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与高丽佛教文化交流述略

　　顾宏义

　　[咸阳]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3期

　　32-37页

　　 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早在隋、唐以前就已相当密切。公元918年，王建建立了高丽王朝，统一了朝鲜半岛；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了宋朝。此后，宋朝与高丽互通聘使，交往密切。而两国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也随着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友好往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

　　 据文献记载，宋朝与高丽均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高丽“国人好佛法”，仅京城“开城府有寺七十余区”。[1]宋太祖建宋后，虽不像前代如梁武帝、隋文帝那样优待佛教，但也一改后周世宗柴荣的禁佛政策，修复寺院，于皇宫内召集天下高僧，赐以紫衣，并遣僧侣去西域求法。继太祖登位的宋太宗致力于翻译佛经，建译经院和印经院，普及佛教经典，并在宫中设道摗，亲自受菩萨戒。宋真宗命在京师太平兴国寺设奉先甘露戒台，同时在国内设72所戒台等。由于得到宋朝皇帝的礼遇和重视，宋初佛教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由此促进了宋朝与高丽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

　　 宋朝建立之初，宋与高丽间的佛教交流就已在进行。宋初，高丽僧人义通“来游中国”，开宝元年(968)到明州(今浙江宁波)，“漕使顾永徽舍宅为义通道所”，称“传教院”，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廷赐寺额曰：“宝云”。义通在此“敷扬教观，几二十年”，名声“振誉中国”。于端拱元年(988)十月“右胁而化，年六十二”。[2]此后，高丽僧侣不断渡海入宋，或求法、或求佛典，或游拜圣迹。

　　 在宋初，宋丽佛教交流的一大特色是高丽人通过多种途径在宋境内搜集、购买佛教经典并传送回高丽，以满足高丽佛教发展和佛学研究的需求。

　　 宋朝以前，中国佛籍就已源源不断地流入朝鲜半岛。高丽建国后，对佛藏的收藏工作更为重视，如公元928年，新罗僧人洪庆从中国福建“航载《大藏经》一部至礼成江”，高丽国王王建“亲迎之，置于帝释院”。[3]宋朝建立后，随着文化发展的需要和雕版印刷技术的不断提高、完善，宋朝政府于开宝四年在四川成都开雕印刷了《大藏经》儴称《开宝藏》)6000余卷，于太平兴国八年完工，凡历13年而告成。这是《大藏经》的首次雕版印刷，成为世界印刷史和佛教史上的一大盛举。此后，其他佛籍经疏著述也陆续刻印出版，以满足社会的需要，给佛学研究和佛教普及带来便利。因此，“好佛法”的高丽人在《开宝藏》完工不久，就闻讯遣使臣入宋，求宋廷赐予《大藏经》。当时，高丽王王治“遣僧如可赍表来觐，请《大藏经》”，至端拱二年，高丽又“遣使来贡”，于是宋廷赐予《大藏经》，“仍赐如可紫衣，令同归本国”。[4]此为雕版印本《大藏经》首次传入高丽。此后，高丽又多次向宋廷求购《藏经》，宋廷基本上都满足其请求：

　　 淳化二年(99)，高丽使臣韩彦恭来贡，并“表述(王)治意，求印佛经，诏以《藏经》并御制(宋太宗亲撰)《秘藏诠》、《逍遥》《莲华心轮》赐之”[5]。这部《藏经》共有“四百八十一函，凡二千五百卷”。[6]

　　 天禧三年(1019)，高丽进奉使崔元信来贡，“又进中布千端，求佛经一藏，诏赐经还布”。[7]

　　 乾兴元年(1022)，高丽贡使韩祚还，宋廷“赐《圣惠方》、阴阳二宅书、《乾兴历》、释典一藏”。[8]

　　 据史书记载，高丽自宋朝求得《大藏经》共有7部，其中宋初流入高丽的就有4部之多，(其余3部《大藏经》情况详见后文)。

　　 当宋版《大藏经》运到高丽时，高丽人常举行盛大、隆重的仪式以迎接之。如淳化三年韩彦恭携《大藏经》还高丽，“王迎入内殿，邀僧开谈，下教赦”境内，并“遣翰林学士白思柔如宋，谢赐经”。[9]

　　 宋版《大藏经》传入高丽，促进了高丽佛教文化的发展。在高丽显王时，开始雕印《高丽大藏经》，至天圣七年(1029)完成，其内容主要根据宋《开宝藏》复刻。《高丽藏》的雕版印刷，标志着高丽佛教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

　　 宋丽间的佛教交流，颇受两国间的政治关系的影响。宋初，宋、辽对峙，辽国因而对高丽朝贡宋朝大加诘难，并多次发兵进攻高丽。高丽因国小势弱，不得已臣属于辽，并在辽之重压下，于1030年后中断了与宋之政治联系，达40年之久。至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宋政府改变了对高丽“来不拒，去不追”的政策，主动遣人联络高丽，于是，宋丽两国出于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互遣聘使，恢复了官方联系。当时，宋廷对高丽贡使“供拟腆厚”，并在熙宁九年，“命中贵人倣都亭西驿例治馆，待之寖厚，其使来者亦益益多。”[10]。同时，高丽对宋朝来使的待遇也极厚。由此，形成了宋、丽交往的高潮期，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较前大增。在此背景下，两国间的佛教交流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宋《开宝藏》完成后，宋人不断雕印译经所译佛经和宋朝僧俗的佛学著述，并归入《藏经》。在宋神宗时，还由福州东禅寺僧人雕印《大藏经》(称《东禅寺版》)，以收录宋初以来所撰的佛籍。因此，宋丽复交不久，高丽使人就在元丰六年(1083)、八年，哲宗时三次向宋廷购求《藏经》：

　　 元丰六年，高丽王“命太子迎宋朝《大藏经》，置于开国寺，仍设道场”。[11]

　　 元丰八年，“高丽国进奉使入乞购买《大藏经》一藏，从之。”[12]

　　 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赐高丽《藏经》，收藏于高丽都城兴王寺内。[13]

　　 除佛籍外，不少佛画、法器等也相续传入高丽，丰富了高丽的佛教文化。如熙宁丙辰(即熙宁九年，1076)冬，高丽“遣使崔思训入贡，因将带画工数人，奏请模写”宋都开封府大相国寺“壁画归国，诏许之。于是尽模之持归。”[14]并将这些佛画模画在高丽京城兴王寺内的大殿两壁，甚为“宝惜”爱护，至宋微宗时，宋使至兴王寺犹见之。在元丰年间，宋神宗还赐高丽“夹紵佛像”，也宝藏在兴王寺内。[15]

　　 自熙宁年间以后，入宋求法的高丽僧人也较前增多，这些僧人在宋境内大都受到优待，有的还被宋廷召见，赐号。熙宁九年，当宋神宗得知有3名高丽僧寓杭州天竺寺问法受道时，特命召见高丽僧人，并令地方官府差吏一名，“乘驿引伴赴阙。”元丰三年，此3名高丽僧人来到开封，宋神宗接见后，“诏高丽学法僧党真赐号法照大师；昙真，法远大师；丽贤，明悟大师，仍赐紫方袍，听随贡使归国。”[16]当时入宋求法者众多，而以高丽僧统义天最为著名。义天入宋求法，使宋丽间的佛教文化交流达到一个新高潮。

　　 　　三

　　 释义天，名煦，字义天，为高丽文王之子，宣王之弟。高丽风俗，每家都有人出家祈福，“虽王子弟亦常一人为僧。”[17]故义天少年出家，居灵通寺修行。义天“性聪慧嗜学，始业《华严》，便通五教；旁涉儒术，莫不精识，号祐世僧统。”因其对高丽佛教贡献和其“才行俱优，名重辽、宋”，故在其死后，被追赠“大觉国师”之号。[18]。

　　 义天精研佛学，看到当时“所传诸家教乘，或有绝本不行者，或有鱼鲁混淆者，或有缺于钞解者，兼以自五代至今日，向二百年，诸师著述未见流通，所以发愤忘遐，”欲入宋求法，[19]但多次请求均被高丽君臣所阻挡。因此，义天于元丰七年四月“潜与弟子二人随宋高林宁船而去。”高丽宣王追之不及，便遣礼宾省官员数人渡海随同义天入宋。[20]

　　 宋廷知义天来求法，非常重视，特为其制定迎接之礼仪，并派官员一路陪伴义天进京，先后两次在皇宫中召见他。义天献上宋帝生日“兴龙节视寿佛像并金器等”，并上表请求“承师受业”；宋帝回赐“衣著一千匹，银器一千两”，[21]同意其请求，为其选定导师，还派“主客员外郎杨杰为馆伴，至吴中，诸寺皆迎饯如王臣”。[22]义天在吴地、杭州等名山宝刹观览、游学，与当地名僧、信士以诗文酬答，探讨教义。义天在宋一年零二个月，“所至参问”，除拜杭州净源法师和华严有诚法师为师，跪拜行弟子礼以外，还结识了各宗著名高僧50余人，“故一年之间，通达肾首性宗，慈恩无宗，达摩禅宗，南山律宗，天台观宗，无不尽其妙旨。”[23]

　　 义天在入宋前，就与净源有书信往来。净源原居秀州(今浙江嘉兴)，“以慧行为学者师”，声名闻于高丽。义天心常慕之，曾“讬舶贾致书以修礼”。净源也知义天“非常人，即复书相招。”[24]义天一到杭州，即往拜之，参问佛法。当义天欲回国时，净源以“手炉、授拂见 ，为传授之信”，并作赞词曰：“了此一尘，圆融十身；不举一步；遍周诸土。王子僧来印上乘，炉拂亲传海东去”。[25]称誉义天已尽得佛法精髓，渡海东归故国后，定能光大高丽佛教事业。

　　 元祐元年(1086)，义天回高丽，受到隆重的欢迎。其坐船方抵礼成江，高丽宣王和太后“出奉恩寺以待，其迎迓导仪甚盛”。义天还国后，“发愤忘遐”，致力于弘扬佛法，“始创天台宗，置于国清寺”；[26]整理雕印佛经及诸宗章疏，促进了高丽佛教的发展。

　　 义天入宋求法，给宋丽佛籍带来一个大流通、大交流。中国唐朝以前的佛经，因遭受唐末、五代兵灾洗劫，至宋初已佚亡甚多，但在高丽却依然保存着不少隋唐时期传入的佛籍，随着义天入宋，不少佚经又得以重返中土。据明朝李翥《慧因高丽寺志》记载，义天携来宋境的佛籍有：

　　 云华所造《华严搜玄记》、《孔目章》《无姓摄论疏》、《起信论议记》，贤首所造《华严探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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