大傳揚的都是那些急于修證，急求成就之類法門。印順一再質問自己：“(太虛)大師說：中國佛教“說大乘教，修小乘行”，思想與實行，真是這樣的不相關嗎？不是的，中國佛教自以爲最上乘，他修的也正是最上乘行呢！遲一些的“秘密大乘法”，老實的以菩薩行爲迂緩，而開展即身成佛的“易行乘”，可說是這一思想傾向的最後一著。我從印度佛教思想史中，發見這一大乘思想的逆流——佛德本具(本來是佛等)論，所以斷然的贊同“佛法”與“大乘佛法”的初期行解”。[17] 印順的這種洞見和抉擇，使他最終與太虛的思想發生歧異，對中國佛教的發展産生不滿，導致他幾乎一生因得不到別人理解而感到思想上的孤寂，而自嘲爲“冰雪大地撒種的癡漢”[18]。但可以說，印順這一生以超常心力寫出的差不多所有的著作，都建基于這種對佛教衰亡的反省和沈思。正是從這種對佛法興亡的沈思裏，我們才深深體會到他對現實的佛教界無法纾解“國難教難”而産生的憂患意識，才能了解到他對國家、對佛教的一片赤誠和對人間的無限關懷。
印順在思想上勇猛無畏的探索，終使他在思想領域的探險比太虛走得更遠，對佛教的病根子也似乎挖得更深。他不僅看到中國佛教末流的重死與鬼的偏向，而且洞察佛教在本土的消亡是由于迎合了印度教的天化神化而“天佛一如”所致。而這種天化神化也侵蝕到中國佛教，“情勢異常嚴重”。印順怎麼會有這種洞見的呢？這是因爲他在接受太虛思想之前已經有了獨自摸索修學佛法的經驗，他看到了佛教界的現狀與他從藏經聖典所理解的佛法的巨大差距，他的內心已經蘊藏了他深切關懷的問題。他後來在《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一文中談到他探求佛法的信念與態度時說得明白：“經曆四、五年的閱讀思維，多少有一點了解。……理解到的佛法(那時是叁論與唯識)，與現實佛教界差距太大，這是我學佛以來，引起嚴重關切的問題。”“佛法與現實佛教界有距離，是一向存在內心的問題。出家來八年的修學，知道(佛法)爲中國文化所歪曲的固然不少，而佛法的漸失本真，在印度由來已久，而且越到後來越嚴重。所以不能不將心力，放在印度佛教的探究上。”[19]
從這幾段自述中，我們了解到印順學佛後的思想曆程。他把心力放在印度佛教的探究上自不同于一般學者的“爲研究而研究”。而他最終發現人間佛教的理念，確定探求印度佛法的立場與目標，是與他生活的時代背景，與他感受到的時代精神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他在同文中說，“我在佛法的探求中，直覺得佛法常說的大悲濟世，六度的首重布施，物質的、精神的利濟精神，與中國佛教界是不相吻合的。在國難教難嚴重時刻，讀到了《增一阿含經》所說，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回想到普陀閱藏時，讀到《阿含經》與各部廣《律》，有現實人間的親切感、真實感，而不是部分大乘經那樣，表現于信仰與理想之中，而深信佛法是“佛在人間”、“以人類爲本”的佛法”。[20] 印順由此確定了他探求印度佛法的立場與目標，如他的《印度之佛教·自序》所說：“深信佛教于長期之發展中，必有以流變而失真者。探其宗本，明其流變，抉擇而洗練之，願自治印度佛教始。察思想之所自來，動機之所出，于身心國家實益之所在，不爲華飾之辯論所蒙(蔽)，願本此意治印度之佛教”。[21]
綜上所述，我們看出幾點：第一，印順倡揚人間佛教，是由于現實佛教界缺乏大乘菩薩大悲濟世的利他精神。他在國難當頭，佛教危機的嚴重時刻，深深感到人間佛教的親切與真實；第二，他從治印度之佛教開始，目的在于發現佛教的根源與流變失真，而要抉擇洗練出一種契理契機的純正的佛法；第叁，他要透過佛教思想史上的滔滔雄辯，而洞察出佛教思想的目的與動機，是爲了對人的身心和社會國家有實益。
印順一再標明自己“我是爲佛法而研究，不是爲研究而研究”的。1976年，他在《談入世與佛學》中主要談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入世與出世的問題，另一個就是修學佛法與佛學研究的問題。他說“真正的佛學研究者，要有深徹的反省的勇氣，探求佛法的真實而求所以適應，使佛法有利于人類，永爲衆生作依怙。”[22]那年冬天，他又在《說一切有部爲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裏談到他對佛法的根本信念和看法，其中有兩項涉及他對佛法的理論與修證的看法，和治佛教史的經驗，可供我們學習，他說：“佛法不只是理論，不只是修證就好了。理論與修證，都應以表現于實際事行(對人對事)來衡量。說大乘教，修小乘行；索隱行怪：正表示了理論與修證上的偏差。”“治佛教史，應理解過去的真實情況，記取過去的興衰教訓。佛法的信仰者，不應該珍惜過去的光榮，而對導致衰落的內在因素、懲前毖後嗎？焉能作爲無關于自己的研究，而徒供庋藏參考呢！”[23]
2．佛是怎樣從人間被升到天上的
從上可知，印順不同于一般學者爲了知識而研究佛法，而是爲了佛法的真理、佛法的興衰和存亡絕續而研究佛法。那麼，印順憑什麼理據判定印度佛教的衰亡是由于天化神化呢？這種天化神化又怎麼嚴重影響到中國佛教裏去的呢？首先，印順尊重曆史發展的事實，他從印度佛教興滅的過程中明顯見到：佛教興起于中印度的東部，漸從中印度而擴展到南印與北印(及東西印度)，更發展到印度以外，而有南傳與北傳佛教的傳播。但西元四世紀以後，北印與南印的佛教日漸衰落，萎縮到中東印度，最後因印度教與回教的入侵而滅亡。由此可見，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消亡與印度教、回教(伊斯蘭教)的入侵有關，但他認爲，“衰滅，固然有外來的因素，但發展與衰落，應有佛教自身內在的主因，正如老人的終于死亡，主因是身心的日漸老化一樣”。[24] 印順于是從佛教內在的思想演變中，推導出印度佛教發展的五期“教判”說，揭示了印度佛教如何一步步從人間而天化的，如何一步步失去童真，走向少壯，變爲成熟而接近衰亡的。在《印度之佛教》中，他把千七百年的印度佛教分爲五個時期：一、聲聞爲本之解脫同歸；二、菩薩傾向之聲聞分流；叁、菩薩爲本之大小兼暢；四、如來爲本之菩薩分流；五、如來爲本之佛梵一如。這裏，第五期的“佛梵一如”即“天佛一如”。後來在《說一切有部爲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中，他又以“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這叁期來統攝五期說。這裏的“佛法”就相當于我們通常說的原始佛教或部派佛教，含攝了五期說中的初期與二期；“大乘佛法”含攝第叁、四期，通常稱爲初期大乘、後期大乘。從義理上說，初期大乘宣揚“一切皆空”的思想，後期大乘則主“萬法唯心”。所謂秘密大乘佛法，即我們常說的密教，這裏印順把它單列，是因爲“天化”現象相當嚴重，思想自成特色。而對于大乘佛法，印順認爲，又可分爲叁系，依思想邏輯排序爲：性空唯名——虛妄唯識——真常唯心，真常唯心系融攝了虛妄唯識系而大成于中(南)印度，發展到後來，就是“佛德本有論”，這正是秘密乘的理論基礎：衆生本有如來功德，才有成立即身成佛——“易行乘”的可能。而真常唯心即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佛性，是一切衆生本有的思想，又正是中國臺、賢等宗立說“生佛不二”的圓教的依據。印順于是指出，圓滿的佛果觀在“大乘佛法”中表顯于《法華》及《華嚴》中；圓滿的佛德的信仰與理想與秘密大乘佛法——如來爲本之天佛一如，有一致的理趣。由此，他對中國佛教的形成與發展很不以爲然，認爲它們從一開始就埋藏了滅亡的種子。
印順在此用了兩個較爲形象的比喻，來說明佛教是如何從興盛到衰亡的，也反映出他爲何反對印度晚期的秘密乘和中國的末流佛教：一個比喻是人生五階段喻佛教五期說，“印度佛教的興起、發展又衰落，正如人的一生，自童真，少壯而衰老。童真，充滿活力，是可稱贊的，但童真而進入壯年，不是更有意義…
《人間佛教的內在精神與發展趨勢(張華)》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