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與儒學並駕齊驅的道教教義、教規和神學體系。被後世道教奉爲經典的“叁洞”早期著作，大抵出自南方。陸修靜爲南方上清、靈寶等流派搜集整理經典、儀式和方法；陶弘景以其《真诰》闡揚道教理論，以《真靈位業圖》建立道教神譜，以《養性延命錄》確立道教養氣長生理論。這樣，南方道教的哲理、儀式、方法皆得以臻于完備與成熟。同時，南方道教通達開放，無嚴格派別門戶，表現在傳習經典上是各派相互兼通，如陸修靜本爲靈寶派代表人物，除洞真上清部經外，兼習洞玄靈寶部經和洞神叁皇部經，唐僧人道宣說他“在宋齊兩代，祖述叁張，弘衍二葛”〔11〕，屬有據之論。其實，不獨陸修靜，南方的另一道教領袖陶弘景也是一樣的兼收並蓄。南方道教流派兼通、《叁洞》並采，使得道教理論愈顯宏富，哲理日臻精深，大非北方所能追步。與其理論建樹相得益彰，南方道教在風格上以講解爲尚，義理繁富。陸修靜曾爲宋文帝講道義，不舍晝夜，宋明帝時曾集儒釋道叁家論難，陸氏標理約辭，解紛挫銳，讓儒士釋僧刮目相看，沒有深刻而豐厚的義理素養是不會有如此學術力量的。
北方道教卻相對地貧于義理而擅長于宗教踐履。北方以寇謙之所創天師道獨步道壇，天師道是由重符ｌù＠⑥禳除的五鬥米道衍生而來，這支道教流派只有素樸的宗教笃信教條，而沒有很精致的宗教理論。作爲北方道教泰鬥的寇謙之畢生的宗教活動就在于從事“宣吾新科，清整道教”的信條教規和組織系統建設，以便使道教成爲一種積極幹政，可由上而下統一掌握的社會現實力量。相對于南方陶弘景、陸修靜來說，他是十足的道教實踐家而非理論家。他所創設的新天師道“專以禮度爲首”〔12〕，把遵守綱常名教視爲第一信條。在崔浩鼎助之下，他果爲太武帝所重，位居國師，參谘軍國大事。當時名道士如韋文秀、祁纖、閻平仙、羅崇之、王道翼等，皆頗受朝廷榮寵。以著述內容來看，像《老君音誦戒經》所言爲修善事、潔己身、尊禮法、奉朋同、誦新經、建香火、服氣辟谷等宗教行爲範式，而對于較爲複雜的齋醮、禁咒及煉丹等儀式與方法，較爲高深的理論與神譜等，卻未必有多大的發揮與清整。寇謙之在理論建樹上的相對欠缺，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他創立新天師道的主要動機，即爲了使道教擺脫因張角、李弘等宗教起義事件所釀成的惡感，而把儒法禮儀律令引入道教，以建立一個以道兼儒、政教合一的政治體系，而非完善一個宗教的理論、儀式及方法體系。
綜觀上述，南北佛道宗教文化所體現出的總體風貌是南文北質：南方獨擅義理，長于思辯；北方重樸崇實，偏尚力行踐履。
叁、南北宗教文化相異之因
首先，南北宗教文化之地域分野是同永嘉之亂以後南北在政治上的隔絕對峙，地域上的分疆而治相伴而生的。以西晉末永嘉之亂爲契機，一統的西晉析分而爲劃江而治的東晉南朝與十六國北朝。南北政權的對峙隔絕，相對減弱了文化在南北地域間的滲透力。考諸史載，在時間長達百余年的南北朝，雙方互派使者的交往僅十余次。沒有文化的交流，便不會有文化的碰撞、交彙、融合和趨同。
遵循著政治異勢、文化異貌的文化發展規律，南北宗教文化在各自相對獨立的政治氛圍裏自生自滅。南朝偏安江左，政治粗安，天下承平，雖武力稍遜于北方，卻可藉長江天塹以成保全之局；政治上亦沒有北朝統治者所面臨的中原立足、漢化和封建化的急迫感。故而，較爲純粹的學術研討得以在文化人中間展開，對哲學義理和思維形式的探討得以生發出興趣。
北方則由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從而使北方文化置于一種迥異于南方的特殊政治氛圍中。北朝統治者，除北齊高氏具有雙重身份(即自稱漢人或鮮卑人，實即鮮卑化的漢人)以外，北魏、北周統治者分屬鮮卑族拓跋氏和宇文氏。在當時，少數民族被漢人目爲“非我族類”，因此，北朝統治者面臨的首要政治任務是，取得漢族士人的支持合作，以鞏固和提高自己在中原北國的地位；而作爲漢族士人，一方面在政治上不得不屈從于“異族”，另一方面也希望通過“以夏變夷”的方法，讓少數民族接受漢族的社會製度和經濟文化。這兩方面因素結合起來，促成北方人士治學多重政治，且注重力行與踐履。
其次，南北民族文化素質也不盡一致。南方是漢族地主階級的一統天下，少數民族或業已漢化，“與夏人雜居”，“與諸華不別”〔13〕；或早已降服，山越早在孫吳時已出山，薰習漢風良久；其他如蠻、俚、僚等各族，南朝時紛紛出山，同漢人雜居共處，即使仍滯居原地者，也大多部落分散，不相統屬，言語不一。總之，南方少數民族無論在政治經濟勢力上，還是在文化實力上，都遠在漢人之後。這種力量對比，決定南方少數民族在文化上必然接受漢族的影響，而不能使自己的文化影響整個南朝。誠如普列漢諾夫所說：“差不多每個社會都受到其鄰近社會的影響……這個影響是單方面的，當一個民族由于自己落後性，不論在形式上亦不論內容上不能給別人以任何東西的時候。”〔14〕依循這一文化關系的准則，南方占統治地位的文化事實上是漢族文化。漢人悟性早啓，文化昌盛，文化遺産豐厚，士大夫文化素質足以使其開展學術性的文化研討，故南方宗教尚義理而以思辯見長。加之，漢族統治階級作爲南方的掌權者，它面對的少數民族在政治和軍事上不足以形成對自己的威脅，在文化上不足構成對自己的異化，故而，南方發展學術沒有以政治爲重的緊迫性。
北朝則爲少數民族統治者執政壇之牛耳，仰仗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北方少數民族在文化上也頗具影響力，使得北方文化在有選擇地接受和利用漢文化的基礎上，更多地因襲了本民族文化的傳統因子。擁有強弩勁馬軍事優勢的北方少數民族，雖然獲得了入主中原的成功，卻不能改變其文明和文化遠遠落後于漢族的現實。社會文明程度的相對低下，決定了北方少數民族悟性朦胧，“傷于遲重”，文化貧乏，故而，北方士人包括宗教文化人大都沒有闡理發義、辨名析理的文化素養與興致。他們感興趣的是素樸的個人功利，在佛教則爲個人修福、行善等功利儀式，在道教則爲“奉朋同、建香火”之類實踐行爲。從而使北方宗教文化鈍于思辯而不富名理品格。
最後，以永嘉之亂爲契機，南北整體文化氛圍也出現地域性分流，從而影響到宗教文化的南北分野。總體而言，永嘉亂後，南方玄風流被，儒學式微；北方儒學滋盛，玄風不及。這是由于儒、玄兩種學術流行的地域性和層次性決定的。一般而言，魏晉玄學之盛，地域上只盛在洛陽，層次上只盛在世家大族階層〔15〕，洛陽之外則仍是儒學天下，儒學仍以師承家學方式“布之于邦域矣”〔16〕。《後漢書·儒林傳》所列東漢傳經大師多在地方，魏晉承東漢余緒，儒學世家仍在地方承傳不絕。這樣，隨洛陽世家之南遷，其負載的玄學也過江而南。過江士族以其占南方政權重要職位五分之四強的政治優勢，成爲南方文化引領風騷的當然文化階層。如王導製“＠⑦布單衣”，士人翕然效服，致使曾“鬻之不售”的“＠⑦遂踴貴”〔17〕；又謝安“作洛生詠”，士人“手掩鼻以學之”〔18〕，都顯示出僑姓士族巨大的文化感染力。不僅僑姓士族的風度舉止爲南人所慕，而且其玄談風流的文化品格也爲南人所尚，導致南朝士族玄談流被相衍成俗，玄學幾成無人不具的學術修養。
南方玄風流被的文化氛圍，對學術思想界發生了深刻影響。這種影響無疑是多層次、多方位的，但對思維方式的影響卻最爲顯著。它使南方學術由循章守句而探求妙語與哲理；由上傳下授的師承方式轉向平等會友、相互論難形式；由考辨事象的驗證法思維轉向辨名析理的抽象羅輯思維。以這種玄學的思維方式去從事佛道宗教文化的研討、講論，自然會沾染濃厚的玄學意味，即重在抽象的、綜合的義理中去探求佛道文化的底蘊。是故，南方佛學中多義學僧人，道教上多理論建樹。同時，玄學的“本末”範疇對南朝叁教合流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南朝之世，士人名僧多是儒玄道佛兼修，清談道俗共集，儒經、釋典、道藏、玄論融于一堂，這有利于道佛宗教文化去吸納儒學的思辯和玄學的名理品格，從而使宗教文化富于義理思辯色彩。
與南方形成反照，北方玄風甚薄，而對儒家經學，舊漢余風抱殘守缺。北方固然也不乏玄談之士，但因玄學是兩漢經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其哲理宏富、思辯之深刻，遠非漢經學所能比擬，故而對漢文化修養較低的北方少數民族，玄學很難有較大影響。就文化主體與文化思潮的契合而言，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對于中原文化往往喜其堅實者，玄學的清談柔靡不爲其所尚，而對于諸子學中最具陽剛之性的儒學頗爲看重。永嘉亂後，學術上所發生的地域性分流，也使漢儒流派多滯留北方，彌滿各地，而洛陽玄學隨士族過江而南，其在北方幾消聲匿迹，不成聲勢。《晉書·儒林傳》所舉諸儒，永嘉亂後尚存而留居北方者頗衆，如崔遊、範隆、朱紀、董景道、續鹹、韋谀、王歡等皆以儒學經術而受重用。魏晉文化中崇儒與非儒兩種對立文化因素也隨之嘉之亂而形成曆史性的地域分流。南方儒學殊形不振，敗象叢生，《宋書》、《齊書》不立儒林傳，宋代立館，儒學只是與玄學、文學並存的一個分支，時人士子“莫肯用心儒訓”，經學專門之士，碩學鴻儒，不過如齊之王儉，梁之皇侃、崔遊、何嚴諸輩。北方則不然，儒學滋盛，儒學成爲北朝少數民族統治者走向與漢族融合的一個主要精神力量，焦循所謂“迄晉南渡，經學盛于北方”〔19〕之言不虛。北朝儒學上承十六國遙接兩漢舊緒，東漢儒學那種一經能說至百余言的章句訓诂之風也就爲北學所承納，而與南方作爲“談辯之資”的儒學判然有別。北方儒學昌隆的文化氛圍，深刻影響其文化的風貌特征。儒學作爲一種社會實踐倫理理性，以立德、立功、立言和“修齊治平”爲人生歸宿，重務實入世，是諸子百家學中最具學以致用和治國安邦特色的學說，北方宗教文化重樸崇實，尚政治重踐履而不務空言，顯然是受了儒學精神的雕塑所致；儒學又以其禮儀規範和倫理道德學說而成爲窒息士人個性靈竅的枷鎖，北方宗教文化貧于義理，不富名理品格當與此不無關系。
除此之外，南北宗教文化之異似乎應該還有經濟和地理方面的原因。就自然地理因素來說，宗教文化的南北分流在某種程度上又是各自所依憑的“江山之助”不同所致。南北之間本就天然地橫亘著一條潛在文化分界線，它以秦嶺——淮水爲中軸， 氣候上一月零度等溫線及年750毫米等雨線經過此線，南方之溫暖與北方之幹冷形成鮮明對峙；在農作物上，此線又是南方之稻茶與北方小麥雜糧之分界線。這種迥異的自然地理條件，也使此線常成爲南北政治、文化的分界線，南北朝之疆域大體上在此線上下推移。因了有如此界線的存在，南北文化風貌之分野自古而然，即或在今天仍昭然可見。
《南北朝宗教文化之地域分野(孔定芳)》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