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化建設》“宣言”，引發了一場中國文化前途的思潮論戰。作爲一直關注社會思潮進展的佛教僧人，太虛自始至終都關注這場論戰，並較爲充分地表達了自己的不同意見。太虛注意到，談論中國文化建設的各派學者，無論其對象是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還是談論當代世界文化，都回避了中國化的佛教文化，或瞠目無睹，或語焉未切，都不能正視佛教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因此，他撰寫了《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略評》、《提供文化建設者幾條佛學》、《怎樣來建設現代中國的文化》等文，對于傳統佛教在中國文化重建中價值與地位，展開了獨標一格的闡論。
太虛指出，佛法在中國文化重建的作用，取決于二大理由：一是中國佛法發展最爲完備；二是佛法在中國流傳既廣，且影響中國文化達兩千年之久，已經普遍深入到廣大民衆文化心理之中，流貫成爲國民的精神要素。因此，必須充分挖掘出佛教文獻中的佛法精義，使之貫注國民思想、信仰、行爲之中。從現實效應而言，重視佛教在文化建設的作用與地位，可以促進中華民族的融合與團結，進而通過佛教文化的紐帶，達成東南亞民族大聯合、大團結。視大乘佛法爲融攝世俗文化思潮的工具，這種“佛教文化融攝論”，正是太虛以佛教重建現代中國文化的立足點。
太虛認爲，與其提出“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倒不如改稱“現代中國文化建設”。因爲一言“本位”，容易落歸于宋儒窠臼。這說明太虛對文化界自由知識分子的文化建設主張有其不同的評判。太虛不只是停留于強調“中國本位”，而是更關注文化建設的“現代意識”。這種綜攝性的文化重建觀念，反映了佛教新僧們力主參與社會文化建設的內在需求。
太虛主張，討論“現代中國文化”建設問題，應該立足于“現代”，必須綜合中國地理環境、民族性格、社會組織諸多因素。他提醒參與建設中國文化運動論戰中的學者們，要特別注意佛教文化在團結、融合佛化民族的現實作用，以及融攝並創造世界新文化的可能性。並具體提出以叁民主義爲中樞，以大乘佛法爲紐帶，如果推行儒化(宋明理學化)之舊途徑，或選擇全盤西化(歐化)，則內無以化合蒙、藏等佛化民族，外則無以聯合日本、印度，有爭鬥而無融攝創造之可能。因此，“在革命救國救世的叁民主義中國文化建設中，佛法可爲其最偉大的精神動力”。
在《怎樣建設現代中國的文化》一文中，太虛更是著眼于中國社會組織、傳統文化及其在世界中的落伍現狀，系統闡述了建設中國文化的叁個路徑，提出從固有道德、改進教育和改進政製叁個方面展開現代中國文化的重建工作，期望通過道德思想、教育文化、政治體製的改進，全面開展現代中國文化的重建。
其實，早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一書出版之時，太虛就公開發表評論，特別不滿于陳寅恪在《審查報告》中所說“以完成宋明新儒家爲唯一大事因緣”。他說：“竊觀明之興起，根器原頗雄大，追隆漢唐而非宋可比，然其後仍漸媕陋者，受宋儒拘锢之所致也。：今欲複興民族，不可不注意于此。”
1942年7月，太虛又就馮友蘭的相繼完成的《貞元叁書》，特別是其中的新理學體系指出了尖銳批評。他指出馮氏的“新理學”體系，先是有孔孟攝取佛學成爲宋儒理學，今再攝取希臘到近代歐洲哲學而成爲新理學。太虛明稱，就時代文化精神而論，與其偏好于程朱理學，倒不如傾向于陸王心學、老莊道學。因爲，“陸、王、老、莊皆已超人人天，過此則出世佛法矣。佛法通世出世間，世間法或共道、儒、哲、科，出世法則不共。”這完全是傳統佛儒之辯的舊套路。
在文化重建論的倡導下，馬一浮在四川樂山烏龍寺創辦複性書院，梁漱溟在重慶冀中主持勉仁書院，張君劢在雲南大理主持民族文化書院，以複興儒家思想而回應新道德文化運動，儒家思想的複興無疑成爲民間文化複興運動的主力軍。更爲重要的是，在30年代後期，儒家思想正被視爲中國文化重建的“源頭活水”，這對太虛“人生佛教”理論建構，無疑提出了新的思想挑戰。如何回應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必須重新審察佛教在傳統文化中的處境，特別是佛教弘化在現實文化思潮的處境。身爲新佛化運動的倡導者與力行者，太虛真切體會到佛教人世的諸多障礙。這些障礙，既是曆史的，更是現實的；既是觀念的，更是實踐的；既是文化的，更是政治的。但他並沒有看到人民群衆在文化運動中的創造性作用，更不能正確對待共産黨人改變中國命運中創造新文化的卓絕努力。太虛一則排擊儒家思想的新“正統”地位，力主改造傳統佛教思想的因倡導“出世性”而在中國社會文化所處的“旁宗”地位。另則以佛法“唯生論”對陳立夫等人的“唯生論”哲學的進行佛教化的補充，這其實可以看到太虛意欲爲國民黨的文化政策辯護，卻深感力不從心。佛化宣傳著實不能進入主流話語的現實困局，令太虛深感“主義化”意識形態對佛化運動的禁锢與牽製。這多少引發了太虛對當局“黨治文化”的離心傾向。
結 語
太虛大師(1890—1947)是20世紀漢語佛教界肇興未已的“人間佛教”思潮運動過程中思想影響最卓著的佛教思想家，其思想個案至今仍值得人們進行深入探析。本文從印順法師在《太虛大師年譜》中的總體評價人手，指出太虛大師所著力建構的“人間佛教理論”，呈現出鮮明而深刻的反思意識。這種反思意識的構成內容，具體表現爲對中國佛教思想傳統的反思、對中國佛教的出路的反思，對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化之關系的反思，以及中國佛教與中國社會關系的反思認知，必須結合其對人間佛教社會觀、乃至社會理論展開相應的思考。本文指出，太虛大師以反思性爲特征的“人間佛教理論”，堅持以佛教爲本位、以中國爲本位兩大原則立場，以此展開其“人間佛教學””建構的“佛教性””、“中國性””、“社會性””、“文化性””和“普世性”，有其鮮明的中國社會認知與佛教弘化的關系意識。上述太虛大師佛教思考中的佛教性、中國性、社會性、文化性和普世性，既是其人間佛教理論的構成內容，更體現其人間佛教理論具有一種“反思性”的建構類型。
《論太虛大師人間佛教理論的反思性(陳永革)》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