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流行。印度佛教本来是崇尚辞亲割爱、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的弃世乞士生活方式的，但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是“须发受之父母”不能随便割弃， “父母在不远游”，是讲宗法血统、重孝悌礼义的。这一点最终也是佛教被中国化了、以至僧界以流通宣讲《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人王护国经》为乐事。
但佛教化中国的地方更多，由于化得太厉害，以至于我们今天常常不认为它是佛教的东西而以为是中国本土所固有的。仅就语言文字上说，来自佛教的在我们今天现代汉语中仍占有很大的比例。如世界、相对、统对、一瞬间……等等，所以赵朴老戏言：如果没有佛教，我们今天恐怕连话都不会说了。
佛教理性的、中道的出世主义人生态度，一方面决定了佛教在极端现实主义笼罩的中土弘传的难度及其中国化的形态，另一方面，则升华了中土本有的出世主义，填补了中土现世主义的文化缺陷，满足了中国人多方面的精神需要，对于社会心理之平衡、人心之净化、社会秩序之稳定、文化的发达、人智的开通，无疑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佛教的人生态度深化了中国文化对人生的理性审视，开拓了中国人的人生视野。对于针对极端现实主义的庸俗化、浅薄性、保守性所导致的弊端，诸如今日还在危害社会、丑化中国人形象的沉溺声色、腐化堕落、“一切向钱看”，由贪执多子多福而造成的人口饱和，极盲目乐天安命的消极达观等，无疑很有裨益。因此，在今天仍应高扬佛法的人生态度，从积极方面发挥大乘本有的世出世间不二、以出世间心生发现实人生的思想，以有助于如实认识自己民族文化心里素质中现世主义人生态度的优点与缺陷，重铸新型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
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总的来讲以农业宗法社会的现世主义价值观为基本内容。在经济方面，重农轻商，重义轻利，不患贫而患不均。在道德方面，以恪守三纲五常的道德信条为绝对义务，尚忠孝礼义，表彰淳朴仁厚，安贫乐道。佛教从传人之初起，便一直从俗谛方面随顺、会通中土伦理观念，以佛教五戒会通儒家五常。佛教本来从解脱角度发明的心地之学，由于与中华传统性命之学有一点相通点，被儒家从伦理教化的角度吸收，赋予了浓厚的封建性。尽管如此，佛教的价值观点毕竟深刻影响了儒道二教，深化了儒道两家的价值观，使之具有了一定的超越性。
与中华传统的价值观念相比，印度佛学具有的价值观有不少殊胜之处：佛教价值观重商重工，重个人生死根本解脱的实现，向内、向前、向上看，而无中华传统价值观重农轻商向后看、以伦理价值为轴心，片面注重个人对社会的义务而忽视个人应有、社会应关注的根本权益的弊病，因而更适用于现代社会、未来社会，更有利于现代化民族文化心里素质的培养，宜于发扬提倡。印度佛教重辩论的学习方法，推理入微的逻辑思辨，因明之学条分屡析的思维方法，给中华文化肌体中输入了一种新鲜的血液，对中国学者的治学方法、思维方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发扬、发展印度佛学的逻辑思辨、因明之学，对改变民族文化轻逻辑思维的缺陷，提高国人的理论水平，无疑大有裨益。
三、“人间佛教”需要文化学术研究与修行实践的结合
说佛教是文化，朴老生前经常举的是三个例子。例一：李银桥认为寺庙“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泽东批评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那是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例二：钱学森给朴老的信中说：“记得我以前向您说过，宗教是文化。……《宗教》一文中说“在人类的文化知识活动领域中，宗教一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中应当包括宗教。”例三：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告诉周建人：“我正在补课，读佛书。佛教传到中国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和中国文化关系密切，不懂得佛教，就不懂中国文化史”这三个例子中的文化论者，一位是马列主义革命导师，一位是伟大的科学家，一位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们在宗教问题上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宗教是文化，这充分说明宗教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发掘、继承宗教文化中的精华，是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经过二千多年的历史积淀，佛教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或者说在用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表现他自己，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近几年来泛文化的现象也确实存在。
今天的泛化了的“文化”一词几乎包含了历史的现实的所有的精神、物质内涵，甚至有茶文化、酒文化的说法。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无视佛教的本质信拜层面的特征，只把它当文化来对待、审视和研究，必然有把佛教庸俗化之嫌。伴随着这种“泛文化”现象，当今的佛学研究既是一派繁荣，又难免浮浅空泛。一年中国内的各种学术活动总有十场八场，各寺院或佛协组织的研讨活动总有熟面孔的学者出席，以致出观了“赶学术经仟”的说法。而翻开活动后的论文目录，涉及佛教信仰层面的内容实在是少得可怜。学术化的佛教，在研究过程中很少和自己的现实人生发生联系。这样的学术成果从文化传承、积累文献的角度看是有意义的，但几乎无益于我们的现实人生，更无法引发他人的信仰。甚至出现越研究得深入越不信仰佛教，越不尊敬三宝的现象了。以现代学术规范来研究佛教，一旦涉及到佛学的修证层面时，学术方法往往就显得苍白无力。所以，对于佛教学术研究，我们既要看到他的长处，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它的局限。在继承佛教文化传统的同时，更要强调宗教实践、持戒修行的现实意义；理论性的学术研究应与宗教体验修行实践有机结合。
四、“人间佛教”要为佛教的健康发展拓展空间更应加强佛教的自身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被写进宪法的宗教信仰自由确实得到了充分的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既是党的英明，也是几代高僧大德争取的结果，有了这样的增上外缘，有了这样自由的发展空间，佛教自身建设的好坏就成了决定中国佛教兴衰存亡的根本原因了。朴老曾对佛教自身建设内容有过精确的概述：“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就是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这五个方面，信仰建设是核心，道风建设是根本，人才建设是关键，教制建设是基础，组织建设是保证。”。
如前文所述，我们还是要谈“信仰建设是核心”这个核心问题。一般说来，现在人出家，既不是父母强迫，也不是政府要求，应该是与佛有缘、自愿出家的。自愿跨人佛门就必须有发自内心深处的对佛陀的崇拜，对教理教义的信仰。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不是这样，就叫信仰不纯。追求纯正的信仰，对任何一个出家人都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修行的过程，是修出来的，是学出来的，最有说服力的是看行。在佛教内部，无论是寺院管理问题，还是道风问题，很多问题归根结蒂就是信仰问题。社会上的人，无论地位高低，无论文化程度高低，无论是否信佛，他们怎样品评佛教，主要是看和尚的言行，不管你接受不接受，人们都会把和尚当作佛教的代表，然后决定怎样去认识佛教。这个问题实在是事关重大，信仰虽是个人的事，但僧人的信仰是否纯正，却事关佛教的形象。如果一个夹杂着浓重的追求金钱地位和物质享受的人进入佛门，不但他自己会是痛苦的，对僧团来说更是危险的，信仰不纯，追逐名利地位、金钱享乐、五欲尘劳，最终是为社会所不容。“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可能离我们远了一些，民国时期兴起“庙产新学”的政府举措、文革期间“打倒寄生虫”的口号(当然文革对僧人的迫害主要是极左的错误)都值得我们反思，必须引起我们警觉。反过来说，信仰纯正对爱教护教是最好的武器， “庙产兴学”狂潮来的时候，圆瑛、太虚大师奔走呼号，印光、弘一大师挺身而出，一大批高僧大德悲智双运，中国的“佛学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这既是佛教的胜利，又不能不说是佛教的无奈之举啊。没有民国年间一大批信仰坚定的高僧，中国近现代佛教该是怎样的形态呢？很难想像和言说。
佛教与社会相适应就是和中国的国情民情相适应，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适应，是和中国的本土宗教相适应。但这种适应是相互的适应，是相互的调试，是相互的取长补短，是共同的与时俱进。所以，佛教与现实社会相适应的途径、方式方法不应被简单化。作为荷担如来家业的僧伽来说更应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如何与社会相适应的方式方法的选择上要有辩证的认识，要有契理契机的选择。
《“人间佛教”与佛教本质特征的彰显(陈建华、明远)》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