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的社会价值与影响
——在第十四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上的基调发言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学诚
(2011年11月2日于韩国江原道襄阳)
一、佛教文化的历史影响
远在2600年前，在宁静的尼连禅河岸边的一株菩提树下，乔达摩·悉达多太子夜睹明星，觉悟成道，成为伟大的佛陀。经过无数风雨沧桑，佛教从最初追随佛陀的五比丘僧团，发展成为亚洲人民最普遍的精神信仰，并传播到世界各地，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文化的三大线索[1] 。在佛陀慈悲与智慧的精神力量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如手足同胞一般走到一起，共同追求自身的精神提升和众生的广大福祉。
“圣人不出世，万古如长夜”，英国诗人阿诺德(1822～1888)称佛教为“亚洲之光”，这是一个很贴切的比喻，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其寓意。其一，在西方人看来，光象征着创世与起源。宗教学家麦克斯·缪勒(1823～1900)把宗教的凝聚力量归为一个民族得以形成的最主要原因。[2] 历史学家斯宾格勒(1880～1936)曾说：“世界历史即是各伟大文化的历史”，“民族乃是文化的产物而非文化的作者。”[3] 可以说，佛教是第一个真正超越了民族界限的伟大文化。历史上，佛陀的法音遍及亚洲各个角落，各个民族几乎都有过或长或短的“佛教化”时期，佛教因而成为亚洲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母亲以及联系彼此的精神纽带。其二，光还是智慧与辐射力的象征。佛教“精神思想的深刻内涵发射出的号召力，使它在东方世界取得了无以匹敌的胜利。”[4] “中国的佛教是当时最活跃、最有影响和最先进的思想体系，它一直是从北印度和中亚诸国吸取新的推动力。”[5] 正是佛教的深刻思想，将亚洲文明整体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历史上看，佛教文化的社会影响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推动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1913～2004)认为，佛教“使欧亚大陆的文化整体化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在亚洲起了伟大的文明融合作用”。[6] 在印度，佛教倡导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破除祭祀万能的宗教迷信，否定壁垒森严的种姓制度，形成了一场印度的“宗教改革”运动，完成了印度文明的自我更新。在中国，通过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长达七百年的“佛教时代”[7] ，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深度交融而形成“儒释道合流”的崭新文明形态，并对东亚各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东南亚，佛教被多数国家接受为全民信仰，成为自身文化传统的主要载体。
第二，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文化成就。佛教在逻辑、语言、技术、医学等方面具有悠久的传统，在哲学、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天文等方面成果斐然，为后世留下了无比丰厚的精神宝藏和文化遗产。据统计，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分布在东亚、南亚、东南亚地区有关佛教的文化遗产接近整体的百分之四十。
第三，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佛教寺院在历史上具有学术机构、教育场所、慈善机构、图书馆和文化中心等多重角色，佛教经典得到精心的翻译和保存，其学术思想得到充分的交流和传播，僧侣成为知识与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当社会陷入战乱或动荡时，寺院还为广大民众提供衣食的庇护和信仰上的依靠。近代以来，佛教还成为亚洲各国抵制西方殖民主义、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重要精神支柱。
第四，增进地区间的和平与友谊。“最重要的并非由征服所引起的文化传播，也许是佛教被传到中国。”[8] 当其他宗教每每陷于宗教战争或教派冲突的泥潭时，佛教徒们发扬慈悲宽容的精神，致力于消除相互的敌意。阿育王皈依佛教后，宣布不再发动侵略战争，平等对待一切宗教。在玄奘取经、鉴真东渡、日本遣使入唐等交流活动中，求法及弘法僧侣们接受或传送的不仅是珍贵的法宝，还有先进的文化和真诚的友谊，为后人永远铭记。
二、现代性危机与文化精神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曾说：“虽然佛教离我们今日甚远，但我们切不可忘记，我们都是人，所要解决的都是人类生存这一问题。佛陀在此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的伟大的解决方法，并已付诸实践。因此我们应做的是，依据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多地去认识、去理解他。”[9] 重新发掘佛教文化的现代价值，对于思考和解决当今人类的社会问题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肇始于近代西方文明并扩展至全球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社会亘古未有的巨大变革，在物质文明上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社会价值和个人精神等诸多层面的严峻危机。“世界观察机构”发出警告：“随着世界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要么团结起来共同扭转危机，要么陷入环境恶化和社会解体的恶性循环。”[10] 20世纪初，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深入探讨了现代性危机的形成原因和主要特征，在学术领域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借助他的思想，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现代性危机的来龙去脉。
韦伯认为，西方近代社会起源于两次理性化过程——文化理性化和社会理性化。文化理性化表现为前现代社会一元论的“世界图像”逐渐解体，由宗教提供的完整统一的价值秩序和意义诠释毁灭殆尽，价值领域分化出三个各自独立的领域：科学与技术(自然)、道德与法律(社会)、自我表述与艺术(自我)，每个领域遵循不同的价值标准和发展逻辑。社会理性化则表现为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成为人类行为的主导模式，资本主义企业、现代国家机构的诞生标志着经济、政治等社会结构的全面理性化和物化。韦伯敏锐地意识到，价值多元化是理性“袪魅”的必然结果，不同价值体系的紧张冲突(即所谓的“诸神之争”)将长期存在并且无法从根本上化解。正如哲学家卡西尔(1874～1945)形容的：“各种思想的这种对立并不仅仅是一个严重的理论问题，而且对于我们的伦理和文化生活的全部内容都有着急迫的威胁。”[11]
后继的学者们不满足于韦伯笔下的悲观前景，希望通过完善社会的运行机制来解决危机。代表性的理论有帕森斯(1902～1979)的“社会系统论”，哈贝马斯(1929～)的“交往行为理论”，罗尔斯(1921～2002)的“正义论”，卡尔·波普尔(1902～1994)的“开放社会”等。
我们认为，现代性危机的解决途径不能仅限于社会制度的调整与改进，而应该进行一次人类文化的根本性转变，促成社会的整体变革。这是因为社会与文化是紧密相关的，文化是社会的精神内涵，社会是文化的展现形式。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已经深刻地洞察到，启动社会整体变革的关键因素在于一种相应的文化精神。事实上，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伴随着文化精神的同步演进。例如，从原始社会到前现代社会的变革，其文化精神是轴心时代产生的宗教文化，我们可以称之为“神文化”；由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革，其文化精神是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可以称之为“物文化”。
在现代社会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物文化的严重弊端也开始显现。由于对物质文化的过度执取和疯狂追求，西方文明逐渐失去了清醒的反省能力，尽管在“自然”、“社会”领域获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自我”领域却越来越深地陷入困惑与迷茫。由价值多元化衍生出来的意义丧失、价值分裂、过度主观、信仰虚无、自由泛滥等诸多问题，更是“自我”极度贫乏的具体表现。思想家舍勒(1874～1928)忧心地指出：“研究人的各种科学与日俱增，层出不穷，但是无论这些科学如何有价值，它们却掩去了人的本质，而不是照亮它。……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前一样，人对自身这样的困惑不解。”[12] 从“自我”的困惑与迷茫还衍生出个人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前者反映出“自我”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后者反映出“自我”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如果任其恶化下去，其后果将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崩溃和生存环境的毁灭。
因此，现代性危机归根到底是一场“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13] ，是物文化无法超越自身局限性的必然结果。心理学家弗罗姆(1900～1980)预言到：“我们的时代只是一个过渡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终结，也是一个开端。”[14] 只有我们的文化精神超越物文化、达到新的层次，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这场危机。
三、心文化——人类文化的未来方向
文化精神的超越方向不是指向外在的环境，而是指向我们的内心世界。卡西尔提出：“从人类意识最初萌发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显著。”[15] 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指出，“拯救之道不在社会关系领域里，而在个人内心精神生活的领域；只有战胜了自我，人类才能获得拯救。”[16] 。心理学家肯·威尔伯(1949～)认为，“如果我们真的想达到世界的统合——经济上能维持长久的景气和繁荣，生态上能达到持续利用，文化上能包容异己——那么于外在的科技潮流之外，人类还必须朝着内心的方向发展，从自我中心到社会中心到世界中心，由此才能产生开放与容忍，尊重个人的差异性，并防止科技朝向毁灭的方向发展。外在的潮流已有很多无法扭转的趋势正在发展，只有内在的发展才能使灾难转向。”[17]
文化精神的向内超越，必须借助于丰富深刻的智慧见地，因为“如果人类的心智结构还是不改变的话，我们会不断地重新创造出本质上如出一辙的世界，同样的邪恶，同样的功能失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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