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然而縱使外在環境時有變遷，他依然禀持佛教的“護生”原則，憫念動物苦難，堅持不食肉戒。
據《慈恩傳》載：玄奘西行至素葉城(即碎葉城，今托克馬克)時，突厥王葉護可汗對他甚爲禮遇。可汗陳酒設樂，共諸臣使人飲用，卻另備”蒲桃漿”(葡萄汁)供奉玄奘。雖“體烹鮮羔犢”等菜肴豐盛，但可汗仍另備種種美味蔬果款待玄奘。食竟更爲玄奘行蒲桃漿，並請玄奘說法。玄奘乃“誨以十善、愛養物命及波羅蜜多解脫之業”。[12][12]
照理說，玄奘西行求法，禮貌上總得客隨主便，難免會有入境隨俗的必要。然而依前引事例以觀，他在嚴持“不飲酒、不食肉”戒方面，仍是甚爲堅持，毫不含糊，也不肯打絲毫折扣。這樣堅持戒法，反倒讓可汗産生了極大的敬意，充分體諒地款待適當的飲食。
(四)東返：婉辭帝命，堅守僧綱
玄奘回國與唐太宗見面時，太宗察覺他有卓越才華，認爲他足堪寄以“公輔”大任，因此勸他還俗以協助掌理國政。晉升仕途，這是一般儒者求之不得的快意情事，但是玄奘卻不爲世俗名利之所誘惑，以“從政非其專長”的理由，堅決辭謝太宗的美意：
玄奘少踐缁門，伏膺佛道，玄宗是習，孔教未聞。今遣從俗，無異乘流之舟使棄水而就陸，不唯無功，亦徒令腐敗也。願得畢身行道以報國恩，即玄奘之幸甚。[13][13]
太宗並不只是在初次見面時，勸玄奘還俗從政。據《慈恩傳》載，他因見玄奘學德均優，威儀端嚴，時常想勸他“脫須菩提之染服，挂維摩诘之素衣，升铉路以陳谟，坐槐庭而論道”，“致之左右，共謀朝政”。玄奘總是用非常謙卑的態度，先說明自己資質平庸，見聞陋寡，不足以預于國事，然後才表白自己“守戒缁門，闡揚遺法”的心迹。太宗屢被婉拒，不但沒有轉生怒氣，反倒能愉悅成全，並且感動地表示，爾後亦當“助師弘道”。[14][14]從這裏可體會到：玄奘面對來自國家權力不合理的要求之時，拿捏應對的分寸，是如何的細膩溫厚，而又總是得遂所求，堅守僧綱。
(五)兩難抉擇，把握中道
玄奘旅行諸方時，時常要面對“究竟是要適應當地習俗，還是要堅守戒律行持”的兩難，也時常要面對帝王出自善意卻頗不得當的建言乃至幹預。分寸稍一拿捏不好，不是因曲意媚俗而毀損戒德，就是因開罪權貴而玉石具焚。然則他在兩難局面的關鍵時刻，如何作出倫理抉擇？其抉擇的依憑是什麼？作者認爲：隱藏在他心目中的最高價值，就是“令正法久住”與“護生”。“令正法久住”的目的，依然在于護念衆生的法身慧命。綜觀他畢生精勤奮鬥以求法、學法、弘法、譯經的生涯，總說一句，就是爲了“令正法久住”，俾能增長衆生慧命，導引衆生離苦得樂。
爲了“令正法久住”，他一定要達成求法、學法、譯經、弘法的目的。因此在“令正法久住”的價值優位考慮之下，他會抗拒不合理的國家規製(如：不准西行的鎖國政策)或是帝王要求(如：再叁勸他還俗從政)。同樣是在“令正法久住”的價值優位考慮之下，他也會極不得已地對出兵攻伐之類的帝王決策，保持緘默的態度，但卻委婉地辭卻同行，以免不慎成爲共犯。
他于628年西行到達高昌(今高昌故城)。高昌王曲文泰笃信佛教，深夜秉燭親自出宮相迎，給予最高禮遇，想要強留玄奘，長期供養。玄奘並不因受到如此高規格的禮遇，而改變西行求法的初衷，但孤身處于異地，面對龐大的帝王權柄，他毫無拒絕受命的籌碼，于是選擇了最壯烈的“絕食相拒”法。曲文泰只好作罷，並與玄奘結爲兄弟，請他取經後再回高昌。曲文泰又贈送黃金百兩及绫絹等物，組織護送隊伍，作書24封給沿途國家的帝王，請求他們對玄奘提供幫助。想來曲文泰對玄奘的盛情護持，應是受到玄奘“爲求法而不惜舍命”的堅貞意志深切的感動吧！
玄奘載譽歸國，初見太宗之時，太宗正准備攻伐遼濱。由于軍事忙迫，太宗本來只想與玄奘短暫會面，未料相談甚歡，竟然欲罷不能。于是邀請玄奘一同東行，一方面讓剛從印度返國的玄奘“省方觀俗”(考察地方風土民情)，另一方面，太宗也可在指麾之公余，就近更與玄奘談敘。
玄奘對太宗的這番厚意，依然懇辭。起先他推辭的理由是：“玄奘遠來，兼有疾疹，恐不堪陪駕。”(剛剛結束印度返國的長途旅程，又有疾患在身，因此體力不勝負荷，無法陪駕遠行。)但太宗反問玄奘，他既能“孤遊絕域”(指其西行求法)，那麼此行較諸西行東返的長途跋涉，不過如同“跬步”(小步)而已，哪有推辭的道理？
以“護生”爲重的玄奘，連顛沛于西行之途，都堅持不食衆生肉，想來他內心當然不會贊同太宗與鄰國兵戎相見。然而可能是由于他自忖：這是眼前他無法置喙的國事，若多所議論而激怒了太宗，那麼返國譯經、弘法的計劃必當重挫。在反戰與弘法兩難兼顧的情況下，依于“令正法久住”的價值優位考慮，他對戰事並未直言勸阻，客氣地揄揚太宗“罰亂國，誅賊臣，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但是他依然堅持不願隨行，這回他述明其難以隨行的理由是：
一、他若隨行，只是浪費公帑，卻不能俾助戰事——“終無裨助行陣之效，虛負塗路費損之慚。”
二、他必須遵從佛製——“兵戎戰鬥，律製不得觀看。既佛有此言，不敢不奉。”[15][15]
原來比丘確有不得“觀軍陣”的戒規。如《四分律》雲：
若比丘往觀軍陣，除余時因緣，波逸提。[16][16]
但第一作者認爲，律典明言：“余時因緣”，包括有事前往或被請去。[17][17]太宗親邀同往，自是符合“余時因緣”的條件，玄奘依然不願前往，這已不純粹是戒規限製使然，或許是玄奘憫念戰場殺伐所帶來的衆生浩劫，既然無緣勸阻，總不忍目睹戰事之慘烈，耳聞殺伐之呼號吧！
(六)對僧道序次與僧俗同罰的極谏
原來在玄奘遊學印度期間，貞觀十一年中，太宗曾下敕雲：
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稱號，宜在佛先。[18][18]
當時普光寺大德法常、總持寺大德普應等數百人，曾于朝堂極力陳诤，卻未蒙改正。玄奘返國以來，對此僧道不平等待遇，也是十分介意，曾經數度奏請修改，太宗因禮敬玄奘，因此曾允商量，不幸事未果而太宗已經崩殂。
至高宗永徽六年，帝敕：
道士、僧等犯罪，情難知者，可同俗法推勘。[19][19]
亦即：爲求取犯罪真相，得將僧道等同俗人，以刑求逼供。邊遠官人于是往往事無大小，動轍對僧道施行枷杖，虧辱甚深。玄奘其時甚憂此事，但因疾苦委頓，命垂旦夕，顧及可能沒有機會晉見帝王以親自建言，于是附表陳禀高宗，指“道在佛先”與“僧同俗罰”這兩種規製“于國非便”。高宗于是敕遣報雲：
佛道名位，先朝處分，事須平章。其同俗敕，即遣停廢。[20][20]
亦即：“道在佛先”的前朝舊製，還須與相關部門再議，但僧道同俗以責罰的敕令，則于即日起停廢。于是降敕曰：
道教清虛，釋典微妙，庶物藉其津梁，叁界之所遵仰。比爲法末人澆，多違製律，權依俗法，以申懲誡；冀在止惡勸善，非是以人輕法。但出家人等，具有製條，更別推科，恐爲勞擾，前令道士、女道士、僧、尼有犯依俗法者，宜停。必有違犯，宜依條製。[21][21]
言出必行，事關帝王威信。若無玄奘的德學感召，高宗殊無可能將自己業已頒布的敕令，二話不說地收回。這樣，我們較能體會，爲什麼玄奘如此殷重感念高宗，病雖笃而撰爲《謝僧尼等停依俗法條表》與《重謝僧尼等停依俗法條表》。前後二表至誠懇切，文情並茂，充分展現了一代大德面對國家權力時，謙卑卻亦堅定地爭取僧伽尊嚴的信念，以及對帝王知遇恩情的溫情回應。[22][22]
四、 印度伽藍見聞錄
正因玄奘是大乘行人，所以他雖嚴持淨戒，卻不落入聲聞部派的教條主義。作者認爲，他同樣是把握住”令正法久住”與”護生”的價值優位原則，來分析正確的開遮持犯。舉例如下：
(一)對飲食規製的陳述
聲聞律不許殺畜生(殺畜生犯波逸提)，但是鑒于乞食難以揀擇葷素，因此開許比丘食用“叁淨肉”。如《四分律》雲：
若故爲殺者不應食。……有叁種淨肉應食：若不故見、不故聞、不故疑，應食——若不見爲我故殺，不聞爲我故殺，若不見家中有頭、腳、皮、毛、血，又彼人非是殺者，乃至持十善。彼終不爲我故斷衆生命。如是叁種淨肉應食。[23][23]
即使律有明文開許，但玄奘本人卻依大乘菩薩的“護生”精神，堅持不食衆生之肉。如前所述，突厥王葉護可汗雖以酒肉宴客，卻尊重他的戒行，而特爲供養蔬果。《西域記》中提及，玄奘遊行至阿耆尼國(舊曰焉耆，今新疆維吾爾焉耆自治縣附近)與屈支國(舊曰龜茲，今庫車)，見伽藍僧徒食叁淨肉，他認爲這是“滯于漸教”、“尚拘漸教”、“漸教所開”：
伽藍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既遵印度，諸習學者，即其文而翫之。戒行律儀潔清勤勵，然食雜叁淨，滯于漸教矣。[24][24]
屈支國，……伽藍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取則印度。其習讀者，即本文矣。尚拘漸教，食雜叁淨；潔清耽翫，人以功競。[25][25]
入屈支國界，……王請過宮，備陳供養。而食有叁淨，法師不受。王深怪之，法師報：“此漸教所開，而玄奘所學者大乘，不爾也。”受余別食。[26][26]
《西域記》另有一段記事。玄奘遊行至摩揭陀國，有一間名曰“旦娑”(唐言雁)的窣堵波，其命名原委如下：
昔此伽藍，習翫小乘。小乘漸教也，故開叁淨之食。而此伽藍遵而不墜。其後叁淨，求不時獲。有比丘經行，忽見群雁飛翔，戲言曰：“今日衆僧中食不充，摩诃薩埵宜知是時。”言聲未絕，一雁退飛，當其僧前，投身自殒。比丘見已…
《玄奘的戒學生活、伽藍見聞與律學觀點》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