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與入世：人間佛教的分際

　　——以太虛大師和蔣介石關系的個案研究爲例

　　江南大學法政學院 陳衛華

　　佛教自漢代傳人中國以來，受統治集團意識形態導向“儒主人世，佛、道主出世”的影響，被認爲是宣揚以脫離塵世煩惱痛苦爲目的人生理念，如《法華經，譬喻品》說：“今此叁界，皆是我有。其中衆生，悉是吾子。而今此處，多諸患難。惟我一人，能爲救護。雖複教诏，而不信受。于諸欲染，貪著深故。以是方便爲說叁乘。令諸衆生，知叁界苦。開示演說，出世問道。”本來“知叁界苦”，既可以解釋爲在超越性追求的指引下，通過個人人生努力以離苦得樂；也可解釋爲通過佛教僧人與“邑社”的努力，尋求救濟社會苦難，護佑衆生之道；即出世不離世間。但在當時統治者看來，“世間”沒有佛教的地位，似乎信佛教就是“看破紅塵”的出世一途。以至佛教被一般社會公衆甚至部分知識分子認爲是一味追求出世解脫的厭棄人生之道。及至近代，內憂外患之中，那種厭離社會的傳統佛教更是舉步維艱，漸人窘境。作爲民國時期最重要佛教領袖之一的太虛大師，在此危難之際，順應時代潮流，提出了“人間佛教”理念，強調佛教的傳承與發展應當注重以人爲本，弘揚大乘佛教積極人世、普度衆生的精神，這顯然有別于傳統的避世靜修的觀念，對引領傳統佛教的現代轉型，起了極爲重要的作用。如今，人間佛教已成爲海峽兩岸佛教發展的重要指導思想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那麼作爲“人間佛教”理念首倡者的太虛大師當年又是如何看待傳統與現代、出世與人世之間的關系的呢

　　本文擬從太虛大師與蔣介石的關系爲切人點，對如何把握出世人世的分際，做一初步探討。

　　太虛大師(1890—1947)，祖籍浙江海甯，1904年在蘇州小九華寺出家。初人佛門，就表現出他的過人之處，除了遵循傳統，閱經修行外，還大量閱讀當時流行的新潮書籍，如康有爲的《大同書》、梁啓超的《新民說》、譚嗣同的《仁學》等，眼界大爲開闊，逐漸“生起了以佛法救世救人救國救民的悲願心”，爲此他廣結好友，除了與佛門同道華山、棲雲等，還一度與廣東革命黨人和江亢虎領導的社會黨人過從甚密，表現出一種積極人世的豪邁情懷。而太虛初人佛門，就表現卓越，在出世修行的同時，以大乘佛教普度衆生的豪情積極人世，把振興和弘揚佛法作爲自己矢志不渝的曆史使命，除了他禀賦超人外，還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他受戒伊始，就受到包括當時居佛教領袖地位的敬安在內的衆多高僧的器重和刻意栽培，使其佛學造詣遠超同輩，甚至“矯然有鶴立雞群之感”；二是他獨特的禅悟經曆，太虛早年在西方寺閱藏，數次開悟，不僅親證佛果，獲得超凡人聖的心靈體驗，堅定了對正法的信念，更使其“禅慧融澈，俠情奔湧，不可一世”，終使其有能力擺脫束縛，革新傳統，面對現實社會，回應社會問題，最終實現複興佛教，轉換傳統的志向。

　　太虛的這種護教豪情很快就有了初次實踐，這就是讓他名揚僧俗兩界的大鬧金山事件。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太虛革新佛教的第一次努力嘗試很快失敗。而不久他在敬安追悼會上慷慨演講，憤然提出“佛教革命”的口號後，不僅沒有得到響應，反而受到多方诘難，太虛在失望之余，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國佛教的出路問題。

　　盡管佛法不是只爲人間而設，而適用一切有情衆生，然而佛陀成佛在人間，傳法布道也在人間，因而“以適應時代之文化故，當以人類爲中心，而施設契時機之佛學，佛法雖無間生死存亡，而以適應現代之現實的人生化故，當以求人類生存發達爲中心而施設契時機之佛學”，學佛的根本不僅爲了自我解脫，而更是爲普度衆生，佛教中雖有出世避世的一面，但這決不是佛教的本質，佛法真義，不僅不是厭世主義，而是積極的救世主義，佛法不僅是讓人解脫的出世法，更是利益衆生的人世法，因此弘揚佛教必須走向民間，融人社會。太虛在立足佛法根本的前提下，積極人世，關注社會生活，並積極參與有利于佛教發展的一切社會事務。爲此，太虛廣泛結交如孫中山、章太炎等社會知名人士，以期對佛教發展有所裨益，而太虛與蔣介石的交往尤其耐人尋味。

　　蔣介石，浙江奉化人，也算是與佛有緣之人，其祖父蔣斯千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其母王采玉曾皈依佛門，並拜雪窦寺住持果如爲師，蔣介石受其影響，自幼就接觸過佛教，並懷有好感。在蔣介石自撰的《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一文，曾雲：“先妣于楞嚴、維摩、金剛、觀音諸經，皆能背誦注釋，尤複深明宗派。中正回裏時，先妣必爲之諄諄講解，教授精詳。”又雲：“中正嘗治宋儒性理家言，而略究于佛學者，實先妣之所感化也。”成年後，蔣介石投身政界，並逐漸成爲中國社會舉足輕重的人物，其對佛教亦頗爲重視，首先，作爲一位佛教信徒，他深谙奧秘無窮的佛理，盡可排遣失意下野的煩惱，因而蔣每次下野，都要訪廟禮佛，通過向內反省等途徑，明心見性，在心理上作調適。其二，作爲一位政治風雲人物，他十分明白佛教擁有爲數甚多的僧徒和信衆，也是中國社會一股不可輕視的力量，想在日後的政治舞臺更有作爲，自己首先應有切實的崇佛信佛之舉，才能贏得佛教界對自己的廣泛支持，從而增強自己的社會基礎。

　　太虛與蔣介石的初次交往是在1927年。這時的蔣介石已是中國社會叱咤風雲的人物，從名不見經傳到黃埔軍校校長再到北伐軍總司令，經曆了人生的巅峰時刻，然而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叛變革命，另組南京政府，但沒過多久，便遭遇徐州慘敗，武漢緊逼，桂系發難，“陷入了無法擺脫的困境，”以至“除下野外別無他途”。蔣終于選擇以退爲進，宣布下野，並于這年8月率部分親信返回老家奉化溪口。蔣介石此次下野，除了想“避開衆矢之的之鋒芒，靜觀國民黨各派之鬥爭，于不可開交時，待機而動，出而收拾殘局”外，更有一重要使命，就是欲往日本，“谒宋太夫人，征其對美齡女士婚事之同意”。此前，蔣介石追求宋美齡已有多年，與其說他看中宋美齡的才貌，不如說更看中宋美齡的家庭背景，宋氏集團雄厚的財力以及與西方尤其是美國上層社會的密切關系，對野心勃勃的蔣介石自然有著非同尋常的吸引力。但問題是宋氏家族尤其是宋太夫人信奉基督教，自然不會答應宋美齡與有婦之夫蔣介石的婚事，蔣介石爲此已遣散了幾位小妾，但發妻毛福梅是有婚約的，必須要履行離婚手續，而毛福梅對離婚一事堅決不從，蔣介石深知，若一味用強，萬一鬧出人命，被政敵利用，對自己前途大爲不利，最好是讓毛福梅心甘情願的離婚，爲達到這一目的，蔣介石費盡心機，但收效甚微，因此此番回鄉，想利用毛福梅多年笃信佛教這一點，延請高僧前往勸解。因有盟兄黃郛的推薦，蔣介石電邀同是浙江籍的太虛大師前往奉化。

　　太虛在這年9月應邀來到奉化，蔣介石先陪他遊覽了溪口雪窦山風光，並單獨和他在雪窦寺細談了一整天，想來太虛對蔣介石的意圖亦有所領會。而太虛當時對蔣的境遇也頗爲同情，並寫詩贈蔣，詩雲：“國家安危系，青山未是歸。出曾驚鬼侮，退當遺人譏。此日藏雲豹，他年縛海稀。大雄能大忍，莫使素心違。”希望蔣介石勇“出”莫“退”，暫時隱忍，爭取東山再起，勸勉之情，躍然紙上。

　　第二天，適逢中秋，蔣介石夫婦特邀太虛一起賞月並講解佛經。那天晚上，太虛講的是《心經》，全稱《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是唐叁藏奉诏翻譯的本子。《心經》雖然只有短短260個字，但卻是佛學中極深奧的經典，揭示了佛教認爲衆生有苦，是由于根塵識顯現且相互糾纏，以至執有執無，失卻般若光明，不能照見諸法實相的緣故。毛福梅雖信佛多年，但因學識有限，對佛教教理卻不甚了了，聽太虛講了這麼多“空”“了”，漸從懂點佛理進而明白事理。不久，毛氏終于在《離婚協議書》上簽了字，當然這是多方工作的結果，但太虛講《心經》，在毛福梅的心靈上産生的影響，恐怕也是極重要的一個因素。應該說此時的太虛已身居佛教界領袖地位，恐怕不是誰都能輕易請得動的，而他之所以慨然赴蔣之邀，自有他的特殊考慮。太虛深知，由于當時社會動蕩不安，使本已舉步艱難的近代佛教更是危機四伏，而佛教的振興，離不開社會公衆的支持。因此佛教的革新，除了佛門內部的整肅，社會居士尤其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物的大力護持也是相當重要的。蔣介石作爲當時中國社會權傾一時的風雲人物，盡管暫時失意，一旦東山再起，有他的幫助，對佛教發展也是有益無害的。因此對于這一夜的相會，太虛是極爲滿意的，甚至將蔣引爲知己，曾賦詩雲：“千古相知有明月，一生難忘是中秋。”事後的曆史證明，爲有益于佛教的振興計，太虛當時的考慮是完全正確的。多年以後，太虛弟子印順亦對此作出極高評價：“國民政府下之佛教，得以從狂風暴雨中複安定，得以泄沓混日，確與此夜此人有關。”

　　不久，蔣介石就辦妥與毛福梅的離婚手續，在張群等人陪同下，前往日本向宋美齡求婚，途經上海時，得知太虛計劃赴歐美弘法，特派陳果夫送去3000元，作爲資助。

　　此後，太虛與蔣介石亦多有交往。1928年春，已回國複職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路經杭州，專程拜訪了時在靈隱寺小住的太虛，並一起合影留念。這年6月，蔣介石從北伐前線回到南京，又特意派人赴浙江邀太虛來甯會晤。太虛到南京後，蔣介石在總司令部親自會見太虛，甚至讓新婚夫人宋美齡亦出來相見，蔣對太虛之器重，可見一斑。

　　1928年3月，當時國民政府內政部長薛笃弼提出將僧寺改爲學校，中央大學教授邰爽秋亦准備向全國教育會議提出廟産興學的具體方案。佛教界爲之震驚，紛紛表示反對，太虛也以“中國信佛的革命民衆領袖”的名義，發表“對于邰爽秋廟産興學運動的修正”。但由于當時“佛教猶無政府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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