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时也在制造业因；业因的果，是在未来的感报，但是，「未来」并不非要等到死了再来，只要从「现在」的一念滑过，便是「未来」的现前。
因此，佛教的三世因果，分过去三世、未来三世，从时间上说，现生也有三世，生命生活，剎那变易，剎那均在做着三世的交替。
所以，佛教主张，过去的业，必定要受报。但在受报之前及受报之时，仍可用新造的业因，去改变原有业报的成分。正像一缸牛奶，经过加工，便可制成为酪；相反地，如将一缸牛奶任意弃之不管，甚至放些毒素进去，那就要臭坏而不能食用了。牛奶的本身没有增减，只因后来所给予的待遇不同，其结果也就完全不同。
过去的因，加上现在的因，便是当下的果；现在的因，加上未来的因，便是未来的果。不断地行善，就能使果报不断地改变质量；不断地作恶，也能使果报不断地改善质量，这就是佛教的因果律。所以有人称之为命运的努力论。鼓励人人积极地改革自己的命运、改善自己的环境，这便是佛教因果律的目的。
然而不幸得很，那位自以为是「研究」佛教学的龚天民，偏偏要说：「这个前生造业，今世受报的思想，不但阻碍了印度文明的向上，亦延长了中国和日本两地封建制度的根基。皇帝大臣、富豪劣绅都以为是前生善业所致，今世理应独裁专制，享福快乐。娼妓乞丐、贩夫走卒都被信是前世恶业所致，今世活该吃苦受罪。努力上进有什么用处呢？」(二九页)
龚天民硬是把佛教的因果律说成了肤浅的定命论，如果他没有看过佛书，这是可以原谅的，但他既然是「研究」过佛教的人，这就使人匪夷所思了！
实际上，对历史文化，龚牧师除了故意装作懂得「封建制度」是根基于佛教因果业报的思想而外，连「封建制度」这名词他也没有弄清。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始于黄帝，成于周朝，到了秦始皇时，便设郡县而废了封建，汉初虽欲封建，然至景帝之后，便已名存实亡，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制度。所以胡适也说：「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胡适论学近着》四四二页)也许龚牧师记错了历史，佛教传入中国，竟是在中国废除封建制度以后的一、二百年！反看欧洲中古时代的封建制度却与基督教会狼狈为奸！
再说，「专制独裁」，好像也不是中国和日本的特产，基督教的教区，乃至连教会的领袖也实行「专制独裁」，弄得民不聊生，不知那个罪过，是否也跟佛教的因果业报思想有关？
第四节 佛教有了「新戒观」吗？
(一)成善止恶的佛教
在我们佛教，「戒」是一种成善止恶的生活规范。不过，佛教既有大小乘的区别，佛戒也有小乘与大乘的差异。然而，小乘戒是大乘戒的基础，大乘戒是小乘戒的升拔。所以，不会有人犯了小乘戒而仍可守持大乘戒的。因为小乘戒的范围是「诸恶莫作」，大乘戒则要另外加上「众善奉行」。小乘如果不行善，只要守住了六根，便算持戒；大乘则不护六根是犯戒，不度众生也是犯戒。所以大乘戒的内容是：
1.摄律仪戒──誓持一切净戒，无一净戒不持。
2.摄善法戒──誓修一切善法，无一善法不修。
3.摄众生戒──誓度一切众生，无一众生不度。
这是大乘戒的三大纲领，称为「三聚净戒」，也就是三大类的清净大戒。小乘戒仅是大乘戒中的一类「摄律仪戒」。所以大乘戒的精神，要比小乘戒伟大得多。
总之，佛教的戒律，不论小乘戒也好，大乘戒也好，它的目的，是基于出离生死的要求。自求出离(如小乘)，自求出离并令他人出离(如大乘)。所以，持戒的本质是自求离欲清净，并令他人离欲清净。绝不会有假借持戒之名，反遂纵欲之实的道理，否则那就不是佛教。
可见，遗憾的很，龚牧师就是一位极尽断章取义并歪曲事实之能事的基督徒。
(二)故意歪曲的诬控
龚天民引用了印顺法师《佛法概论》中的几句话，说是佛教的「新戒观」，并且大肆渲染，他说：「但想不到如印顺法师所说的，居然还有另种解释戒律的新道理(不单他一人如此看法，许多中国僧侣也有此主张──此系龚氏原案)，致令有些或者可以乱用假借慈悲的名义放纵私欲，杀人放火，奸淫偷盗，无所不为！」同时他更借题发挥，说第二次大战中，日本军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在名义上都是佛教居士，许多和尚都参加战争，将中国人杀得血流成河，横尸遍野。他又举了一个日本和尚结婚、吃肉、开酒吧，又有一个日本和尚因疑惑妻子与另一僧侣犯奸淫而将她活活杀死。龚牧师以为这都是佛教「新戒观」下所产生的结果。(六三─六四页)
我们看了龚牧师的抨击文字，真有「夹七缠八、不知所云」之感。
现在我们先来考察所谓印顺法师的「新戒观」是什么？《佛法概论》第二四七页至二五一页，介绍大乘菩萨的六度。六度之中的第二「戒度」，他先说如何如何的要「不」──不得杀、盗、淫、妄。但是他说：「从大智的契合真理，大悲的随顺世间来说，戒律绝非消极的『不』，『不』不可以了事；必须慈悲方便的能杀、能盗、能淫、能妄，才能完满的实现。」接着叙述，残害人类的人可以杀，是杀少数而救多数；宁使自己杀人堕地狱，也不忍他人因杀了许多人而堕地狱。如遇有人非法掠夺，菩萨不妨反将夺取，归还被夺者。为了使他人不受非法的杀害、掠夺、奸淫、欺诳，如非妄语不可时，即不妨妄语。又说：「使他离恶向善，也不妨以悲悯心而与他好合。总之，不得杀、盗、淫、妄，为佛法极严格的戒条。甚至说：一念盗心即犯盗戒，一念淫心即犯淫戒，谨严到起心动念处。然而为了慈悲的救护，菩萨可以不问所受的戒而杀、盗、淫、妄。」
我们看了如上的说明，是不是能够看出印顺法师是主张「放纵私欲、杀人放火、奸淫偷盗、无所不为」的人呢？中国的历史上，由佛教僧侣所造成的人类灾难，是不是可以找到？那是史实俱在，不容龚牧师歪曲，也不用我多说。至于因了基督教而给人类历史造成的灾难，龚牧师也该坦白承认才对。
印顺法师所说的大乘戒，已经非常明白，能杀、能盗、能淫、能妄语，是抱着「入地狱」的牺牲精神去做的，自私的人怎样也做不到。正像耶稣钉上十字架，那是为了忠于他自己的理想而牺牲──他们说是代人类赎罪。其实耶稣的死，比起苏格拉底的死，并不更加伟大；但他总算也是一位可敬的殉道者，虽在临死之时他要埋怨上帝离弃了他。
印顺法师没有说明他的「戒观」的根据，所以被龚天民诬上一个「新」字。其实一点也不新，在《瑜伽师地论‧菩萨戒本》的轻戒第九条之下，就有明文规定：菩萨为了救护众生的理由，可开七支性罪(杀生、不与取、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但在邪淫条下说明：「出家菩萨，为护声闻，圣所教诫，令不坏灭，一切不应行非梵行。」(《大正藏》三○．五一七页下)同时在〈菩萨戒本〉中，也常说到「若为住持如来圣教」、「若护僧制」，均可不必行，或不得行。小乘声闻重在护身，大乘菩萨重在护心。
所以印顺法师也说到：「一念盗心即犯盗戒，一念淫心即犯淫戒。」不以瞋心杀人，不以贪心夺取，不以欲心行淫，不以痴心妄语，纯以慈济悲悯之心救护有情众生，便不算犯戒。
(三)挑拨仇恨的宣传
龚牧师为要达成挑拨仇恨的目的，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事，牵到佛教中来。
不错，日本的佛教徒很多。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也有着若干佛教的色彩。日本近哲铃木大拙也说：日本军人的勇敢不畏死，与佛教有关(《中国佛教史论集》二四八页所引)。据部分西洋人的研究，也说：「日本原为受禅宗哲学影响最普遍的国家，其武士道精神，系以禅理脱胎而来。」(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央日报》东京专讯)蒋梦麟也曾这样说：「中日战争期间，几乎所有日本士兵身上都带着佛教或神道的护身符。」(《西潮》一八○页)当然啰，这对于龚牧师是最感兴趣的事了，因为他说：「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亚洲各地的那种如疯如狂的杀人不眨眼的精神，实导源于武士道而来。想不到中世纪的武家头目居然利用了禅宗，骗使这些武士为自己拚命而死，还说是什么超越生死呢！」(一六○页)
但是，我们先要明白日本的武士道是什么？再探究武士道的杀人精神是否跟佛教有关？「武士道」是因日本古代有一种武士阶级──职业的军人所应遵守的美德，以励忠节、尊名誉为信条。至王朝时代，因重文轻武而武士道一度衰落，到了源赖朝(公元一一八六年)开府于鎌仓起，日本政权落入武人手中，武士道又复抬头，并且提倡简易、朴实、廉耻诸美德。至明治维新(公元一八六七年即位)之后，对武士道精神提倡尤力。故而历次对外战争的胜利，日本人常归功于国民的武士道精神。
源赖朝开府之年，相当中国的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公元一一八六年)，那时中国的禅宗，已经流进了日本。日本禅宗的临济之祖荣西禅师，就是活动在那个时代，并且得到将军源赖家的崇信，源赖朝所提倡的「简易、朴实」，正是禅宗的精神。「廉耻」是中国的儒家精神，古代的武士信条「励忠节、尊名誉」，是日本自己的精神糅和着中国的儒家精神，所以，武士道的精神，确与禅宗有关，却不是纯禅宗的精神，套一句流行语，那是一个混血儿。
说到武士道对外杀人好战的问题，应该先去明白日本民族文化的特质。谁都知道，在二次大战之前，纵然是他们的历史教科书中，也强调着日本开国的神话。他们确信(迷信)大和民族──日本史上的「原日本人」(Proto Japanese)，是出于天神的后裔。他们的统治阶级，把这种信念利用得非常成功，他们相信他们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一支民族。他们也相信天神的照顾永远是在日本民族的一边。后来佛教成了日本民间的普遍信仰之后，也就巧妙地假借运用，认为佛菩萨也是站在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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