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與高麗佛教文化交流述略
顧宏義
[鹹陽]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96年3期
32-37頁
中國與朝鮮半島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早在隋、唐以前就已相當密切。公元918年，王建建立了高麗王朝，統一了朝鮮半島；公元960年，趙匡胤建立了宋朝。此後，宋朝與高麗互通聘使，交往密切。而兩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也隨著兩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友好往來，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一
據文獻記載，宋朝與高麗均對佛教采取保護政策。高麗“國人好佛法”，僅京城“開城府有寺七十余區”。[1]宋太祖建宋後，雖不像前代如梁武帝、隋文帝那樣優待佛教，但也一改後周世宗柴榮的禁佛政策，修複寺院，于皇宮內召集天下高僧，賜以紫衣，並遣僧侶去西域求法。繼太祖登位的宋太宗致力于翻譯佛經，建譯經院和印經院，普及佛教經典，並在宮中設道摗，親自受菩薩戒。宋真宗命在京師太平興國寺設奉先甘露戒臺，同時在國內設72所戒臺等。由于得到宋朝皇帝的禮遇和重視，宋初佛教得到了較快的發展，由此促進了宋朝與高麗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
宋朝建立之初，宋與高麗間的佛教交流就已在進行。宋初，高麗僧人義通“來遊中國”，開寶元年(968)到明州(今浙江甯波)，“漕使顧永徽舍宅爲義通道所”，稱“傳教院”，太平興國七年(982)宋廷賜寺額曰：“寶雲”。義通在此“敷揚教觀，幾二十年”，名聲“振譽中國”。于端拱元年(988)十月“右脅而化，年六十二”。[2]此後，高麗僧侶不斷渡海入宋，或求法、或求佛典，或遊拜聖迹。
在宋初，宋麗佛教交流的一大特色是高麗人通過多種途徑在宋境內搜集、購買佛教經典並傳送回高麗，以滿足高麗佛教發展和佛學研究的需求。
宋朝以前，中國佛籍就已源源不斷地流入朝鮮半島。高麗建國後，對佛藏的收藏工作更爲重視，如公元928年，新羅僧人洪慶從中國福建“航載《大藏經》一部至禮成江”，高麗國王王建“親迎之，置于帝釋院”。[3]宋朝建立後，隨著文化發展的需要和雕版印刷技術的不斷提高、完善，宋朝政府于開寶四年在四川成都開雕印刷了《大藏經》儴稱《開寶藏》)6000余卷，于太平興國八年完工，凡曆13年而告成。這是《大藏經》的首次雕版印刷，成爲世界印刷史和佛教史上的一大盛舉。此後，其他佛籍經疏著述也陸續刻印出版，以滿足社會的需要，給佛學研究和佛教普及帶來便利。因此，“好佛法”的高麗人在《開寶藏》完工不久，就聞訊遣使臣入宋，求宋廷賜予《大藏經》。當時，高麗王王治“遣僧如可赍表來觐，請《大藏經》”，至端拱二年，高麗又“遣使來貢”，于是宋廷賜予《大藏經》，“仍賜如可紫衣，令同歸本國”。[4]此爲雕版印本《大藏經》首次傳入高麗。此後，高麗又多次向宋廷求購《藏經》，宋廷基本上都滿足其請求：
淳化二年(99)，高麗使臣韓彥恭來貢，並“表述(王)治意，求印佛經，诏以《藏經》並禦製(宋太宗親撰)《秘藏诠》、《逍遙》《蓮華心輪》賜之”[5]。這部《藏經》共有“四百八十一函，凡二千五百卷”。[6]
天禧叁年(1019)，高麗進奉使崔元信來貢，“又進中布千端，求佛經一藏，诏賜經還布”。[7]
乾興元年(1022)，高麗貢使韓祚還，宋廷“賜《聖惠方》、陰陽二宅書、《乾興曆》、釋典一藏”。[8]
據史書記載，高麗自宋朝求得《大藏經》共有7部，其中宋初流入高麗的就有4部之多，(其余3部《大藏經》情況詳見後文)。
當宋版《大藏經》運到高麗時，高麗人常舉行盛大、隆重的儀式以迎接之。如淳化叁年韓彥恭攜《大藏經》還高麗，“王迎入內殿，邀僧開談，下教赦”境內，並“遣翰林學士白思柔如宋，謝賜經”。[9]
宋版《大藏經》傳入高麗，促進了高麗佛教文化的發展。在高麗顯王時，開始雕印《高麗大藏經》，至天聖七年(1029)完成，其內容主要根據宋《開寶藏》複刻。《高麗藏》的雕版印刷，標志著高麗佛教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二
宋麗間的佛教交流，頗受兩國間的政治關系的影響。宋初，宋、遼對峙，遼國因而對高麗朝貢宋朝大加诘難，並多次發兵進攻高麗。高麗因國小勢弱，不得已臣屬于遼，並在遼之重壓下，于1030年後中斷了與宋之政治聯系，達40年之久。至宋神宗熙甯四年(1071)，宋政府改變了對高麗“來不拒，去不追”的政策，主動遣人聯絡高麗，于是，宋麗兩國出于各自的政治、經濟、文化的需要，互遣聘使，恢複了官方聯系。當時，宋廷對高麗貢使“供擬腆厚”，並在熙甯九年，“命中貴人倣都亭西驿例治館，待之寖厚，其使來者亦益益多。”[10]。同時，高麗對宋朝來使的待遇也極厚。由此，形成了宋、麗交往的高潮期，兩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較前大增。在此背景下，兩國間的佛教交流也得到了迅速發展。
宋《開寶藏》完成後，宋人不斷雕印譯經所譯佛經和宋朝僧俗的佛學著述，並歸入《藏經》。在宋神宗時，還由福州東禅寺僧人雕印《大藏經》(稱《東禅寺版》)，以收錄宋初以來所撰的佛籍。因此，宋麗複交不久，高麗使人就在元豐六年(1083)、八年，哲宗時叁次向宋廷購求《藏經》：
元豐六年，高麗王“命太子迎宋朝《大藏經》，置于開國寺，仍設道場”。[11]
元豐八年，“高麗國進奉使入乞購買《大藏經》一藏，從之。”[12]
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賜高麗《藏經》，收藏于高麗都城興王寺內。[13]
除佛籍外，不少佛畫、法器等也相續傳入高麗，豐富了高麗的佛教文化。如熙甯丙辰(即熙甯九年，1076)冬，高麗“遣使崔思訓入貢，因將帶畫工數人，奏請模寫”宋都開封府大相國寺“壁畫歸國，诏許之。于是盡模之持歸。”[14]並將這些佛畫模畫在高麗京城興王寺內的大殿兩壁，甚爲“寶惜”愛護，至宋微宗時，宋使至興王寺猶見之。在元豐年間，宋神宗還賜高麗“夾紵佛像”，也寶藏在興王寺內。[15]
自熙甯年間以後，入宋求法的高麗僧人也較前增多，這些僧人在宋境內大都受到優待，有的還被宋廷召見，賜號。熙甯九年，當宋神宗得知有3名高麗僧寓杭州天竺寺問法受道時，特命召見高麗僧人，並令地方官府差吏一名，“乘驿引伴赴阙。”元豐叁年，此3名高麗僧人來到開封，宋神宗接見後，“诏高麗學法僧黨真賜號法照大師；昙真，法遠大師；麗賢，明悟大師，仍賜紫方袍，聽隨貢使歸國。”[16]當時入宋求法者衆多，而以高麗僧統義天最爲著名。義天入宋求法，使宋麗間的佛教文化交流達到一個新高潮。
叁
釋義天，名煦，字義天，爲高麗文王之子，宣王之弟。高麗風俗，每家都有人出家祈福，“雖王子弟亦常一人爲僧。”[17]故義天少年出家，居靈通寺修行。義天“性聰慧嗜學，始業《華嚴》，便通五教；旁涉儒術，莫不精識，號祐世僧統。”因其對高麗佛教貢獻和其“才行俱優，名重遼、宋”，故在其死後，被追贈“大覺國師”之號。[18]。
義天精研佛學，看到當時“所傳諸家教乘，或有絕本不行者，或有魚魯混淆者，或有缺于鈔解者，兼以自五代至今日，向二百年，諸師著述未見流通，所以發憤忘遐，”欲入宋求法，[19]但多次請求均被高麗君臣所阻擋。因此，義天于元豐七年四月“潛與弟子二人隨宋高林甯船而去。”高麗宣王追之不及，便遣禮賓省官員數人渡海隨同義天入宋。[20]
宋廷知義天來求法，非常重視，特爲其製定迎接之禮儀，並派官員一路陪伴義天進京，先後兩次在皇宮中召見他。義天獻上宋帝生日“興龍節視壽佛像並金器等”，並上表請求“承師受業”；宋帝回賜“衣著一千匹，銀器一千兩”，[21]同意其請求，爲其選定導師，還派“主客員外郎楊傑爲館伴，至吳中，諸寺皆迎餞如王臣”。[22]義天在吳地、杭州等名山寶刹觀覽、遊學，與當地名僧、信士以詩文酬答，探討教義。義天在宋一年零二個月，“所至參問”，除拜杭州淨源法師和華嚴有誠法師爲師，跪拜行弟子禮以外，還結識了各宗著名高僧50余人，“故一年之間，通達腎首性宗，慈恩無宗，達摩禅宗，南山律宗，天臺觀宗，無不盡其妙旨。”[23]
義天在入宋前，就與淨源有書信往來。淨源原居秀州(今浙江嘉興)，“以慧行爲學者師”，聲名聞于高麗。義天心常慕之，曾“讬舶賈致書以修禮”。淨源也知義天“非常人，即複書相招。”[24]義天一到杭州，即往拜之，參問佛法。當義天欲回國時，淨源以“手爐、授拂見 ，爲傳授之信”，並作贊詞曰：“了此一塵，圓融十身；不舉一步；遍周諸土。王子僧來印上乘，爐拂親傳海東去”。[25]稱譽義天已盡得佛法精髓，渡海東歸故國後，定能光大高麗佛教事業。
元祐元年(1086)，義天回高麗，受到隆重的歡迎。其坐船方抵禮成江，高麗宣王和太後“出奉恩寺以待，其迎迓導儀甚盛”。義天還國後，“發憤忘遐”，致力于弘揚佛法，“始創天臺宗，置于國清寺”；[26]整理雕印佛經及諸宗章疏，促進了高麗佛教的發展。
義天入宋求法，給宋麗佛籍帶來一個大流通、大交流。中國唐朝以前的佛經，因遭受唐末、五代兵災洗劫，至宋初已佚亡甚多，但在高麗卻依然保存著不少隋唐時期傳入的佛籍，隨著義天入宋，不少佚經又得以重返中土。據明朝李翥《慧因高麗寺志》記載，義天攜來宋境的佛籍有：
雲華所造《華嚴搜玄記》、《孔目章》《無姓攝論疏》、《起信論議記》，賢首所造《華嚴探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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