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理的意義》，載俞可平等著《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治理的變遷》，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頁，第205頁。

　　[15]陳劍光、韓德：《成形中的巨流：九十年代中國教會》，莊婉芳譯，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1992年，第32頁。

　　[16]1996年12月28日頒布的《中國基督教教會章程》，第五章第2節“堂點組織的産生”：“堂點組織是指教堂或聚會點的管理機構。教堂建立堂務組織(至少七人以上)，聚會點組織教務小組(至少叁人組成)。”

　　[17]以上海基督教爲例，它在近年來已基本形成兩級教會、四級管理模式。兩級教會指基督教市兩會與區兩會，對基層基督教堂－點進行集中管理；四級管理則指：1、市兩會對全市基督教事務的統合管理；2、區兩會對本區基督教事務的綜合管理；3、教堂對各聚會點的管理；4、堂或點對其它形式的小型聚會點、禱告點的代行管理。

　　[18]李向平《“場所”爲中心的宗教活動空間——變遷中的中國“宗教製度”》，香港道風山《基督教文化評論：宗教社會學專輯》，2007年，第26期，第93－112頁。

　　[19]李向平：《身份·倫理·認同—當代中國基督教徒的倫理精神》(上、下)，中國基督教協會《天風》雜志，2007年4－5月號。

　　[20]謝和耐：《中國五—十世紀的寺院經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頁。

　　[21]段玉明：《中國寺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0－321頁。

　　[22]李向平：《當代中國佛教的製度變遷——以上海A寺的研究爲中心》，《中國當代宗教的社會學诠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頁187。

　　[23]馬克斯·韋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27、41。

　　[24]Fenggang Yang and Dedong Wei：The Bailin Buddhist Temple: Thriving under Communism，State, Market, and Relig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 Edited by Fenggang Yang and Joseph B. Tamney， Brill, Leiden Boston 2005 。

　　[25]李向平：《少林寺現象及其引發的宗教社會學問題》，載李向平《佛教信仰與社會變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27頁

　　[26]馬克斯·韋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頁。

　　[27]李向平：《當代中國佛教的製度變遷——以上海A寺的研究爲中心》，《中國當代宗教的社會學诠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頁190。

　　[28]李向平：《當代中國宗教透視》，載《世界眼光看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29]蔔正民：《爲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張華譯，第316、320、30－31頁。

　　[30]李向平：《社會缺席，宗教安在？》，載羅國棟、文軍主編《現代意識與都市發展》，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31]京特·雅科布斯：《規範·人格體·社會——法哲學前思》，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42、45頁。

　　[32]俞可平：《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及其對治理的意義》，載俞可平等著《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治理的變遷》，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頁，第190頁。

　　[33]Jurgen Haberrmas ,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6,p.367.

　　[34]尼古拉斯·布甯、余紀元編著：《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22頁。

　　[35]塞缪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叁聯書店1992年，王冠華等譯，第36頁。

　　[36]塞缪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叁聯書店1992年，王冠華等譯，第29頁。

　　[37]Robert Wuthnow, Christianity and Civil Society: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 Valley Forge: Trinity,1996,p 90.

　　[38]趙紫宸：《基督教哲學》，載《趙紫宸文集》第1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54頁。

　　[39]赫曼·範·岡斯特仁：《公民身份的四種概念》，載巴特·範·斯廷博根編《公民身份的條件》，郭臺輝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第56頁。

《人間佛教實踐與中國公民社會(李向平)》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