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流行。印度佛教本來是崇尚辭親割愛、日中一食樹下一宿的棄世乞士生活方式的，但中國儒家的傳統思想是“須發受之父母”不能隨便割棄， “父母在不遠遊”，是講宗法血統、重孝悌禮義的。這一點最終也是佛教被中國化了、以至僧界以流通宣講《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人王護國經》爲樂事。
但佛教化中國的地方更多，由于化得太厲害，以至于我們今天常常不認爲它是佛教的東西而以爲是中國本土所固有的。僅就語言文字上說，來自佛教的在我們今天現代漢語中仍占有很大的比例。如世界、相對、統對、一瞬間……等等，所以趙樸老戲言：如果沒有佛教，我們今天恐怕連話都不會說了。
佛教理性的、中道的出世主義人生態度，一方面決定了佛教在極端現實主義籠罩的中土弘傳的難度及其中國化的形態，另一方面，則升華了中土本有的出世主義，填補了中土現世主義的文化缺陷，滿足了中國人多方面的精神需要，對于社會心理之平衡、人心之淨化、社會秩序之穩定、文化的發達、人智的開通，無疑起過重大的積極作用。佛教的人生態度深化了中國文化對人生的理性審視，開拓了中國人的人生視野。對于針對極端現實主義的庸俗化、淺薄性、保守性所導致的弊端，諸如今日還在危害社會、醜化中國人形象的沈溺聲色、腐化墮落、“一切向錢看”，由貪執多子多福而造成的人口飽和，極盲目樂天安命的消極達觀等，無疑很有裨益。因此，在今天仍應高揚佛法的人生態度，從積極方面發揮大乘本有的世出世間不二、以出世間心生發現實人生的思想，以有助于如實認識自己民族文化心裏素質中現世主義人生態度的優點與缺陷，重鑄新型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質。
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念，總的來講以農業宗法社會的現世主義價值觀爲基本內容。在經濟方面，重農輕商，重義輕利，不患貧而患不均。在道德方面，以恪守叁綱五常的道德信條爲絕對義務，尚忠孝禮義，表彰淳樸仁厚，安貧樂道。佛教從傳人之初起，便一直從俗谛方面隨順、會通中土倫理觀念，以佛教五戒會通儒家五常。佛教本來從解脫角度發明的心地之學，由于與中華傳統性命之學有一點相通點，被儒家從倫理教化的角度吸收，賦予了濃厚的封建性。盡管如此，佛教的價值觀點畢竟深刻影響了儒道二教，深化了儒道兩家的價值觀，使之具有了一定的超越性。
與中華傳統的價值觀念相比，印度佛學具有的價值觀有不少殊勝之處：佛教價值觀重商重工，重個人生死根本解脫的實現，向內、向前、向上看，而無中華傳統價值觀重農輕商向後看、以倫理價值爲軸心，片面注重個人對社會的義務而忽視個人應有、社會應關注的根本權益的弊病，因而更適用于現代社會、未來社會，更有利于現代化民族文化心裏素質的培養，宜于發揚提倡。印度佛教重辯論的學習方法，推理入微的邏輯思辨，因明之學條分屢析的思維方法，給中華文化肌體中輸入了一種新鮮的血液，對中國學者的治學方法、思維方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今天，發揚、發展印度佛學的邏輯思辨、因明之學，對改變民族文化輕邏輯思維的缺陷，提高國人的理論水平，無疑大有裨益。
叁、“人間佛教”需要文化學術研究與修行實踐的結合
說佛教是文化，樸老生前經常舉的是叁個例子。例一：李銀橋認爲寺廟“有什麼看頭，都是一些迷信。”毛澤東批評說“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嗎？那是名勝古迹，是曆史文化遺産。”例二：錢學森給樸老的信中說：“記得我以前向您說過，宗教是文化。……《宗教》一文中說“在人類的文化知識活動領域中，宗教一直是重要的組成部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內容中應當包括宗教。”例叁：曆史學家範文瀾先生告訴周建人：“我正在補課，讀佛書。佛教傳到中國有將近兩千年的曆史，和中國文化關系密切，不懂得佛教，就不懂中國文化史”這叁個例子中的文化論者，一位是馬列主義革命導師，一位是偉大的科學家，一位是著名的曆史學家，他們在宗教問題上都不約而同地認爲宗教是文化，這充分說明宗教包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發掘、繼承宗教文化中的精華，是弘揚民族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經過二千多年的曆史積澱，佛教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或者說在用各種不同的文化形式表現他自己，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但近幾年來泛文化的現象也確實存在。
今天的泛化了的“文化”一詞幾乎包含了曆史的現實的所有的精神、物質內涵，甚至有茶文化、酒文化的說法。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無視佛教的本質信拜層面的特征，只把它當文化來對待、審視和研究，必然有把佛教庸俗化之嫌。伴隨著這種“泛文化”現象，當今的佛學研究既是一派繁榮，又難免浮淺空泛。一年中國內的各種學術活動總有十場八場，各寺院或佛協組織的研討活動總有熟面孔的學者出席，以致出觀了“趕學術經仟”的說法。而翻開活動後的論文目錄，涉及佛教信仰層面的內容實在是少得可憐。學術化的佛教，在研究過程中很少和自己的現實人生發生聯系。這樣的學術成果從文化傳承、積累文獻的角度看是有意義的，但幾乎無益于我們的現實人生，更無法引發他人的信仰。甚至出現越研究得深入越不信仰佛教，越不尊敬叁寶的現象了。以現代學術規範來研究佛教，一旦涉及到佛學的修證層面時，學術方法往往就顯得蒼白無力。所以，對于佛教學術研究，我們既要看到他的長處，也要清醒地意識到它的局限。在繼承佛教文化傳統的同時，更要強調宗教實踐、持戒修行的現實意義；理論性的學術研究應與宗教體驗修行實踐有機結合。
四、“人間佛教”要爲佛教的健康發展拓展空間更應加強佛教的自身建設
改革開放以來，被寫進憲法的宗教信仰自由確實得到了充分的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製定和落實既是黨的英明，也是幾代高僧大德爭取的結果，有了這樣的增上外緣，有了這樣自由的發展空間，佛教自身建設的好壞就成了決定中國佛教興衰存亡的根本原因了。樸老曾對佛教自身建設內容有過精確的概述：“加強佛教自身建設，就是加強信仰建設、道風建設、教製建設、人才建設、組織建設。這五個方面，信仰建設是核心，道風建設是根本，人才建設是關鍵，教製建設是基礎，組織建設是保證。”。
如前文所述，我們還是要談“信仰建設是核心”這個核心問題。一般說來，現在人出家，既不是父母強迫，也不是政府要求，應該是與佛有緣、自願出家的。自願跨人佛門就必須有發自內心深處的對佛陀的崇拜，對教理教義的信仰。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如果不是這樣，就叫信仰不純。追求純正的信仰，對任何一個出家人都是一個過程。這是一個修行的過程，是修出來的，是學出來的，最有說服力的是看行。在佛教內部，無論是寺院管理問題，還是道風問題，很多問題歸根結蒂就是信仰問題。社會上的人，無論地位高低，無論文化程度高低，無論是否信佛，他們怎樣品評佛教，主要是看和尚的言行，不管你接受不接受，人們都會把和尚當作佛教的代表，然後決定怎樣去認識佛教。這個問題實在是事關重大，信仰雖是個人的事，但僧人的信仰是否純正，卻事關佛教的形象。如果一個夾雜著濃重的追求金錢地位和物質享受的人進入佛門，不但他自己會是痛苦的，對僧團來說更是危險的，信仰不純，追逐名利地位、金錢享樂、五欲塵勞，最終是爲社會所不容。“叁武一宗”的滅佛事件可能離我們遠了一些，民國時期興起“廟産新學”的政府舉措、文革期間“打倒寄生蟲”的口號(當然文革對僧人的迫害主要是極左的錯誤)都值得我們反思，必須引起我們警覺。反過來說，信仰純正對愛教護教是最好的武器， “廟産興學”狂潮來的時候，圓瑛、太虛大師奔走呼號，印光、弘一大師挺身而出，一大批高僧大德悲智雙運，中國的“佛學院”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這既是佛教的勝利，又不能不說是佛教的無奈之舉啊。沒有民國年間一大批信仰堅定的高僧，中國近現代佛教該是怎樣的形態呢？很難想像和言說。
佛教與社會相適應就是和中國的國情民情相適應，是和中國的傳統文化相適應，是和中國的本土宗教相適應。但這種適應是相互的適應，是相互的調試，是相互的取長補短，是共同的與時俱進。所以，佛教與現實社會相適應的途徑、方式方法不應被簡單化。作爲荷擔如來家業的僧伽來說更應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在如何與社會相適應的方式方法的選擇上要有辯證的認識，要有契理契機的選擇。
《“人間佛教”與佛教本質特征的彰顯(陳建華、明遠)》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