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 虽然人类的知识产量以指数形式急速增长，可是掌控知识的智慧之手却显得如此势单力薄。因此，“如何平衡知识和智慧正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科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警告说，“人类作为一个种族的未来取决于这种平衡的结果。”[19] 在东方文化的土壤中，这种内向的心灵智慧发展得尤其充分，佛教讲“内明之学”，儒家讲“正心诚意”，道家讲“乘物以游心”，东方圣哲们的智慧结晶共同构成了“心文化”的主要内容。因其深深触及人类的本性，故具有超越时代、超越地域的不朽价值。出于对东方心灵智慧的深刻领悟，雅斯贝尔斯将佛陀、孔子、老子的智慧列为人类精神永不枯竭的源泉。
我们有理由期待，这场朝向内心的伟大进军势必开启人类社会的第三次伟大变革。第一次变革发生在“轴心时代”，即由原始文化转向“神文化”，形成了以宗教为基础的社会道德体系；第二次变革发生在西方近代，由“神文化”转向“物文化”，形成了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体系；第三次变革则将由“物文化”转向“心文化”，构建以不二智慧为基础的自我心智秩序。不二智慧所要克服的就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进入20世纪以来，佛教禅法在西方宗教界、科学界产生了广泛回响，彰显出心文化的普适意义。60年代，天主教神父葛兰汉、乔史顿等人引进佛教的禅法，开创出“基督禅”。[20] 弗罗姆通过深入比较禅宗与精神分析得出结论：“可以较为确定的是，对禅的知识及实践，能够在精神分析的理论与技术上产生最为丰富和清楚的影响。……禅宗思想将会拓展和深化精神分析者的视野，并帮助他达到一种更彻底的观念，即对真实的把握作为完全自觉意识的最终的目的。”[21] 所以，心文化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东西方文化交流沟通的共同基础。
当今西方的有识之士已经深刻认识到了东方智慧的重要价值，希望借此克服西方文化的内在缺陷。其中肯·威尔伯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西方有自己的相对真理，东方也有自己的相对真理，但是从东方我们可以得到对绝对真理的理解。我的主要观点就是明智地融合东方与西方的相对真理——双方共同以空性作为基础，相互交织成完整的脉络。”[22]
因此，重新发掘东方智慧传统的现代价值是实现人类心文化的关键，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将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宝库。
四、走向世界的佛教文化
我们欣喜地看到，古老的佛教正在焕发新的青春，从“亚洲佛教”向着“世界佛教”稳步转型，佛教文化的现代价值开始得到世界范围的肯定和赞扬。语言学家阿尔布雷希特·韦伯(1825～1901)提出，“佛教从一开始就在伸张人的普世权利”，“超出了种族的局限，成为一种最古老的普世宗教”。[23] 神学家汉斯·昆(1928～)高度评价道：“人们在新的世界形势之下，需要更多的同情、平和、温润、喜乐、宽容以及和谐，而这一切，正是佛陀精神的实质。”[24] 印度人权革命之父安贝卡(1891～1956)认为只有佛教全部符合理想宗教的四项判准：1、激发人类和社会价值的极致；2、与理性相契合；3、激励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精神；4、不把贫穷“神圣化”。他最终选择皈依佛教，并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佛教复兴运动。
佛教尊重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的真诚态度，在当今世界的多元化语境之下更显示出重要的现实意义。佛教文化展现出的广大开放性和深度包容性，令世人刮目相看。历史学者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感叹到：“与同为在轴心时代之后兴起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比，佛教在许多不同的国家与文化中进行传播，而实际上大多数的宗教都倾向于保留其发源地的文化特性。我们还无法完全领悟佛教在这一方面的成功秘诀。”[25]
佛陀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域的差异性，因此制定出随方毗尼，教导弟子尊重各地的风俗习惯：“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五分律》卷第二十二)在汤因比看来，“佛教在传入一个国家后，一般都能与原有的宗教友好相处，我们希望这种佛教传统能够流行于世。”“在一个物质上统一起来的世界里，如果佛教是唯一传教的宗教，那么个人的选择自由将能得到保障。”[26]
佛教还具有不执成见、兼容并包、广纳一切智慧成果的开放心胸，如圣天菩萨所说：“有智求胜德，亦爱他真理，日轮于地上，有目皆共睹。”(《四百论·破见品》)例如，佛教的因明学正是在借鉴印度正理派逻辑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套宏大完备的逻辑体系，不仅成为阐扬佛理的有力工具，而且实现了印度逻辑史上的重大飞跃。在佛陀看来，“一切法皆是佛法”(《金刚经》)，世间的一切学问都是佛法深邃智慧的应机开显。正因如此，佛教通过跟各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才能够不断地增益自身的光辉，结出累累的智慧硕果。
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尤其重视与当地的知识阶层与文化精英的接触与交流，在他们的参与之下，容易形成适合当地文化的佛教传统，这是佛教本土化的宝贵经验。《善见律毗婆沙》中提到：“若师子国人中出家，其父母悉是师子国人，不杂他国人；若出家已，便取法藏及毗尼藏，是时然后，佛法根株着师子国也。”(卷第三)这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佛教提倡慈悲与智慧的圆融，把宇宙万物看作相互依存、彼此观待的整体网络。人类之所以难以和平共处、相互尊重，正是因为各式各样的“中心主义”为自他之间设下过多的界限。而弘扬佛法正是要消除这些不必要的界限，实现人类共同的福祉。
【参考书目】
[1] 太虚，《太虚大师全书》精第18册，第310页。
[2] 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第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3]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150－151页，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4] 阿尔弗雷德·韦伯，《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第75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5] 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隋唐史》，第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6] [10] [19]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册，第97页，致读者第10页，第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7] 康拉德·希诺考尔，《中国文明史》，第65页，群言出版社，2008年。
[8]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5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
[9] 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第11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11] [13] [15] 卡西尔，《人论》，第29页，第3页，第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12] 马克斯·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导论，第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
[14] 弗罗姆，《为自己的人》，第22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16] [26] 汤因比，《历史研究》，第311页，第265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17] [22] 肯·威尔伯，《一味》，第340页，第356页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0年。
[18] 艾克哈特·托尔，《新世界：灵性的觉醒》，第17页，南方出版社，2008年。
[20] 李四龙，《欧美佛教学术史》，第3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1] 铃木大拙，弗洛姆，《禅宗与精神分析》，第16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
[23] Tomoko Masuzawa，The Invention of World Religions，2005，136。转引自李四龙《欧美佛教学术史》，第1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4] 汉斯·昆，《世界宗教寻踪》，第22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25] 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第2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佛教文化的社会价值与影响》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