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時也在製造業因；業因的果，是在未來的感報，但是，「未來」並不非要等到死了再來，只要從「現在」的一念滑過，便是「未來」的現前。
因此，佛教的叁世因果，分過去叁世、未來叁世，從時間上說，現生也有叁世，生命生活，剎那變易，剎那均在做著叁世的交替。
所以，佛教主張，過去的業，必定要受報。但在受報之前及受報之時，仍可用新造的業因，去改變原有業報的成分。正像一缸牛奶，經過加工，便可製成爲酪；相反地，如將一缸牛奶任意棄之不管，甚至放些毒素進去，那就要臭壞而不能食用了。牛奶的本身沒有增減，只因後來所給予的待遇不同，其結果也就完全不同。
過去的因，加上現在的因，便是當下的果；現在的因，加上未來的因，便是未來的果。不斷地行善，就能使果報不斷地改變質量；不斷地作惡，也能使果報不斷地改善質量，這就是佛教的因果律。所以有人稱之爲命運的努力論。鼓勵人人積極地改革自己的命運、改善自己的環境，這便是佛教因果律的目的。
然而不幸得很，那位自以爲是「研究」佛教學的龔天民，偏偏要說：「這個前生造業，今世受報的思想，不但阻礙了印度文明的向上，亦延長了中國和日本兩地封建製度的根基。皇帝大臣、富豪劣紳都以爲是前生善業所致，今世理應獨裁專製，享福快樂。娼妓乞丐、販夫走卒都被信是前世惡業所致，今世活該吃苦受罪。努力上進有什麼用處呢？」(二九頁)
龔天民硬是把佛教的因果律說成了膚淺的定命論，如果他沒有看過佛書，這是可以原諒的，但他既然是「研究」過佛教的人，這就使人匪夷所思了！
實際上，對曆史文化，龔牧師除了故意裝作懂得「封建製度」是根基于佛教因果業報的思想而外，連「封建製度」這名詞他也沒有弄清。因爲，中國的封建製度，始于黃帝，成于周朝，到了秦始皇時，便設郡縣而廢了封建，漢初雖欲封建，然至景帝之後，便已名存實亡，結束了中國的封建製度。所以胡適也說：「封建製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胡適論學近著》四四二頁)也許龔牧師記錯了曆史，佛教傳入中國，竟是在中國廢除封建製度以後的一、二百年！反看歐洲中古時代的封建製度卻與基督教會狼狽爲奸！
再說，「專製獨裁」，好像也不是中國和日本的特産，基督教的教區，乃至連教會的領袖也實行「專製獨裁」，弄得民不聊生，不知那個罪過，是否也跟佛教的因果業報思想有關？
第四節 佛教有了「新戒觀」嗎？
(一)成善止惡的佛教
在我們佛教，「戒」是一種成善止惡的生活規範。不過，佛教既有大小乘的區別，佛戒也有小乘與大乘的差異。然而，小乘戒是大乘戒的基礎，大乘戒是小乘戒的升拔。所以，不會有人犯了小乘戒而仍可守持大乘戒的。因爲小乘戒的範圍是「諸惡莫作」，大乘戒則要另外加上「衆善奉行」。小乘如果不行善，只要守住了六根，便算持戒；大乘則不護六根是犯戒，不度衆生也是犯戒。所以大乘戒的內容是：
1.攝律儀戒──誓持一切淨戒，無一淨戒不持。
2.攝善法戒──誓修一切善法，無一善法不修。
3.攝衆生戒──誓度一切衆生，無一衆生不度。
這是大乘戒的叁大綱領，稱爲「叁聚淨戒」，也就是叁大類的清淨大戒。小乘戒僅是大乘戒中的一類「攝律儀戒」。所以大乘戒的精神，要比小乘戒偉大得多。
總之，佛教的戒律，不論小乘戒也好，大乘戒也好，它的目的，是基于出離生死的要求。自求出離(如小乘)，自求出離並令他人出離(如大乘)。所以，持戒的本質是自求離欲清淨，並令他人離欲清淨。絕不會有假借持戒之名，反遂縱欲之實的道理，否則那就不是佛教。
可見，遺憾的很，龔牧師就是一位極盡斷章取義並歪曲事實之能事的基督徒。
(二)故意歪曲的誣控
龔天民引用了印順法師《佛法概論》中的幾句話，說是佛教的「新戒觀」，並且大肆渲染，他說：「但想不到如印順法師所說的，居然還有另種解釋戒律的新道理(不單他一人如此看法，許多中國僧侶也有此主張──此系龔氏原案)，致令有些或者可以亂用假借慈悲的名義放縱私欲，殺人放火，奸淫偷盜，無所不爲！」同時他更借題發揮，說第二次大戰中，日本軍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在名義上都是佛教居士，許多和尚都參加戰爭，將中國人殺得血流成河，橫屍遍野。他又舉了一個日本和尚結婚、吃肉、開酒吧，又有一個日本和尚因疑惑妻子與另一僧侶犯奸淫而將她活活殺死。龔牧師以爲這都是佛教「新戒觀」下所産生的結果。(六叁─六四頁)
我們看了龔牧師的抨擊文字，真有「夾七纏八、不知所雲」之感。
現在我們先來考察所謂印順法師的「新戒觀」是什麼？《佛法概論》第二四七頁至二五一頁，介紹大乘菩薩的六度。六度之中的第二「戒度」，他先說如何如何的要「不」──不得殺、盜、淫、妄。但是他說：「從大智的契合真理，大悲的隨順世間來說，戒律絕非消極的『不』，『不』不可以了事；必須慈悲方便的能殺、能盜、能淫、能妄，才能完滿的實現。」接著敘述，殘害人類的人可以殺，是殺少數而救多數；甯使自己殺人墮地獄，也不忍他人因殺了許多人而墮地獄。如遇有人非法掠奪，菩薩不妨反將奪取，歸還被奪者。爲了使他人不受非法的殺害、掠奪、奸淫、欺诳，如非妄語不可時，即不妨妄語。又說：「使他離惡向善，也不妨以悲憫心而與他好合。總之，不得殺、盜、淫、妄，爲佛法極嚴格的戒條。甚至說：一念盜心即犯盜戒，一念淫心即犯淫戒，謹嚴到起心動念處。然而爲了慈悲的救護，菩薩可以不問所受的戒而殺、盜、淫、妄。」
我們看了如上的說明，是不是能夠看出印順法師是主張「放縱私欲、殺人放火、奸淫偷盜、無所不爲」的人呢？中國的曆史上，由佛教僧侶所造成的人類災難，是不是可以找到？那是史實俱在，不容龔牧師歪曲，也不用我多說。至于因了基督教而給人類曆史造成的災難，龔牧師也該坦白承認才對。
印順法師所說的大乘戒，已經非常明白，能殺、能盜、能淫、能妄語，是抱著「入地獄」的犧牲精神去做的，自私的人怎樣也做不到。正像耶稣釘上十字架，那是爲了忠于他自己的理想而犧牲──他們說是代人類贖罪。其實耶稣的死，比起蘇格拉底的死，並不更加偉大；但他總算也是一位可敬的殉道者，雖在臨死之時他要埋怨上帝離棄了他。
印順法師沒有說明他的「戒觀」的根據，所以被龔天民誣上一個「新」字。其實一點也不新，在《瑜伽師地論‧菩薩戒本》的輕戒第九條之下，就有明文規定：菩薩爲了救護衆生的理由，可開七支性罪(殺生、不與取、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绮語)。但在邪淫條下說明：「出家菩薩，爲護聲聞，聖所教誡，令不壞滅，一切不應行非梵行。」(《大正藏》叁○．五一七頁下)同時在〈菩薩戒本〉中，也常說到「若爲住持如來聖教」、「若護僧製」，均可不必行，或不得行。小乘聲聞重在護身，大乘菩薩重在護心。
所以印順法師也說到：「一念盜心即犯盜戒，一念淫心即犯淫戒。」不以瞋心殺人，不以貪心奪取，不以欲心行淫，不以癡心妄語，純以慈濟悲憫之心救護有情衆生，便不算犯戒。
(叁)挑撥仇恨的宣傳
龔牧師爲要達成挑撥仇恨的目的，硬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日本人屠殺中國人的事，牽到佛教中來。
不錯，日本的佛教徒很多。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也有著若幹佛教的色彩。日本近哲鈴木大拙也說：日本軍人的勇敢不畏死，與佛教有關(《中國佛教史論集》二四八頁所引)。據部分西洋人的研究，也說：「日本原爲受禅宗哲學影響最普遍的國家，其武士道精神，系以禅理脫胎而來。」(一九五六年叁月二十六日《中央日報》東京專訊)蔣夢麟也曾這樣說：「中日戰爭期間，幾乎所有日本士兵身上都帶著佛教或神道的護身符。」(《西潮》一八○頁)當然啰，這對于龔牧師是最感興趣的事了，因爲他說：「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亞洲各地的那種如瘋如狂的殺人不眨眼的精神，實導源于武士道而來。想不到中世紀的武家頭目居然利用了禅宗，騙使這些武士爲自己拚命而死，還說是什麼超越生死呢！」(一六○頁)
但是，我們先要明白日本的武士道是什麼？再探究武士道的殺人精神是否跟佛教有關？「武士道」是因日本古代有一種武士階級──職業的軍人所應遵守的美德，以勵忠節、尊名譽爲信條。至王朝時代，因重文輕武而武士道一度衰落，到了源賴朝(公元一一八六年)開府于鎌倉起，日本政權落入武人手中，武士道又複擡頭，並且提倡簡易、樸實、廉恥諸美德。至明治維新(公元一八六七年即位)之後，對武士道精神提倡尤力。故而曆次對外戰爭的勝利，日本人常歸功于國民的武士道精神。
源賴朝開府之年，相當中國的南宋孝宗淳熙十叁年(公元一一八六年)，那時中國的禅宗，已經流進了日本。日本禅宗的臨濟之祖榮西禅師，就是活動在那個時代，並且得到將軍源賴家的崇信，源賴朝所提倡的「簡易、樸實」，正是禅宗的精神。「廉恥」是中國的儒家精神，古代的武士信條「勵忠節、尊名譽」，是日本自己的精神糅和著中國的儒家精神，所以，武士道的精神，確與禅宗有關，卻不是純禅宗的精神，套一句流行語，那是一個混血兒。
說到武士道對外殺人好戰的問題，應該先去明白日本民族文化的特質。誰都知道，在二次大戰之前，縱然是他們的曆史教科書中，也強調著日本開國的神話。他們確信(迷信)大和民族──日本史上的「原日本人」(Proto Japanese)，是出于天神的後裔。他們的統治階級，把這種信念利用得非常成功，他們相信他們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一支民族。他們也相信天神的照顧永遠是在日本民族的一邊。後來佛教成了日本民間的普遍信仰之後，也就巧妙地假借運用，認爲佛菩薩也是站在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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