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宗教消費

　　劉愛文

　　[邵陽]邵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9年第3期

　　24-30，70頁

　　【作者簡介】劉愛文，湖南邵陽師專政史系　教授　邵陽　422000

　　【內容提要】魏晉南北朝隨著佛道二教的發展，與之相關聯的宗教消費空前擴大，建塔寺、造像、舉行齋會、燒丹煉汞的規模及奢侈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魏晉南北朝宗教消費的根本特點是它的貴族化。這種消費肆無忌憚地消耗社會財富，促使社會矛盾激化，促使貴族們以宗教的名義巧取豪奪，也促使政事荒馳。“誘于利欲”的宗教消費導致寺廟向城市集中，使之陷于世俗的是非之地和兵家必爭之地，因而難免兵火的浩劫。魏晉南北朝的宗教消費客觀上促進了藝術的發展。

　　【關 鍵 詞】魏晉南北朝/佛教/道教/寺塔/造像/齋會/燒煉

　　 魏晉南北朝佛、道兩大宗教空前發展並廣泛傳播。長期以來對兩大宗教本身的研究，百家爭著，碩果紛呈。但是，對于與兩大宗教急劇發展相關聯的消費發展情況的研究，卻還處于十分薄弱的狀態。因此，揭示這一時期宗教消費的表現形式、特征及其影響，是一件極需開展並頗具意義的工作。

　　 　　一

　　 宗教的發展與傳播不能憑空進行，它需要借助必需的物質條件與形式，因此它的發展必然促使與之相關聯的消費的發展。魏晉南北朝的宗教消費主要表現在：濫建寺塔，大興造像，累爲齋會，沈溺長生。所有這些都具有極明顯的奢侈性。

　　 　　1、“招提栉比，寶塔骈羅”

　　 《洛陽伽藍記•序》概括了當時佛教興盛的情況及其造成的影響：“自項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豪眉之象，夜臺圖绀發之形，爾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笃信彌繁，法教愈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舍資財若遺迹。于是招提栉比，寶塔骈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模山中之影。金刹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绨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描述的是洛陽的情況，但大體反映了全國佛教盛行的面貌。

　　 佛教盛行有其社會原因。長期戰亂，災難頻仍，人們無法掙脫現實的苦海，便把希望寄托于來世。佛教生死輪回的義理正可滿足人們這種精神上的渴望。玄學對儒學的批判，削弱了儒學對佛學的抵製。而玄學虛無玄遠的特性，使之不能比較實際地回答人們關于此岸的問題，這也無疑爲佛教的擴展起了清掃道路的作用。佛寺建諸名山或風景勝地，香火氤氲，法音梵樂，勸人樂善好施，遠離塵世，卻又食人間煙火，俨然亂世中的一塊淨土和極樂世界。統治者需要加強思想統治，也需要自我麻醉。當他們認識到佛教的這種精神麻醉作用的時候，便極力加以提倡。

　　 這一時期特別是東晉以後，統治集團佞佛者甚多，東晉南朝的晉孝武帝、晉恭帝、齊武帝、梁武帝、陳武帝，十六國的石勒、石虎、苻堅、姚興，北朝的文成、獻文、孝文、宣武、孝明諸帝及靈太後，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倡佛教，而其中梁武帝、宣武帝、孝明帝、靈太後更達到了陷溺而不能自拔的地步。

　　 在統治集團的提倡下，佛寺與浮屠像雨後春筍般冒出。蕭惠開起四寺，悉供僧衆。何充，何尚之並建塔寺，至何敬容舍宅東爲伽藍。王充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蕭衍以至尊倡導，廣建寺廟。杜牧說“南朝四百八十寺”，是一個縮小了的數字。郭祖深《輿櫬上封事》言其時“家家齋戒，人人忏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窮極宏麗。”(注：《全梁文》卷59)說明在梁代僅建康至少有五百多所佛寺。

　　 北朝的寺廟從數量到規模都超過南方。北魏顯祖起永甯寺，構七級浮屠，高叁百余尺，基架博敞。皇興中又構叁級石浮屠，高十丈，爲京華壯觀。高祖建鹿野浮圖于苑中之西山，岩房禅坐，僧舍居中。肅宗于城內大社西起永甯寺，靈太後親率百僚，表基立刹。在最高統治者的帶動下，貴戚大臣、州郡牧•守競建寺塔。馮熙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七十二處。高隆之廣費人工，大營寺塔。元鸾在定州繕起佛寺，公私費擾。安同在冀州大興寺塔，耗費浩繁。楊椿在定州私營佛寺，役使兵力。……肅宗于正光叁年诏中尉端衡肅立威風，以見事見劾，牧守辄興寺塔爲其一項，足見濫建寺塔之盛，至使統治者感到對自己構成某種威協。根據記載，西晉末年洛陽有佛寺四十二所，北魏建立後，自正光至太和洛陽新舊寺廟百來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而到北魏末年，猥濫以極，北方寺廟達叁萬多所，僧尼逾二百萬。而到北齊北周時，寺廟更急劇增加，僧尼超過四百萬。需要指出的是，在頻繁的戰爭及自身衰敗的影響下，毀掉的寺廟究竟有多少，誰也無法估計，到楊衒之寫《洛陽伽藍記》時，洛陽屬西晉以前的寺廟，已僅剩寶光寺一所。

　　 這些寺廟，大都有世俗莊園的性質。洛陽城南的景明寺，爲魏宣武帝所立，“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山懸堂觀，光盛一千余間。複殿重房，交疏對霤，青臺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重檐之外，皆是山池，……至正光中，太後始建七層浮圖一所，去地百仞。……寺有叁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磨硙舂簸，皆用水功。”(注：《洛陽伽藍記》卷3城南)洛陽城西的寶光寺， 寺內有園，園有浴堂。園中另有一海，號“鹹池”，此處“葭菼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旁。京師士子，至于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征友命朋，來遊此寺。雷車接轸，羽蓋成陰。”(注：《洛陽伽藍記》卷4城西)也是城西的景樂寺，“堂庑周環，曲房連接，輕條拂戶， 花蕊被庭，……得往觀者，以爲至天堂。”(注：《洛陽伽藍記》卷4 城西)而當時洛陽規模最大，最爲豪華的是城內的永甯寺，寺中有“雕梁粉壁，青鏁绮疏”的僧房樓觀一千余間，“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刹複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注：《洛陽伽藍記》卷1城內)從這些例子及其他資料反映的情況分析， 當時的寺廟具有以下的共同特性：第一，廣占土地；第二，占有大量的勞動力(以上兩種情況我在後面還將論及)；第叁，寺廟即是園林，第四，寺廟建築規模宏大，作工精良，富有藝術的內涵。這些特點，正是寺院的所有者們在宗教形式下進行消費的不可或缺的條件和內容。

　　 　　2、“爭寫天上之姿，競模山中之影”

　　 隨著建寺達于高潮，造像亦空前興盛。這時期造像大體表現在叁個方面：寺廟造像，石窟造像，民間造像。

　　 寺廟造像大都是最高統治者帶頭。晉恭帝造丈六金像，並親迎于瓦官寺。齊武帝在顯陽殿造玉像，鍾愛到臨死時還念念不忘。北魏高宗于興光元年爲太祖以下鑄釋迦立像五座，各高一丈五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又于恒農荊山造珉玉丈六像一座，又石像一座，高大與帝等身。顯祖在天官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叁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

　　 寺廟造像也可以洛陽作典型說明。“宗聖寺有像一軀，舉高叁丈八尺”。(注：《洛陽伽藍記》卷3城南)景樂寺有佛殿一所， “像辇在焉，雕刻巧妙，冠絕一時。”(注：《洛陽伽藍記》卷1 城內)長秋寺北有蒙汜池，“中有叁層浮屠一所，金盤靈刹，曜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釋迦在虛空中。莊嚴佛事，悉用金玉。工作之異，難可具陳。”(注：《洛陽伽藍記》卷1城內)景興尼寺“有金像辇，去地叁尺， 施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珠，飛天伎樂，望之雲表。作工甚精，難可揚榷。像出之日，常诏羽林一百人舉此像。”(注：《洛陽伽藍記》卷2 城東)造像之冠，也應首推永守寺。該寺有“丈八金像五軀，中長金像十軀，繡珠像叁軀，金織成像五軀，玉像二軀，作功奇巧，冠于當世。”(注：《洛陽伽藍記》卷1城內)寺廟造像的特點是：材料昂貴，金、 銅、玉、繡、織成，都是極貴重的材料；宏構巨製，耗費材料和人工甚多，工藝精湛，對作者的技術和審美要求甚高。

　　 石窟造像也大多爲最高統治者所爲。北魏高宗于京城西武州塞開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的七十尺，次六十尺。景明初，世宗于洛南伊阙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後營窟一所。永平中，中尹劉騰爲世宗造石窟一，凡爲叁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二十叁年中用工八十萬二千叁百六十六，鑿窟一千叁百多，造像九萬多尊。石窟造像除上述二處外，在新疆拜城有克孜爾千佛洞，在河西走廊有敦煌莫高窟、天水麥積山石窟、永靖炳靈石窟、慶陽石窟等。在南朝，齊梁時在建康附近的棲霞山亦造有石窟。

　　 石窟造像利用自然條件，毋須昂貴的材料，但費工極爲浩繁，需要成千上萬訓練有素的工匠，由于工期漫長到數年甚至數十年，加上這種需要特殊專長的工役的不可替代性，不少人將整個一生付之于這種神靈的奴役。

　　 在北魏末年和北齊時期，民間出現了一股普遍造像的風氣。造像必爲碑記，這時期保留至今的《造像記》或《造像銘》近叁十篇，數量可謂不小。《造像記》的內容大致包括叁個方面：造像的時間、造像的主體、造像的目的和願望。造像的主體有地方官、普通百姓、寡婦、沙彌等。其願望是爲皇帝、父母、配偶、兒女、自身乃至泛泛衆生祈福。爲生人也爲死人，爲死去的皇帝、過世的父母乃至七世父母、死去的配偶等，願他們“生生世世，恒與善會”。我們從幾十篇類似的《造像記》可以看出這樣一些問題。

　　 第一，《造像記》所提供的時間和空間是公元503 年以後的北魏和549年以後的東魏北齊。 宣武帝以後的北魏是整個北魏皇朝最腐敗的階段。東魏北齊自始至終可謂政治相當黑暗，極不穩定，造像的流行是社會病態的一種表征。

　　 第二，所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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