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的一边。因此，日本的军人每遇战争，总以为天神与菩萨是和他们同在，所以勇气倍增。这跟西方的以色列人，以为耶和华是他们列祖列宗以来的保护神的信念，可谓非常的相近。真是东方与西方，彼此彼此。
佛教的禅宗，仅为武士的生活下了一服清洁剂，神道的迷信，才是激发武士好战的兴奋剂。这从日本历史及文化源流上考察之后，已经可以明白。否则，禅宗产生在中国，中国的本土为什么就没有发展成为武士道的精神呢？
所以，不知历史文化的背景，硬把日本发动大战的罪责加在佛教的头上，那是有欠公道的，好在龚天民也说到「利用了禅宗」的字眼。被利用是真的，说是佛教帮助日本人杀了中国人，那就是故意栽诬了。
要不然，我也要问：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法西斯或纳粹，都发动在耶教的牧区，都是耶稣的信徒。他们驱使人民发动了世界大战，这个罪责，是否也该加到耶稣的头上去呢？相信龚牧师是不会愿意这么说的，是吗？
因此，蒋梦麟也说：「使日本人变为好战民族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他们的一种错误信念，他们认为日本是个神圣的国家，系神所缔造，而且应该根据神的意志行事，并且征服世界。这种心理是由军阀御用的历史家，歪曲史实所造成的。」(《西潮》一八○页)
(四)日本和尚不是比丘
再说到日本和尚结婚、吃肉、开酒吧，乃至疑妻不贞而将妻子杀死的事，这是社会问题。如果以为这就是佛教的精神，那么，我也可以举出好些神父及牧师等的花边新闻来的；但那终究是少数的反常现象。凡夫，谁能担保无过？据我所见有关教士的丑闻就有好多，但我们不该把它当作是代表着耶教的精神；何况日本的「和尚」也不是比丘，他们也根本不以为自己是出家的比丘，而是住庙的在家居士。但是龚牧师也知道俗称和尚是指的比丘(七六页)，所以他们的性质，跟基督教的牧师相似。日本的佛教教士，娶妻、食肉，也有他们的历史背景，那是出于政权的压力所形成，不是佛制的本色。这在龚牧师这样读了几年日本佛教大学的人，应该懂得日本的历史，不应该再拿它来当作箭靶攻击，为什么还要把这个问题大肆渲染而以为是佛教僧侣的榜样？同时他以为「中国僧侣听了恐怕要惊为海外奇谈了！」(六五页)事实上，中国僧侣留学日本的，比龚牧师早得太多，中国僧侣知道日本佛教的，也比龚牧师知道得更多。他的「野人头」岂不是卖错了时机？
当然，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讨好他所属的教会，所以他的那本《佛教学研究》，主要是给基督徒看的。可惜因他的过分忠于教会，竟又不太忠于学术的态度了！
第五节 清理几个问题
《佛教学研究》一书的问题是很多的，除了并案处理了以上几个大问题，还有若干小问题。有些小问题，我不想置评，因为我本无意对这本书置评，否则所费篇幅太多。如果龚天民因此而以为我无能置评，那是他太看得起他自己了。对我而言，龚天民确是一个对手，不过是一个格外值得同情的对手。除非他放弃宗教的偏见，并且继续认真地向学问中痛下几年苦工夫，他将来纵然「著作等身」，也不可能在学术思想界受到重视。当然，我是多么地希望他能成为中国基督教的奥古斯丁、阿奎那、许莱马赫、哈哪克、布特曼，或别的什么马太和新的齐诺芬。若想「革命」呢，那便是马丁路德或卡尔文。
现在要清理的是下面的几个小问题：
(一)观世音菩萨谁说是女性
龚牧师根据梵文文法的组织，说明梵文「在名词、代名词和形容词中，各有性、数、格的区别。」顺便举出「Avaloki tesvara 观世音菩萨一名词在原文是男性。也许因为它是慈悲的象征，以后逐渐转变成女性了」(七九页)。事实上，中国佛典中的观世音菩萨，是跟文殊、普贤、弥勒、地藏、大势至等大菩萨是同样的性别。在《法华经．普门品》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身之中，虽有女身，但那是应化身的一部分。观音的报身是一生补处的等觉菩萨。色界的天人已没有男女差别，出世的大菩萨，怎么会是女性？龚天民是从民间的小说故事中，采证观世音菩萨「以后逐渐转变为女性了」。可见他读的佛典之少。
(二)汉译的经典文义不通吗？
龚天民在日本学了一些梵文的基本知识，因为他「所毕业的佛教大学则将梵文列为必修科。」(七九页)于是批评佛经汉译的意义，并不正确，甚至使人「闹出许多笑话」。「Bodhi-Sattva中文译作『觉有情』、『菩萨』或『菩提萨埵』，但按原文可译作『修道者』……Bhiksu中文音译成『比丘』(俗称和尚)。但如能译作『乞食者』才符合原文意义。再如Acarya一字，中文译成阿阇梨。但按原文不如译成『轨范师』来得有意义。」(七六页)，「例如Prajñā-Pāramitā Hr.daya-Sūtram一长句，中文译成﹃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如按照原文……意义看来，此经名不如译成『智度提要经』或『智度纲要经』等来得符合原文。」(八○页)
其实，这又证明龚天民所读的佛典之少。他有所不知，佛经汉译的音义，有它的规则所在。他以为用音译，或各人的译得不同，就认为译得不符原文。
要知道，玄奘三藏等的梵、汉文的程度，绝对不致连龚天民的这点知识也及不上的。玄奘对于译音不译义的文句，他有五个原则，称为「五不翻」(《翻译名义》卷一)。那就是：1.秘密不翻(如咒──咒非无义而是不用译义，正如基督教用的Amen相似，心到神至就好。龚牧师讥评《心经》的咒语──八○页，那么基督教用的阿门，为什么就不讥评一下呢)，2.含多义不翻(如薄伽梵一语)，3.此土无名不翻(如阎浮树)，4.顺于古例不翻(如阿耨菩提)，5.生善不翻(如般若──其实般若可译为智慧，但他并不等于俗称的智慧，为令人生敬，故音译为般若。我又要试问：Jesus Christ，为什么不译作「救济涂膏者」呢？难道也是没有译妥)。
事实上，关于汉译的梵音梵义，中国佛教中有专门研究论例的著作。比如玄应的《一切经音义》、慧苑的《华严音义》、慧琳的《一切经音义》等书。佛经中译音不译义的文句，根据近人周法高先生的研究，他说：「其条例相当严密。后人据此种华梵对音，除可以还原梵文原名外，更可以考见当时之音韵。西方汉学大师如伯希和、马伯乐、高本汉等皆曾利用华梵对音，以考明古音。」(《佛教东传对中国音韵学之影响》)
梵文汉译之中，有先后译法不同的，那是由于印度或西域的方言互异所致。同为梵文，所传地区的不同，也会影响致音义的转误。比如「和尚」一词，在印度俗称博士为「乌邪」，到了于阗则转成「和社」或「和阇」(Khosha)，到了中国便译成「和尚」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及秘藏记本)。关于梵文音义的误讹，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及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也曾提出许多考订。绝不像龚天民所以为的那样幼稚可笑。
因为，凡是能懂佛典的佛教徒，对于音译的文句，也无有不知其义的，并且能知它们的原义有几种，汉译有几种。像龚天民所举的几个文句的音义，对我而言，可说早已如数家珍，所以「闹出许多笑话」的，似乎是龚牧师的「夫子自道」，一知半解，强小知以为大智，反以大智者们是愚痴，岂不好笑！如果我的看法不错，龚天民的梵文程度，当还无力独任迻译经论的工作。
(三)佛教的亡灵追善是不可能的吗？
龚牧师不知是引征了什么典籍而说：「稍有佛学智识的僧侣大都解释成『此非亡灵追善，乃是藉此安慰尚活着的死者亲友』云云。」(九八页)又说：「如果人做了恶业死去以后，居然能以金钱请僧尼超度，那么，释迦牟尼所讲的道理全部都被打倒了！」(九九页)「这是因为佛教乃是彻头彻尾的无神无鬼论者。」(九八页)
佛教是不是「彻头彻尾的无神无鬼论者」？我在前面已经有了疏导。「无神论」──不承认神造万物，是佛教的基本主张；「无鬼论」的根据何在？就要麻烦龚牧师借他的上帝之力来给佛经重新编造一番了。因为，天、人、阿修罗(神)、鬼、傍生(畜)、地狱，乃是佛教的六道轮回说的根据，怎么佛教突然变成「无鬼论」了呢？真是精彩的魔术！
我对佛教的僧尼靠经忏为生活的流弊恶习，早有评论，所以不必辩护。我对有僧侣说追善荐亡是安慰「活着的死者亲友」，也不想置评，因为龚牧师没有指出是那些僧侣说的。或者是像《新约》、《旧约》中的「先知」一样，是「上帝借着」龚牧师的话说的。
荐亡思想，的确不是佛教的主要思想。但在经律中记载，劝令死者的家属亲友，将死人的财物布施贫穷，供养三宝，用增死者的福业，趋生善道。至于诵经，并不专为荐亡，乃为用作修持，以此修持的功德回向亡者的福业增长。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拙著《正信的佛教》第二十及二十一篇，以及《学佛知津》的〈为什么要做佛事？〉。
如果以为佛教的荐亡无用，基督教的「追思礼拜」又有什么用？(根据耶教唯信者或可得救的现论。「追思」的确无用)要晓得，宗教的信念，在这方面是相通的。虽然彼此对此信念的解释不同，又何妨各备一格，并行不悖？我知道，龚牧师的用心良苦，他是要把佛教变成仅是一种学派，而不是宗教，使大家不要以佛教当作宗教来信仰。转而投向「神」的「权威」之下。但他是多么的天真！要明白，佛教虽不即是宗教，佛教却确有宗教的内容。
(四)众生有没有佛性
说到佛性，道风山的基督徒，一向主张佛性与上帝是「十分类似」的(一一一页)，六、七年前他们的《景风》杂志，就曾对此做过阐述。但是，我已为此写了一篇〈论佛教与基督教的同异〉，把它驳了回去，所以我不想再说什么。
龚牧师不信众生皆有佛性，他把众生有佛性，解成「一只臭虫能成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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