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然而纵使外在环境时有变迁，他依然禀持佛教的“护生”原则，悯念动物苦难，坚持不食肉戒。
据《慈恩传》载：玄奘西行至素叶城(即碎叶城，今托克马克)时，突厥王叶护可汗对他甚为礼遇。可汗陈酒设乐，共诸臣使人饮用，却另备”蒲桃浆”(葡萄汁)供奉玄奘。虽“体烹鲜羔犊”等菜肴丰盛，但可汗仍另备种种美味蔬果款待玄奘。食竟更为玄奘行蒲桃浆，并请玄奘说法。玄奘乃“诲以十善、爱养物命及波罗蜜多解脱之业”。[12][12]
照理说，玄奘西行求法，礼貌上总得客随主便，难免会有入境随俗的必要。然而依前引事例以观，他在严持“不饮酒、不食肉”戒方面，仍是甚为坚持，毫不含糊，也不肯打丝毫折扣。这样坚持戒法，反倒让可汗产生了极大的敬意，充分体谅地款待适当的饮食。
(四)东返：婉辞帝命，坚守僧纲
玄奘回国与唐太宗见面时，太宗察觉他有卓越才华，认为他足堪寄以“公辅”大任，因此劝他还俗以协助掌理国政。晋升仕途，这是一般儒者求之不得的快意情事，但是玄奘却不为世俗名利之所诱惑，以“从政非其专长”的理由，坚决辞谢太宗的美意：
玄奘少践缁门，伏膺佛道，玄宗是习，孔教未闻。今遣从俗，无异乘流之舟使弃水而就陆，不唯无功，亦徒令腐败也。愿得毕身行道以报国恩，即玄奘之幸甚。[13][13]
太宗并不只是在初次见面时，劝玄奘还俗从政。据《慈恩传》载，他因见玄奘学德均优，威仪端严，时常想劝他“脱须菩提之染服，挂维摩诘之素衣，升铉路以陈谟，坐槐庭而论道”，“致之左右，共谋朝政”。玄奘总是用非常谦卑的态度，先说明自己资质平庸，见闻陋寡，不足以预于国事，然后才表白自己“守戒缁门，阐扬遗法”的心迹。太宗屡被婉拒，不但没有转生怒气，反倒能愉悦成全，并且感动地表示，尔后亦当“助师弘道”。[14][14]从这里可体会到：玄奘面对来自国家权力不合理的要求之时，拿捏应对的分寸，是如何的细腻温厚，而又总是得遂所求，坚守僧纲。
(五)两难抉择，把握中道
玄奘旅行诸方时，时常要面对“究竟是要适应当地习俗，还是要坚守戒律行持”的两难，也时常要面对帝王出自善意却颇不得当的建言乃至干预。分寸稍一拿捏不好，不是因曲意媚俗而毁损戒德，就是因开罪权贵而玉石具焚。然则他在两难局面的关键时刻，如何作出伦理抉择？其抉择的依凭是什么？作者认为：隐藏在他心目中的最高价值，就是“令正法久住”与“护生”。“令正法久住”的目的，依然在于护念众生的法身慧命。综观他毕生精勤奋斗以求法、学法、弘法、译经的生涯，总说一句，就是为了“令正法久住”，俾能增长众生慧命，导引众生离苦得乐。
为了“令正法久住”，他一定要达成求法、学法、译经、弘法的目的。因此在“令正法久住”的价值优位考虑之下，他会抗拒不合理的国家规制(如：不准西行的锁国政策)或是帝王要求(如：再三劝他还俗从政)。同样是在“令正法久住”的价值优位考虑之下，他也会极不得已地对出兵攻伐之类的帝王决策，保持缄默的态度，但却委婉地辞却同行，以免不慎成为共犯。
他于628年西行到达高昌(今高昌故城)。高昌王曲文泰笃信佛教，深夜秉烛亲自出宫相迎，给予最高礼遇，想要强留玄奘，长期供养。玄奘并不因受到如此高规格的礼遇，而改变西行求法的初衷，但孤身处于异地，面对庞大的帝王权柄，他毫无拒绝受命的筹码，于是选择了最壮烈的“绝食相拒”法。曲文泰只好作罢，并与玄奘结为兄弟，请他取经后再回高昌。曲文泰又赠送黄金百两及绫绢等物，组织护送队伍，作书24封给沿途国家的帝王，请求他们对玄奘提供帮助。想来曲文泰对玄奘的盛情护持，应是受到玄奘“为求法而不惜舍命”的坚贞意志深切的感动吧！
玄奘载誉归国，初见太宗之时，太宗正准备攻伐辽滨。由于军事忙迫，太宗本来只想与玄奘短暂会面，未料相谈甚欢，竟然欲罢不能。于是邀请玄奘一同东行，一方面让刚从印度返国的玄奘“省方观俗”(考察地方风土民情)，另一方面，太宗也可在指麾之公余，就近更与玄奘谈叙。
玄奘对太宗的这番厚意，依然恳辞。起先他推辞的理由是：“玄奘远来，兼有疾疹，恐不堪陪驾。”(刚刚结束印度返国的长途旅程，又有疾患在身，因此体力不胜负荷，无法陪驾远行。)但太宗反问玄奘，他既能“孤游绝域”(指其西行求法)，那么此行较诸西行东返的长途跋涉，不过如同“跬步”(小步)而已，哪有推辞的道理？
以“护生”为重的玄奘，连颠沛于西行之途，都坚持不食众生肉，想来他内心当然不会赞同太宗与邻国兵戎相见。然而可能是由于他自忖：这是眼前他无法置喙的国事，若多所议论而激怒了太宗，那么返国译经、弘法的计划必当重挫。在反战与弘法两难兼顾的情况下，依于“令正法久住”的价值优位考虑，他对战事并未直言劝阻，客气地揄扬太宗“罚乱国，诛贼臣，必有牧野之功、昆阳之捷”。但是他依然坚持不愿随行，这回他述明其难以随行的理由是：
一、他若随行，只是浪费公帑，却不能俾助战事——“终无裨助行阵之效，虚负涂路费损之惭。”
二、他必须遵从佛制——“兵戎战斗，律制不得观看。既佛有此言，不敢不奉。”[15][15]
原来比丘确有不得“观军阵”的戒规。如《四分律》云：
若比丘往观军阵，除余时因缘，波逸提。[16][16]
但第一作者认为，律典明言：“余时因缘”，包括有事前往或被请去。[17][17]太宗亲邀同往，自是符合“余时因缘”的条件，玄奘依然不愿前往，这已不纯粹是戒规限制使然，或许是玄奘悯念战场杀伐所带来的众生浩劫，既然无缘劝阻，总不忍目睹战事之惨烈，耳闻杀伐之呼号吧！
(六)对僧道序次与僧俗同罚的极谏
原来在玄奘游学印度期间，贞观十一年中，太宗曾下敕云：
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称号，宜在佛先。[18][18]
当时普光寺大德法常、总持寺大德普应等数百人，曾于朝堂极力陈诤，却未蒙改正。玄奘返国以来，对此僧道不平等待遇，也是十分介意，曾经数度奏请修改，太宗因礼敬玄奘，因此曾允商量，不幸事未果而太宗已经崩殂。
至高宗永徽六年，帝敕：
道士、僧等犯罪，情难知者，可同俗法推勘。[19][19]
亦即：为求取犯罪真相，得将僧道等同俗人，以刑求逼供。边远官人于是往往事无大小，动辙对僧道施行枷杖，亏辱甚深。玄奘其时甚忧此事，但因疾苦委顿，命垂旦夕，顾及可能没有机会晋见帝王以亲自建言，于是附表陈禀高宗，指“道在佛先”与“僧同俗罚”这两种规制“于国非便”。高宗于是敕遣报云：
佛道名位，先朝处分，事须平章。其同俗敕，即遣停废。[20][20]
亦即：“道在佛先”的前朝旧制，还须与相关部门再议，但僧道同俗以责罚的敕令，则于即日起停废。于是降敕曰：
道教清虚，释典微妙，庶物藉其津梁，三界之所遵仰。比为法末人浇，多违制律，权依俗法，以申惩诫；冀在止恶劝善，非是以人轻法。但出家人等，具有制条，更别推科，恐为劳扰，前令道士、女道士、僧、尼有犯依俗法者，宜停。必有违犯，宜依条制。[21][21]
言出必行，事关帝王威信。若无玄奘的德学感召，高宗殊无可能将自己业已颁布的敕令，二话不说地收回。这样，我们较能体会，为什么玄奘如此殷重感念高宗，病虽笃而撰为《谢僧尼等停依俗法条表》与《重谢僧尼等停依俗法条表》。前后二表至诚恳切，文情并茂，充分展现了一代大德面对国家权力时，谦卑却亦坚定地争取僧伽尊严的信念，以及对帝王知遇恩情的温情回应。[22][22]
四、 印度伽蓝见闻录
正因玄奘是大乘行人，所以他虽严持净戒，却不落入声闻部派的教条主义。作者认为，他同样是把握住”令正法久住”与”护生”的价值优位原则，来分析正确的开遮持犯。举例如下：
(一)对饮食规制的陈述
声闻律不许杀畜生(杀畜生犯波逸提)，但是鉴于乞食难以拣择荤素，因此开许比丘食用“三净肉”。如《四分律》云：
若故为杀者不应食。……有三种净肉应食：若不故见、不故闻、不故疑，应食——若不见为我故杀，不闻为我故杀，若不见家中有头、脚、皮、毛、血，又彼人非是杀者，乃至持十善。彼终不为我故断众生命。如是三种净肉应食。[23][23]
即使律有明文开许，但玄奘本人却依大乘菩萨的“护生”精神，坚持不食众生之肉。如前所述，突厥王叶护可汗虽以酒肉宴客，却尊重他的戒行，而特为供养蔬果。《西域记》中提及，玄奘游行至阿耆尼国(旧曰焉耆，今新疆维吾尔焉耆自治县附近)与屈支国(旧曰龟兹，今库车)，见伽蓝僧徒食三净肉，他认为这是“滞于渐教”、“尚拘渐教”、“渐教所开”：
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既遵印度，诸习学者，即其文而翫之。戒行律仪洁清勤励，然食杂三净，滞于渐教矣。[24][24]
屈支国，……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洁清耽翫，人以功竞。[25][25]
入屈支国界，……王请过宫，备陈供养。而食有三净，法师不受。王深怪之，法师报：“此渐教所开，而玄奘所学者大乘，不尔也。”受余别食。[26][26]
《西域记》另有一段记事。玄奘游行至摩揭陀国，有一间名曰“旦娑”(唐言雁)的窣堵波，其命名原委如下：
昔此伽蓝，习翫小乘。小乘渐教也，故开三净之食。而此伽蓝遵而不坠。其后三净，求不时获。有比丘经行，忽见群雁飞翔，戏言曰：“今日众僧中食不充，摩诃萨埵宜知是时。”言声未绝，一雁退飞，当其僧前，投身自殒。比丘见已…
《玄奘的戒学生活、伽蓝见闻与律学观点》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