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起信別記》、《法界無差別論疏》、《十二門論疏》、《叁寶諸章門》，清涼所造《正(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圭峰所造《華嚴綸貫》，皆教宗玄要。五代兵火，久已亡絕。至是義天持至座下，咨決所疑，既佚之典，複行于世。
此外，義天回國後的次年，“其兄國王與其母命以青紙金書晉義熙、唐證聖、正(貞)元中所譯《華嚴經》叁本凡一百七十卷，附海舟捨入源師(即淨源法師)所住慧因教院。”[27]據宋人韓淲《澗泉日記》言，所贈《華嚴經》“共五十部”。杭州慧因寺爲建華嚴閣以藏之，慧因寺也因此被稱之爲“高麗寺”。
義天還國時，攜帶有大量宋朝佛籍，“獻釋典及經書一千卷”，其後，“又于興王寺奏置教藏都監，購書于遼、宋，多至四千卷。”[28]其大量搜求佛典目的，一是想“聚集古今諸宗教乘總爲一藏，垂于萬世，導無窮機，返本還源”[29]；二是對《高麗大藏經》“雖經論而具矣，然疏鈔以阙如”的情況不滿，故欲自古、今、遼、宋，“凡有百家之科教，集爲一藏以流通，俾佛日增光，邪綱解紐，重興教法，普利國家。”[30]于是，他“孜孜不舍”20年，終于仿唐朝智升《開元釋教錄》體例，編成《新編諸宗教藏總錄》3卷，收書1010部，4700余卷，收錄了新舊諸宗章疏；並“以群言汗漫，撮其精要，類別部分，名曰《圓宗文類》。”[31]義天晚年，以其所搜集的遼、宋佛典爲基礎，彙編古今諸宗章疏和五代以來中國與高麗高僧、法師的著述成《高麗續藏》。應義天所請，高麗文宗特設教藏司，以掌管《續藏》雕造事宜。
義天刊印的佛籍，通過贈送、商賈的販運傳入中國。義天在給宋僧元炤的信中談到：“此間只有新行(指新近刊行)《隨原往生集》二十卷。又有《大無量壽》、《小彌陀》、《十六觀》、《稱贊淨土》等經新舊章疏一十余家，續當附上。”[32]《隨原往生集》爲遼僧非濁的著作。遼朝法律，將書籍流入宋境者罪至死，故遼人著述傳入宋境者極少，但通過義天的彙編、刊印、傳播，使遼僧的佛學著述爲宋朝佛教界所了解和傳抄，如遼朝高僧鮮演所撰集的《大方廣佛華嚴經談玄決擇》，據日本《續藏》本第二卷末題記有“高麗國大興王寺壽昌二年丙子歲奉宣雕造，大宋國崇吳古寺宣和五年癸卯歲釋安仁傳寫”的字樣，證明此書甚爲宋僧所重視。義天通過購求遼、宋佛籍，彙編、刊行《高麗續藏》，促進了宋麗之間的佛學交流，對宋麗兩國的佛教發展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四
宋麗佛教交流的高潮隨著宋神宗病逝而結束。當時，新即位的宋哲宗年幼，由宣仁太後垂簾聽政，重用司馬光等人，反對王安石變法，對宋神宗時期發展與高麗密切關系的做法大加非議，對當時甚爲密切的宋麗之間佛教交流活動也加了種種限製。據蘇轼《奏議集》記載，[33]宋朝泉州商人徐戬“先受高麗錢物”，于杭州“雕造夾住《華嚴經》”，經板共2900余片，于元祐二年載往高麗，“受酬答銀叁千兩”。知杭州蘇轼得知此事後，認爲徐戬“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將其“枷送左司理院根勘”。
又如，元祐四年，杭僧淨源病死，其徒私赴高麗告喪，高麗僧統義天遣其徒壽介等來杭州吊祭，壽介攜有高麗禮賓省吊祭淨源的公文，並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令赍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後聖壽伇；同時請求宋朝政府同意其“仍諸處尋師學法”，如其師義天入宋求法一樣。但知杭州蘇轼卻認爲高麗自元祐元年後未再奉使朝貢，失去宋廷賜予之“厚利，欲複遣使，又來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阇梨爲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薄”。所以，蘇轼一方面派官吏、兵卒照管壽介等人，居住于寺內，令“有行止經論僧伴話”，除吊祭活動外，“不許出入接客”；另一方面上奏章，建議宋廷拒其金塔，不與引見，不許其“諸處尋師學法”，“令搭附因使海舶歸國”。宋朝政府基本依照蘇轼的建議處理此事，壽介等人被送回高麗。
蘇樨對宋麗交往的議論和對上述兩件事處理方法，反映了當時相當一部分士大夫對發展宋麗關系的態度，因此，在宣仁太後執政期間，宋、麗兩國政府間交往活動不多，兩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也隨之受到很大的影響。
元祐八年，宋哲宗親政，在政治上恢複宋神宗時期的變法政策，注意發展與高麗的聯系，于是，宋麗佛教交流情況也有所改觀，一些宋朝僧侶相繼去高麗遊學訪聖。相對來說，宋僧去高麗者較少，且與高麗僧人入宋“尋師求法”不同，他們去高麗多爲拜訪“聖迹”。如紹聖二年(1095)，宋慈恩宗僧惠珍至高麗，“欲見普陀山聖窟”，高麗獻王“命近臣文翼備軒蓋迎珍，置于普濟寺”，但不允其所請。[34]次年，肅王即位，“禦宣政殿引見”惠珍，賜食于翰林院，並拜賜惠珍師與先期而來的宋僧省聰“明悟叁重太師”之號。[35]
宋徽宗時，宋麗兩國間的政治交往密切，佛教文化交流活動也較前增多。如高麗睿王重修安和寺，“因使介如宋求妙筆書扁額”，宋徽宗爲之“禦筆書佛殿扁日能仁之殿”，並命太師蔡京書門額曰靖國安和之寺，與“十六羅漢塑像”，一並賜之。[36]又如政和六年(1116)，高麗貢使王字之還國，宋徽宗“以金函盛佛牙、頭骨以賜”，高麗王奉置外帝釋院，數年後，“迎入佛骨于禁中”，置于山呼亭。[37]但由于宋徽宗信仰道教，曾令宋境內佛教徒改爲道士，所以，雖然宋徽宗時期宋麗聘使來往頻繁，關系密切，但兩國間的佛學交流並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宋神宗時期的盛況不再重現。
1127年，金兵南下，攻破開封，北宋滅亡。南宋政府因懼怕高麗人爲金人所用，危及自身安全，故對高麗來人持戒備態度，對宋麗民間交往也控製甚嚴。宋孝宗初年，兩國間官方交聘斷絕；宋甯宗初，“诏禁商人持銅錢入高麗”[38]，以斷絕宋麗間的民間貿易活動。因此，在整個南宋期間，宋麗佛教文化交流活動較北宋大爲減少，步入低潮。
五
北宋時期，因契丹(遼國)雄峙于中國東北地區，阻斷了宋朝與高麗之間的陸路交通，使宋麗之間依靠船舶渡海往來。由于海道上“ 漫汪洋，洲嶼險阻，遇黑風，舟觸礁辄敗”；而“遇順風則曆險如夷，至不數日。”[39]因此，出海者在航行前都祭祀海神，以祈平安。在宋朝，來往高麗的船只大都到明州上岸，而明州港外的海島普陀山正是觀音菩薩之道場，于是普救衆生、“慈航”的觀音菩薩就成爲海客的祈釋偶像。
普陀山，也名補陀落迦山，因曾爲古代隱士“梅子真棲隱之地”，又名梅岑。山中有寺，始建于南朝梁代。傳說唐朝時有“新羅賈人往五臺，刻其(觀音菩薩)像，欲載歸其國。暨出海，遇焦(礁)，舟膠不進，乃還置像于焦上”，有僧人迎奉于佛殿，稱“靈感觀音”。自後海舶往來必詣祈福，無不感應。(五代)吳越錢氏移其像于(明州)城中開元寺。今梅岑所尊奉即後來所作也。”[40]宋神宗元豐叁年，宋使王舜封前往高麗，“船至山下，見一龜浮海面，大如山，風大作，舡不能行。忽夢觀音，龜沒浪靜。申奏于朝廷”，[41]得旨令重修寺廟，賜名“寶陀寺”，並“許歲度僧一人”。[42]此後，來往高麗的使臣、商賈皆于此“請禱”，“僧徒焚誦歌呗甚嚴”。[43]據北宋末人張邦基《墨莊漫錄》記載：
(普陀山)東望叁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間，海舶至此，必有所禱，寺有鍾磬銅物，皆雞林(指高麗)商賈所施者，多刻彼國之年號。由于普陀山位于宋麗交通要道上，隨著宋麗交往的密切，使臣、商賈來此祈禱者大增，促進了當地佛寺的迅速發展，使普陀山成爲聞名中外的觀音道場。此外，在高麗沿海以及海船所經的島嶼上也建有一些觀音寺，以供海客祭祀、朝拜。
隨著宋麗文化交流的深入，不少宋朝佛教風俗也隨之傳入高麗。宋朝，儒、佛、道叁教互相調和、融合的思想，即叁教合一思想得到大力提倡，在百姓中得到普及和深入，因而在當時社會上出現了喚請僧人爲自己祖先舉行周年忌日法會的現象，甚至有在父母生日請僧尼誦經祈福者。這種風俗大概在北宋中期傳入高麗，如元豐元年，高麗王以宋帝生日，“設祝壽齋于東林、大雲二寺”；[44]元符叁年(1100)，宋哲宗崩駕，高麗王爲哲宗“薦福于大安寺”[45]等。其他如高麗國王出行，令“奉《仁王般若經》前導，遵宋製也”；[46]高麗民間于“二月望，諸僧寺然(燃)燭”，國王、衆官皆“往觀之，國人喧鬧道路”，如同中國之上元觀燈。[47]而高麗使臣入宋時，曾因宋帝生辰，“買鴿放生”以求福[48]等等。
同時，也有一些高麗法物傳入中國，如高麗“僧衣磨衲者，爲禅師、法師衲，甚精好”。[49]爲宋朝僧俗所珍重，如宋哲宗就曾賜法通大師善本“高麗磨衲衣，”以示寵渥、尊信。[50]
宋朝與高麗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因受政治、地理、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而時有波折，但在兩國僧俗的共同努力下，中國與朝鮮半島之間的佛學交流，至宋朝發展到一個新的曆史時期，使宋麗佛學交流不僅是單方面由中國傳向高麗，而是雙方互相交流，共同提高，促進了宋麗兩國的佛教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審稿人 孫林)
收稿日期 1995-09-05
注釋：
[1]《長編紀事本末》卷89《通使高麗》。
[2]羅濬《寶慶四明志》卷11，參見《佛祖統紀》。
[3](李朝)鄭麟趾《高麗史》卷1。
[4][5][7][10][17][38][39]《宋史•高麗傳》。
[6]《高麗史》卷93《韓彥恭傳》。
[8]《高麗史》卷4。
[9]《高麗史》卷3。
[11][14]《高麗史》卷9。
[12]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下簡稱《長編》)卷362。
[13][15][47]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下簡稱《高麗圖經》)卷17。
[14]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6。
[16]《長編》卷279、卷303。
[18][20][22][26][28]《高麗史》卷90《義天傳》。
[19][29]義天《大覺國師文集》卷10。
[21]《長編》卷369。
[23]《大覺國師外集》卷11楊傑《贈祐世僧統詩》。
[24][31]《大覺國師外集》卷12。
[25]《大覺國師外集》卷9。
[27]《慧因高麗寺志》卷6。
[30]《大覺國師文集》卷14。
[32]《大覺國師文集》卷11。
[33]蘇轼《奏議集》卷6《論高麗進奉狀》、卷8《乞禁商旅過外國狀》。
[34][46]《高麗史》卷10。
[34][45]《高麗史》卷11。
[36][37]《高麗史》卷14。
[40][43]《高麗圖經》卷34。
[41]趙彥衛《雲麓漫鈔》卷2。
[42]《寶慶四明志》卷20。
[48]朱彧《萍州可談》卷2。
[49]《說郛》卷77引《雞林志》。
[50]吳自牧《夢梁錄》卷17。
《宋朝與高麗佛教文化交流述略(顧宏義)》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