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佛寺及僧尼數字

　　由于如此，佛寺及僧尼人數，便急速增加。根據唐朝法琳的《辯正論》卷叁所傳，東晉以降，江南的寺數及僧尼數如下：

　　東晉　　寺一七六八座　　僧尼二四○○○人

　　宋　　寺一九一叁座　　僧尼叁六○○○人

　　齊　　寺二○一五座　　僧尼叁二五○○人

　　梁　　寺二八四六座　　僧尼八二七○○人

　　陳　　寺一二叁二座　　僧尼叁二○○○人

　　又據《魏書．釋老志》及《洛陽伽藍記》所載如下：

　　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西元四七七年)北魏國都平城的寺數約一百座，僧尼約二千人；江北寺數六千四百七十八座，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

　　魏末國都洛陽，寺數一千叁百六十七座，江北全域的寺數增至叁萬余座，僧尼竟達二百萬人。

　　佛教教團如此發展之後，就不得不設立僧官製度以作爲統製的機構。因爲僧尼人數激增，招致素質的低落，釀成僧尼生活的混亂及犯罪，所以産生僧尼的淘汰問題，這是維持正確的教團製度必須要走的路向，僧官製度，遂應時而出。

　　在北方，由羅什的門人僧䂮任僧正，僧遷爲悅衆，法欽及慧斌任僧錄，此爲有僧官之始。時在弘始七年(西元四○五年)，更可向前推至北魏太祖，于皇始年中(西元叁九六─叁九七年)，以趙郡沙門法果，爲道人統，以掌管僧徒。

　　在江南，僧正、悅衆、都維那等僧官之名的被認定，則由宋代之世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