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的社會價值與影響
——在第十四次中韓日佛教友好交流會議上的基調發言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 學誠
(2011年11月2日于韓國江原道襄陽)
一、佛教文化的曆史影響
遠在2600年前，在甯靜的尼連禅河岸邊的一株菩提樹下，喬達摩·悉達多太子夜睹明星，覺悟成道，成爲偉大的佛陀。經過無數風雨滄桑，佛教從最初追隨佛陀的五比丘僧團，發展成爲亞洲人民最普遍的精神信仰，並傳播到世界各地，與基督教、伊斯蘭教並稱爲世界文化的叁大線索[1] 。在佛陀慈悲與智慧的精神力量感召下，越來越多的人如手足同胞一般走到一起，共同追求自身的精神提升和衆生的廣大福祉。
“聖人不出世，萬古如長夜”，英國詩人阿諾德(1822～1888)稱佛教爲“亞洲之光”，這是一個很貼切的比喻，我們可以從兩方面理解其寓意。其一，在西方人看來，光象征著創世與起源。宗教學家麥克斯·缪勒(1823～1900)把宗教的凝聚力量歸爲一個民族得以形成的最主要原因。[2] 曆史學家斯賓格勒(1880～1936)曾說：“世界曆史即是各偉大文化的曆史”，“民族乃是文化的産物而非文化的作者。”[3] 可以說，佛教是第一個真正超越了民族界限的偉大文化。曆史上，佛陀的法音遍及亞洲各個角落，各個民族幾乎都有過或長或短的“佛教化”時期，佛教因而成爲亞洲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母親以及聯系彼此的精神紐帶。其二，光還是智慧與輻射力的象征。佛教“精神思想的深刻內涵發射出的號召力，使它在東方世界取得了無以匹敵的勝利。”[4] “中國的佛教是當時最活躍、最有影響和最先進的思想體系，它一直是從北印度和中亞諸國吸取新的推動力。”[5] 正是佛教的深刻思想，將亞洲文明整體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從曆史上看，佛教文化的社會影響包括四個方面：
第一，推動文明的進步和發展。曆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1913～2004)認爲，佛教“使歐亞大陸的文化整體化達到空前絕後的程度”，“在亞洲起了偉大的文明融合作用”。[6] 在印度，佛教倡導衆生平等的慈悲精神，破除祭祀萬能的宗教迷信，否定壁壘森嚴的種姓製度，形成了一場印度的“宗教改革”運動，完成了印度文明的自我更新。在中國，通過魏晉南北朝直至隋唐長達七百年的“佛教時代”[7] ，印度文明與中國文明深度交融而形成“儒釋道合流”的嶄新文明形態，並對東亞各國産生了深刻影響。在東南亞，佛教被多數國家接受爲全民信仰，成爲自身文化傳統的主要載體。
第二，創造出舉世矚目的文化成就。佛教在邏輯、語言、技術、醫學等方面具有悠久的傳統，在哲學、文學、繪畫、雕塑、建築、音樂、天文等方面成果斐然，爲後世留下了無比豐厚的精神寶藏和文化遺産。據統計，世界文化遺産名錄中分布在東亞、南亞、東南亞地區有關佛教的文化遺産接近整體的百分之四十。
第叁，發揮著重要的社會功能。佛教寺院在曆史上具有學術機構、教育場所、慈善機構、圖書館和文化中心等多重角色，佛教經典得到精心的翻譯和保存，其學術思想得到充分的交流和傳播，僧侶成爲知識與文化的繼承者與傳播者。當社會陷入戰亂或動蕩時，寺院還爲廣大民衆提供衣食的庇護和信仰上的依靠。近代以來，佛教還成爲亞洲各國抵製西方殖民主義、實現民族獨立解放的重要精神支柱。
第四，增進地區間的和平與友誼。“最重要的並非由征服所引起的文化傳播，也許是佛教被傳到中國。”[8] 當其他宗教每每陷于宗教戰爭或教派沖突的泥潭時，佛教徒們發揚慈悲寬容的精神，致力于消除相互的敵意。阿育王皈依佛教後，宣布不再發動侵略戰爭，平等對待一切宗教。在玄奘取經、鑒真東渡、日本遣使入唐等交流活動中，求法及弘法僧侶們接受或傳送的不僅是珍貴的法寶，還有先進的文化和真誠的友誼，爲後人永遠銘記。
二、現代性危機與文化精神
哲學家雅斯貝爾斯(1883～1969)曾說：“雖然佛教離我們今日甚遠，但我們切不可忘記，我們都是人，所要解決的都是人類生存這一問題。佛陀在此已經發現了這一問題的偉大的解決方法，並已付諸實踐。因此我們應做的是，依據自己的力量盡可能多地去認識、去理解他。”[9] 重新發掘佛教文化的現代價值，對于思考和解決當今人類的社會問題具有深刻的啓示意義。
肇始于近代西方文明並擴展至全球的現代化進程，是人類社會亘古未有的巨大變革，在物質文明上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也造成了生態環境、社會價值和個人精神等諸多層面的嚴峻危機。“世界觀察機構”發出警告：“隨著世界進入21世紀，國際社會要麼團結起來共同扭轉危機，要麼陷入環境惡化和社會解體的惡性循環。”[10] 20世紀初，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1864～1920)深入探討了現代性危機的形成原因和主要特征，在學術領域産生了廣泛持久的影響。借助他的思想，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現代性危機的來龍去脈。
韋伯認爲，西方近代社會起源于兩次理性化過程——文化理性化和社會理性化。文化理性化表現爲前現代社會一元論的“世界圖像”逐漸解體，由宗教提供的完整統一的價值秩序和意義诠釋毀滅殆盡，價值領域分化出叁個各自獨立的領域：科學與技術(自然)、道德與法律(社會)、自我表述與藝術(自我)，每個領域遵循不同的價值標准和發展邏輯。社會理性化則表現爲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成爲人類行爲的主導模式，資本主義企業、現代國家機構的誕生標志著經濟、政治等社會結構的全面理性化和物化。韋伯敏銳地意識到，價值多元化是理性“袪魅”的必然結果，不同價值體系的緊張沖突(即所謂的“諸神之爭”)將長期存在並且無法從根本上化解。正如哲學家卡西爾(1874～1945)形容的：“各種思想的這種對立並不僅僅是一個嚴重的理論問題，而且對于我們的倫理和文化生活的全部內容都有著急迫的威脅。”[11]
後繼的學者們不滿足于韋伯筆下的悲觀前景，希望通過完善社會的運行機製來解決危機。代表性的理論有帕森斯(1902～1979)的“社會系統論”，哈貝馬斯(1929～)的“交往行爲理論”，羅爾斯(1921～2002)的“正義論”，卡爾·波普爾(1902～1994)的“開放社會”等。
我們認爲，現代性危機的解決途徑不能僅限于社會製度的調整與改進，而應該進行一次人類文化的根本性轉變，促成社會的整體變革。這是因爲社會與文化是緊密相關的，文化是社會的精神內涵，社會是文化的展現形式。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已經深刻地洞察到，啓動社會整體變革的關鍵因素在于一種相應的文化精神。事實上，人類社會的每一次重大變革，都伴隨著文化精神的同步演進。例如，從原始社會到前現代社會的變革，其文化精神是軸心時代産生的宗教文化，我們可以稱之爲“神文化”；由前現代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變革，其文化精神是啓蒙時代以來形成的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可以稱之爲“物文化”。
在現代社會走向成熟的過程中，物文化的嚴重弊端也開始顯現。由于對物質文化的過度執取和瘋狂追求，西方文明逐漸失去了清醒的反省能力，盡管在“自然”、“社會”領域獲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自我”領域卻越來越深地陷入困惑與迷茫。由價值多元化衍生出來的意義喪失、價值分裂、過度主觀、信仰虛無、自由泛濫等諸多問題，更是“自我”極度貧乏的具體表現。思想家舍勒(1874～1928)憂心地指出：“研究人的各種科學與日俱增，層出不窮，但是無論這些科學如何有價值，它們卻掩去了人的本質，而不是照亮它。……在曆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像當前一樣，人對自身這樣的困惑不解。”[12] 從“自我”的困惑與迷茫還衍生出個人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前者反映出“自我”與“社會”之間的二元對立，後者反映出“自我”與“自然”之間的二元對立，如果任其惡化下去，其後果將是整個社會道德的崩潰和生存環境的毀滅。
因此，現代性危機歸根到底是一場“人類自我認識的危機”[13] ，是物文化無法超越自身局限性的必然結果。心理學家弗羅姆(1900～1980)預言到：“我們的時代只是一個過渡的時代。……我們的時代是一個終結，也是一個開端。”[14] 只有我們的文化精神超越物文化、達到新的層次，才有可能從根本上消除這場危機。
叁、心文化——人類文化的未來方向
文化精神的超越方向不是指向外在的環境，而是指向我們的內心世界。卡西爾提出：“從人類意識最初萌發之時起，我們就發現一種對生活的內向觀察伴隨著並補充著那種外向觀察。人類的文化越往後發展，這種內向觀察就變得越加顯著。”[15] 曆史學家湯因比(1889～1975)指出，“拯救之道不在社會關系領域裏，而在個人內心精神生活的領域；只有戰勝了自我，人類才能獲得拯救。”[16] 。心理學家肯·威爾伯(1949～)認爲，“如果我們真的想達到世界的統合——經濟上能維持長久的景氣和繁榮，生態上能達到持續利用，文化上能包容異己——那麼于外在的科技潮流之外，人類還必須朝著內心的方向發展，從自我中心到社會中心到世界中心，由此才能産生開放與容忍，尊重個人的差異性，並防止科技朝向毀滅的方向發展。外在的潮流已有很多無法扭轉的趨勢正在發展，只有內在的發展才能使災難轉向。”[17]
文化精神的向內超越，必須借助于豐富深刻的智慧見地，因爲“如果人類的心智結構還是不改變的話，我們會不斷地重新創造出本質上如出一轍的世界，同樣的邪惡，同樣的功能失調。”[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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