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儒佛的孝道之爭
陳一風
[南陽]南都學刊，2003年第3期
23-27頁
【作者簡介】陳一風(1973—)，男，四川省蒲江縣人，華中師範大學曆史文獻研究所博士生，主要從事孝文化研究。湖北 武漢 430079
【內容提要】孝道問題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儒佛碰撞交流的起因和重要內容。儒家最初只是對佛教剃度、棄家、不婚娶的一套教規提出倫理上的質疑。東晉以下，佛教的發展壯大日益影響到世俗權力階層的現實利益，儒佛對立也趨于尖銳。儒家在孝道問題上逐漸聯系政治、經濟、社會現實問題來批判佛教，直到對其全面否定。在這整個過程中，佛教不與儒家作對抗，努力調合儒佛觀念，其最初基本上采用“貴道忘迹”的方式來回應儒家的指責。到東晉慧遠則已能通過專心論證佛儒相合來爲佛教教規不違孝道提供內在的根據，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儒佛孝道觀念的交融。此期儒佛孝道之爭對中國傳統孝道思想和孝文化産生了巨大影響。
【摘 要 題】佛教研究
【關 鍵 詞】儒家/佛教/孝道倫理/論爭/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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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孝道思想的發展曆程中，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重要的階段。這個時期佛教、道教興起，社會影響迅速擴大。主流地位岌岌可危的儒學與之相互爭論、相互影響，開創了中國思想史上的新局面。叁教之間就孝道倫理問題也有許多辯難，這在中國孝道史上是第一次。各種不同思想體系就孝道倫理發生的碰撞交流，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孝道思想的內容更趨豐富、嚴整，並對此後的中國社會、文化産生了很大影響。因此，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孝道思想的發展情況值得重視。其中儒佛孝道之爭又是最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目前似乎還沒有專門從孝道發展曆史的角度來對此做較完整論述的。本文想從這方面做點工作，希望能爲中國孝道思想史的研究有所助益。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1](第一章)“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欤。”[2](《學而章》)，儒家孝道思想是儒家學說的根本基礎。自從漢代儒學成爲王朝統治思想之後，儒家的孝道倫理觀念迅速滲透到社會各領域、各階層，形成一種相對穩固的孝文化傳統與社會心理。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雖然地位衰落，但仍是曆代統治者(包括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努力提倡、運用的治國思想。儒家孝道傳統也依然在社會上流行。這種傳統的力量強大到這樣的程度，即：任何外來的人生道德學說，如果在孝道倫理方面與之不合，那它在儒家中國文化環境中的生存和發展就會遇到很大阻力。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就面臨這一考驗。佛教所奉行的一套棄家、出世、剃度、不婚娶的教規成爲其在“家國同構”的儒家中國立足最明顯的不利因素，並成爲儒家首先發難的對象。
一、儒家的質疑和否定
儒家在論及佛教的孝道倫理問題時，多半采取主動攻擊、質疑的姿態，體現出其以華夏正統自居和面對異端侵入時那種居高臨下、義正辭嚴的氣勢。同時，佛教的流行使儒家中那種“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1](第七章)的固有觀念受到沖擊後，面對一種嶄新的、需要做出價值認定的情況時不自覺地流露出某種困惑和恐慌。
托名牟子的《理惑論》，如果成書年代確實在2世紀末，那麼它可能就是記載儒佛關于孝道倫理論爭的最早文獻。在這份文獻中，儒家質疑說：“《孝經》曰：“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夫福莫逾于繼嗣，不孝莫過于無後。沙門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
”並指責佛教始祖釋迦牟尼“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妻子丐與他人”的行爲是“不敬其親而敬他人”，“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是違禮悖德，不仁不孝[3](《理惑論》第九、十章)。這裏對佛教的質疑全是針對沙門的形貌和事迹而發。儒家在辯難過程中，把儒家經典中的說法當作論辯雙方都得承認並遵守的天經地義、不言自明的公理，以之來做爲衡量孝與不孝的標准。它很能反映出儒家的文化優越意識。而佛教徒回應儒家質疑的難度就在于：他要時時注意不要冒犯這些神聖不容置疑的公理。
其後，約當4世紀70年代的東晉孫綽《喻道論》中也記述了當時儒家對佛教徒的論難。論難的內容和思路與牟子《理惑論》基本相同。這個現象一方面說明對于當時的中國人來說，佛教的某些教規、行迹確實太過新奇怪異，與儒家傳統觀念習俗明顯相違，這也是其最初在中國立足的一個主要障礙；另一方面也說明從2世紀末的牟子時代一直到這個時候儒家對于佛教在孝道倫理方面做不出更深層次的追問，因而不得不在表面形式上反複做文章。其實，曆史表明，儒家當初質疑佛教的這些形迹問題並不是根本性問題。至少在這方面士人中意見並不統一。梁僧祐概括當時反佛的主要論點爲“六疑”，第五疑“教在戎方，化非華俗”[3](《後序》)應當包括了僧徒的形迹問題。南北朝時北齊顔之推概括當時反佛言論爲“五謗”[4](《歸心篇》)，其中沒有涉及僧徒的形迹問題。可見到南北朝時已有相當數量的儒者放棄了這種形式上的糾纏。或者說，他們已不再把僧徒的形迹問題看得那麼嚴重了。佛教徒大概從一開始就明白這一點。佛教爲求生存，不惜大量改動、歪曲教義以迎合儒家孝道倫理，卻對剃頭、出家、不婚娶等教規一直堅持不做大的改動(注：參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1卷第381頁下注②，複且大學出版杜，2001年12月第1版。)。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已經看到，當初這些問題不再是問題了。
自東晉以後，儒家對佛教“無孝”的指責往往與關乎王道治亂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現實問題聯系起來。而且指責言論多出自呈給皇帝的谏書。東晉時輔佐成帝的庾冰曾上書說：佛教“矯形骸，違常務，易禮典，棄名教”，如果任其發展，必然棄禮廢教，導致尊卑不分，甚至引起社會混亂。因此他主張用儒家名教來統一思想，佛教僧徒也不例外[3](卷12《代晉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诏》)。宋孝武帝時，周朗奏言佛教不僅奢侈腐敗，而且“背親傲君，欺費疾老”。[5](卷82《周朗傳》)。他建議嚴格“佛律”、“國令”，進行整肅。梁武帝時郭祖深上疏直谏排佛，說佛教僧徒太衆，“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又“蠹俗傷法”，信佛者“不務農桑，空談彼岸”，發展下去“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複國有”[6](循吏傳)。他主張檢擴僧民，使其還俗。庾、周、郭等人的反佛主張還算溫和，只是要求國家有效地控製佛教。他們並沒有特意講到佛家“不孝”的形迹，僅寥寥幾字籠統帶過。與郭祖深同朝的荀濟則言辭、主張要激切得多。他上疏反佛，痛陳佛教禍國亂世之患，把佛家“不孝”的行爲直接與社會、政治、經濟等問題聯系起來。範缜也尖銳地指出“浮屠害政，桑門蠹俗”，“使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社會民衆“竭財赴僧，破産以趣佛”[7](《儒林傳》)，主張取締佛教。北朝不僅有大量反佛言論，而且帝王發動多次滅佛行動。北魏宣武帝時，因“于時民多絕戶而爲沙門”，李玚上奏，認爲：“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既非人理，尤乖禮情，堙滅大倫，且阙王貫……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8](卷53《李孝伯傳》附)北齊儒者章仇子陀上谏書指責佛教說：“胡妖亂華，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奸蕩奢侈，控禦威福，坐受加敬，輕欺士俗。”[9](卷7《敘列代王臣滯惑事》)太武帝滅佛時，所陳述的理由主要是抨擊佛教荒誕虛空，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8](《釋老志》)，是曆代禍亂的根源。北周武帝滅佛的理由中有叁條都是著眼于國家政治、經濟。其中單論“佛教無孝”一條，也指出其“蠹俗傷化”，有礙社會正常秩序[8](《釋老志》)。以上反佛言論的特點是儒家開始從國家、社會的現實利益出發，全面批判佛教。這是因爲在這個時期，佛教的日益盛行，已經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弊病。寺院經濟膨脹，使國家喪失大量生産、服役、納稅的人口；宗教組織成員數量過多，在政治上成爲一種潛在的對抗勢力，也令當權者顧慮重重。總而言之，佛教開始與世俗當權階層在現實利益的各個方面發生了直接沖突，已經影響到“王道治亂”，是眼前就必須立刻解決的問題。尤其是北朝，佛教在這裏比南朝更流行，與世俗權力階層在某些重要的現實利益方面沖突更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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