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賢不東下京師卻西至江陵，大概他對慧遠解其擯事抱有一定希望，期待受到姚興及關中僧衆的邀請，重回長安。在江陵，覺賢師徒受到司馬休之的歡迎，他的天竺五舶來華的預言也得到了證實，是以荊楚之民，歸之者衆。後休之敗逃于秦，覺賢師徒又受到劉裕的尊崇，當時後秦內憂外患，實力大減，覺賢也斷絕了重回長安的念頭，于其年八月隨劉裕東歸建康。
覺賢西至江陵，還因羅什卒後，江陵成爲新的佛教中心。卑摩羅叉亦在羅什卒後出遊關左，在壽春石磵寺弘律，約于義熙十年末或十一年初南適江陵，在辛寺坐夏，開講十誦，慧觀“深括宗旨，記其所製內禁輕重，撰爲二卷，送還京師”，京師有諺曰“卑羅鄙語，慧觀才錄”。這也表明慧觀在羅什卒後離開長安是可信的。在覺賢師徒和卑摩羅叉離開江陵後，昙摩耶舍又來到這裏，仍住在辛寺，大弘禅法。後來法顯亦至江陵，卒于辛寺。可見江陵已成當時的佛教中心。
覺賢既以弘始十六年初離開長安，那麼他又是何時始至關中的呢？湯用彤謂賢“約于弘始十二年(公元410年)至長安，當不久即被擯”(《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218頁)；法藏《華嚴經傳記》卷一覺賢傳謂其“達青州東萊郡，聞鸠摩羅什在長安，欣然而來，則弘始十年四月也”(大正藏51冊2073頁中)；任繼愈等謂其約于弘始十年(408)至，411年被擯(《中國佛教史》第叁卷14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當依此。吉藏則謂弘始七年(405)至(吉藏：《中論序疏》，《叁論玄義》卷上)。究此叁說，七年嫌早，十二年過遲，惟十年稍近之。
智嚴與寶雲、法顯等同遊西域，據《法顯傳》，法顯等約于弘始二年十月到達烏夷國，在此住了兩個月，此間智嚴、寶雲等亦至，因爲其國人不修禮義，待客甚薄，智嚴等叁人不得已返向高昌，以求行資，從此法顯未與智嚴相見(後來二人又在建康得遇)，故在《法顯傳》中未言智嚴日後行蹤，僧傳、《祐錄》亦未言智嚴到達罽賓的時間，然罽賓距西域最近，智嚴到達的時間應約在弘始四年(402)。智嚴居此國叁年，與覺賢在路上又走了叁年，其到達長安應約在弘始九年(407)。所謂弘始七年，當是始發之時。
弘始七年說湯先生似亦贊同，其謂“智嚴于罽賓從佛大先比丘受禅法叁年(約在公元401至 403年)，並請佛陀跋多羅相偕東歸(至長安應在元興叁年[公元 404年]之後)”(《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275頁)，是說智嚴401年即到罽賓，從學叁學即至403年，又叁年歸則應在405年。湯先生對僧傳所載覺賢浮海東還說頗有懷疑，以爲此事不見于《智嚴傳》(《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218頁)，若從陸路東還，則耗時更少(罽賓在北天竺，陸路更近，若南下經六國至交趾，再浮海至青州，自青州至長安，確實是繞了一個大圈子)。然智嚴是否在弘始叁年(401)便至罽賓是個問題，依《法顯傳)，弘始二年(400)末智嚴返向高昌，其後法顯再未提及智嚴，表明智嚴一直落在後邊，而法顯越過蔥嶺到達鄰近罽賓的烏苌國的時間是約弘始四年(402)四月，在此坐夏，法顯未到罽賓，只到過與此較近的陀衛國、弗樓沙國，智嚴到達罽賓的時間不應早于法顯、寶雲到達罽賓周邊諸國之時，因此最早是在弘始四年。既如是，智嚴從學叁年，路途叁年，不應皆是剛好滿兩周年，因此弘始七年至長安是根本不可能的。
任繼愈等持弘始十年說，或亦與《肇論》所載之《致劉遺民書》中有“(支法領)請大乘禅師一人，叁藏法師一人，毗婆沙師二人”之說有關，《四分律序》謂法領于弘始十年與佛陀耶舍(叁藏法師)俱還，則佛陀跋陀羅(大乘禅師)也有可能同至。然覺賢浮海還，必不與法領同行，至于法領在天竺是否也曾邀請過覺賢，就不得而知了。
言覺賢于弘始九年至，還有一個旁證。覺賢未至時，關中衆僧鹹從羅什學禅，羅什亦猢狲稱王，編譯禅經，教習禅法，而弘始九年閏月(二月)五日僧叡卻“重求檢校，懼初受之不審，差之一毫，將有千裏之降。詳而定之，辄複多有所正，既正且備，無間然矣”(《關中出禅經序》)，這大概是由于覺賢既至，僧叡恐見笑于方家，故重求校正。
僧叡《喻疑》稱“究摩羅法師至自龜茲，持律叁藏集自罽賓，禅師徒衆尋亦並集關中”，來自罽賓的持律叁藏非指一人，有弗若多羅(弘始六年前至)、卑摩羅叉(弘始八年至)、佛陀耶舍(來時不詳)等，佛陀跋陀羅師徒或于卑摩羅叉至後不久即至，故有“尋亦並集”之說。
又慧遠二致羅什書有“去月法識道人，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怅然”之句，或謂此書作于義熙二、叁年間(《中日佛教通史》第二卷385頁)。此事頗費思量，羅什受姚興之尊崇，弟子叁千，威榮無比，何以有返國之思？莫非覺賢遠至，關中樂靜之徒鹹轉事之，不久便有弟子數百，羅什頗有失落之感麼！羅什戒行有虧，心懷慚德，弟子亦多修人事，不類僧行，而覺賢一門“邕邕肅肅”，儀範清素，讓羅什師弟相形見绌，覺賢弟子是否以此指斥羅什不得而知，便有其事，羅什恐怕也無從辯解。覺賢至後，太子姚泓請至東宮與羅什辯論，羅什未占上風。覺賢未至時，衆人鹹謂羅什天下莫二，而卑摩羅叉、佛陀耶舍等既爲羅什之師，自然不會與之爭鋒，覺賢一來，羅什在禅律方面很快就落了下風，覺賢對其義學也不敢恭維，這樣衆人視之若神的羅什頗有光彩盡失之感，他負氣欲行就不足爲怪了。
覺賢在長安或言住大寺(《智嚴傳》)、或說宮寺(《答劉遺民書》)、或說齊公寺(《出叁藏記集》)、或說石羊寺(《玄高傳》)，其實諸說並不矛盾，因爲他樂于遊化，未曾定居一寺。
覺賢以弘始十六年初離開長安，其時玄高已經十叁歲，完全有可能從學禅法。僧傳謂玄高十二歲出家，“至年十五，已爲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禅律”，此爲一段，下文“聞關中有浮陀跋陀”爲另一段，並無玄高受戒之後始至關中之義。玄高十叁歲至關中學禅，十五歲正式收徒開法，有弟子百余人，此時乃其隱居麥積山時。玄高乃少年天才，“聰敏生知，學不加思”，故不可以常情視之。
玄高專精禅律，且頗重神通法術，與乃師宗風一致。其徒玄暢南下之後又以叁論、華嚴之學見稱于世，表明玄高一門重視禅慧，且覺賢師徒所譯諸經，也傳到了玄高那裏，是以玄暢在北方時對華嚴經就有精深的研究，故在江東成爲第一個疏解講述華嚴大部者。
玄高從學覺賢實無可疑，且玄高一門既爲定學之宗，又頗重戒智，叁學並重，止觀雙開，使覺賢之學大弘于南北，爲後世禅宗的興盛奠定了基礎，雖然後來傳承不明，其貢獻還是不容抹殺的。
《玄高從學佛陀跋陀羅的一樁公案(徐文明)》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