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北京時，巨贊就要求對佛教進行積極整理，並爲此會見了北京市張友漁副市長，就此問題跟他商談。張提出，“積極整理對于佛教與政府都有益處,但非有一個佛教團體從中領導不可。”巨贊也認爲，爲維護佛教權益，也爲了解決佛教自身的許多問題，需要重建聯系全國佛教徒的組織。爲此，巨贊草擬了一個中華全國佛教整理委員會和籌備會的章程，送呈中共中央統戰部。不久，巨贊在天安門上見到胡喬木時，胡也指出“應該組織一個協會”進行工作，這更大程度上鼓舞了巨贊。1949年首屆人民政協閉幕後，巨贊又多次與政府有關人員商談推動佛教改革問題。在一次座談會上，陳其瑗傳達了周恩來關于宗教問題的指示，其中提到“《社團登記條例》已經反複商討多次，，不久亦可公布，宗教團體不在例外。”在1950年6月18日的一次座談會上，包括巨贊、趙樸初在內的與會人士再次談到在當時情況下組建佛教協會的重要性，趙樸初認爲：“現在各地佛教寺院，已在危急存亡之秋，沒有組織，無法維持。可以先組織類似佛教徒聯誼會性質的團體，以爲各地佛教徒互相聯絡的機構。”[12]巨贊對此深表贊同。此後巨贊同趙樸初等人，便積極投入到中國佛教協會的籌備工作中去。經過多方努力，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成立，巨贊被選爲副秘書長。1957年，被增選爲中國佛協副會長，成爲佛協核心領導成員之一。

　　中國佛協成立後，作爲全國佛教界的協調機構，在很大程度上安撫了當時佛教界惶恐不安的情緒，爲大陸佛教的穩定發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全國土地改革的背景下，通過寺院生産化，以解決經濟問題，成爲各級佛協主要工作之一。

　　其次，是加強對佛教徒的“改造”。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後，巨贊認爲佛教革新也可推動展開了。他積極配合當時在各地展開的思想改造運動，甚至以爲改革佛教的重點是對佛教徒的“改造”。他認爲由于當時“僧伽分子太雜，一般知識水准太低”以至佛教徒“趨于頑劣，做盡許多佛法所不容許的事情，”甚至“嫉妒障礙，分黨分派”，導致許多信奉佛法的人“不願意在中國寺廟裏削發”，[13]甚至出家了還要還俗。因此整理佛教首先要革除追求安逸享受，脫離社會，遠離民衆的弊病，要培養佛教徒深入社會、深入群衆、關心群衆疾苦、解除群衆苦難的精神。爲此，他在北京成立了佛教徒學習會和僧尼訓練班，讓他們通過學習，搞通思想，認清時代，“提高僧尼們的政治覺悟和對于佛教的體認，使能從工作中實踐佛教的真精神，增進修養。”同時巨贊提出，僧尼既是如法如律的佛教徒，又是勞動生産者。因此必須發揚百丈“農禅並舉”的傳統，讓僧尼從事生産，使“僧尼們參加勞動生産，達到自養自給、豐衣足食以配合國家生産建設”，這樣既可以使出家人老者有所養，少者有工作，成爲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又可以使僧尼適應社會需要，通過勞動，真正融入社會，體味人間疾苦。1950年巨贊與周叔迦等人在北京開辦大雄麻袋廠，組織僧尼參加生産，不久該廠聚集了一百多位僧尼群衆。在巨贊等人的倡導下各地寺僧紛紛響應，集資辦廠，掀起生産熱潮，走上勞動自養道路。僅半年時間，全國佛教徒就開辦了紡織、顔料、化工等幾十家工廠，太原白雲寺僧衆還于1958年開辦中醫醫院。正如巨贊所言：如果“一個人的生活無法維持，活都活不下去，那裏還有信仰或修行可言呢？”[14]因此巨贊等大力倡導的生産自養的辦法既安置了大量僧尼，又服務于社會，溝通了佛教與社會的聯系，這種福慧雙修，既重視社會責任，又顧及生死解脫，既自利又利他的修行理念吻合特定時代的要求，體現了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因此也可以說是人間佛教契理契機原則在當時的變通。如果沒有“公私合營”的變故的話，從生産開始的自然發展這一條路，無疑會通向由佛教界自辦現代慈善、文化教育諸事業。

　　第叁，創辦全國性佛教刊物，溝通各界聯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面對佛教頹靡不振，佛教徒思想混亂，無法適應社會劇變的狀況，巨贊與趙樸初、陳銘樞、周叔迦等人商議，提出要想發揚正確的佛學，符合如來隨宜說法、實相常新、適時便巧的宗旨，必須在首都創辦一個全國性的佛教刊物，及時傳達政府的宗教政策，反映全國佛教界各種情形，糾正佛教界內錯誤思想，這樣才能發揚釋迦牟尼佛的真精神，振興佛教。爲此，巨贊與喜饒嘉措、趙樸初、陳銘樞、周叔迦等人在1950年6月發起成立了現代佛學社，負責出版《現代佛學》月刊，由陳銘樞任社長，巨贊任刊物主編。《現代佛學》是巨贊佛教學術化激進思想的體現，也是貫徹政府宗教管理政策的喉舌。該刊主要任務是“傳達政府的宗教政策，和處理佛教問題的方針；用科學的曆史觀點，重行批判並確定佛學的真實價值之所在……糾正我國佛教界內一向因襲訛、穿鑿附會的謬誤思想，以便進而改革佛教現行的製度；聯系國內外佛教徒,爲爭取持久和平、人民民主而努力。”[15]此後，巨贊全身心的投入刊物的編輯中去，幾乎所有的佛學論文都由巨贊親自編輯審定，在大家努力下，僅用叁個月的時間，《現代佛學》創刊號就出版了。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後，《現代佛學》即成爲其會刊，到1964年因故停刊時，總共出版了144期。十余年間，《現代佛學》發表了高僧大德大量的佛學論文，推進了佛學理論尤其是人間佛教理論在特定時期的曲折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初，該刊在國內佛教界具有很高的權威性。

　　應該說，人間佛教本質上就是中華佛教的現代轉型，現代佛學應爲現代佛教的先導。盡管當時在海峽兩岸，太虛及其人間佛教思想都遭受非議。但巨贊所傳播的基本思想理論，在極爲困難的條件下，保留了人間佛教的內在精神，對此後海峽兩岸人間佛教思想蔚爲主流，起了一定積極的作用，這其中長期擔任《現代佛學》主編的巨贊是功不可沒的。該刊作爲溝通政府和佛教界的橋梁，也及時宣傳了政府的宗教政策，有效地穩定了佛教界的情緒，凝聚了全國佛教界力量。

　　第四，籌建中國佛學院，培養佛教人才。巨贊認爲，“佛教之所以衰落在于沒有人，要整理佛教當然還是人；人的培養在于教育。”[16]佛法的弘揚最終要靠佛教徒，因此人才培養是振興佛教的關鍵。巨贊法師曆來重視佛教界人才的培養。早在20世紀30-40年代，巨贊就先後擔任過閩南佛學院、漢藏教理院、沩山佛學社等佛學院的教師。1947年巨贊在杭州創辦武林佛學院並擔任院長。這些都屬太虛一系創辦或主持的佛學院，巨贊在這其中大力弘揚太虛首倡的人間佛教思想。他要求學生勤讀佛書的同時，還要兼讀文史哲，要關心國家大事，閱讀報紙新聞，充分體現了人間佛教佛法不離世間的理念。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巨贊更是積極籌備建立佛學院。早在1952年中國佛教協會籌備成立時，巨贊和趙樸初等人就提出，要舉辦佛教院校，培養佛教人才。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後，馬上著手籌備建立佛學院。經過多方努力，1956年，中國佛學院在北京法源寺正式創立，喜饒嘉措任院長，巨贊任常務副院長。他不僅擔任佛學院的領導工作，還親自授課，核定教學內容。中國佛學院旨在培養“熱愛祖國、擁護和平、具足正信、能發揚佛教優秀傳統”的佛教人才，成立後可謂群賢畢至，人才荟萃，師資陣容強大，學員素質整齊，學員學修一體，解行相應，1956——1966年十年間，總共畢業了近400名學員，這些學員畢業後，大都成爲各地佛教界的骨幹力量。至20世紀80年代，趙樸初提出把人間佛教思想作爲中國佛教協會指導思想之所以得到全國響應，與這批骨幹力量的擁護是分不開的。

　　值得注意的是，巨贊認爲整理佛教的一個重要步驟是整頓叢林。他認爲“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的本意，在于便利參學，策勵深造，使叢林成爲實踐佛理的道場，也就是真正實行六和的僧團。”而當時由于叢林製度受到宗法社會的侵蝕，只便利了少數的當權者，甚至因“經忏發達，道場變成營業性質，”[17]這使巨贊深感痛心。爲此，巨贊和趙樸初等人在廣泛調查的基礎上還提出了新叢林計劃，這一計劃初衷不壞，旨在從佛教界自身改革做起，以防政治運動沖擊，但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明顯受前蘇聯計劃經濟影響等，加上不久後大陸“文革”爆發，該計劃並未實施。

　　叁、巨贊法師人間佛教思想的時代特色

　　總之，巨贊法師一生的最活躍年代，正與中國共産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與建設取得節節勝利以及計劃經濟的時代相始終，他是大陸佛教界中緊跟這一特定時代步伐的代表人物。而20世紀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時代主題是，佛教必須適應當時面臨的形勢，必須與巨大的社會變革相適應。“適者生存”是嚴峻的自然法則，在自然與社會中生存的佛教自不例外。巨贊法師對這一點有很清楚的認識，作爲太虛一翼中的激進者，雖然其思想與同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難免走了彎路；在推動其思想主張實現的過程中，也産生了一些其本人料想不到的副作用，但這些同樣也是他所在的時代局限。他帶有全盤否定傳統的傾向固然有偏差，但全盤肯定宗法傳統的傾向同樣也違背了時代要求與佛法原理，在由此帶來的許多問題得到解決之前，巨贊法師對此的針砭仍有啓發。

　　因此，巨贊法師人間佛教思想的時代特色在于，在不得不適應那個時代，不得不采取不少變通手段的同時，重建組織，堅守佛教核心價值。具體表現爲：通過重建現代中國佛教領導機構，維護了佛教界人心穩定，推動了各地佛教組織建設；通過勞動自養，解決了那時佛教徒的生存與生活問題；通過培養一批可貴的佛教人才，維系了佛教慧命的延續；通過全國性佛教刊物的主辦，保持了佛教界的信息溝通與佛學研究不至于中斷。巨贊法師主張佛教傳播方式等應契機，即隨時代而改變，但也堅守著人間佛教本有的對社會與時代的超越這一核心：發揚釋迦牟尼佛的真精神，一生追求著終極的生死解脫。巨贊法師是那一代人中不多的深研佛學又通達世法的學者，甚至掌握了英、日、德、俄多國文字，晚年在十分困難的形勢下，猶孜孜不倦學習法文。其主要佛學論著有《評熊十力所著書》、《新佛教概論》、《龍樹提婆與無著世親》、《道安法師傳》、《鸠摩羅什法師》、《法顯玄奘兩大師》、《天臺與嘉祥》、《禅宗的思想與風範》、《華嚴宗的傳承及其他》、《般若思想在中國漢族地區的發展》等，彙爲《巨贊法師文集》(上中下)3卷本，2000年由團結出版社出版。

　　巨贊法師既是太虛人間佛教思想的堅決支持者，也是這一理念在那特殊年代的闡發者。他與趙樸初等一起，利用與社會各界的密切關系，維護了佛教界應有權益。在改革開放之後，人間佛教思想之所以能在大陸重放光輝，也與他主持的《現代佛學》潛移默化的宣傳分不開。紀念巨贊法師，也就是要與時俱進，進一步豐富發展人間佛教思想，發揚人間佛教所繼承的大乘佛教慈悲濟世精神。巨贊法師一生憂國憂民，其人間佛教理念富有那個時代的特色。他在社會劇變，佛教舉步維艱的轉折關頭，毅然挺身而出，爲弘揚正法，殚精竭慮。其晚年遭受不幸，至1978年2月方獲釋，但在身心已受嚴重摧殘的狀況下，仍參與了中國佛協的領導工作，致力于劫後佛教的恢複。巨贊的一生隨時代而進退，成敗雖有待後人評說，但他以實踐大乘佛教慈悲濟世爲己任的精神不可磨滅乃可斷定。

　　注釋：

　　[1]巨贊《一年來工作的自白》，《現代佛學》1950年第1卷第1、2期，《巨贊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版收錄，以下所引巨贊文章均同。

　　[2]同上。

　　[3]太虛《新中國建設與新佛教》，《太虛大師全書》臺北善導寺印本第44冊。

　　[4]巨贊《新佛教運動之史的研究》，《獅子吼月刊》1941年第1卷第2期。

　　[5]同上。

　　[6]巨贊《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瞻》，《獅子吼月刊》1940年第1卷第1期。

　　[7]同上。

　　[8]巨贊《佛學與人生》，《覺有情》1942年第10卷第4、5期。

　　[9]巨贊《一年來工作的自白》，《現代佛學》1950年第1卷第1、2期。

　　[10]江燦騰《臺灣佛教與現代社會》，東大圖書公司1992年版，頁67。

　　[11]巨贊《一年來工作的自白》，《現代佛學》1950年第1卷第1、2期。

　　[12]同上。

　　[13]巨贊《佛教當前的一個嚴重問題》，《獅子吼月刊》1941年第1卷第5、6、7期合刊。

　　[14]巨贊《略談佛教的前途》，《現代佛學》1952年第2卷第8期。

　　[15]巨贊《現代佛學社緣起》，《弘化月刊》1950年第6卷第111期。

　　[16]巨贊《所期望于佛教整理委員會者》，《獅子吼月刊》1941年第1卷3、4期。

　　[17]巨贊《關于整理僧伽製度一點不成熟的意見》，《現代佛學》1953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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