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的孝道之争
陈一风
[南阳]南都学刊，2003年第3期
23-27页
【作者简介】陈一风(1973—)，男，四川省蒲江县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博士生，主要从事孝文化研究。湖北 武汉 430079
【内容提要】孝道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碰撞交流的起因和重要内容。儒家最初只是对佛教剃度、弃家、不婚娶的一套教规提出伦理上的质疑。东晋以下，佛教的发展壮大日益影响到世俗权力阶层的现实利益，儒佛对立也趋于尖锐。儒家在孝道问题上逐渐联系政治、经济、社会现实问题来批判佛教，直到对其全面否定。在这整个过程中，佛教不与儒家作对抗，努力调合儒佛观念，其最初基本上采用“贵道忘迹”的方式来回应儒家的指责。到东晋慧远则已能通过专心论证佛儒相合来为佛教教规不违孝道提供内在的根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儒佛孝道观念的交融。此期儒佛孝道之争对中国传统孝道思想和孝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摘 要 题】佛教研究
【关 键 词】儒家/佛教/孝道伦理/论争/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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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孝道思想的发展历程中，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这个时期佛教、道教兴起，社会影响迅速扩大。主流地位岌岌可危的儒学与之相互争论、相互影响，开创了中国思想史上的新局面。三教之间就孝道伦理问题也有许多辩难，这在中国孝道史上是第一次。各种不同思想体系就孝道伦理发生的碰撞交流，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孝道思想的内容更趋丰富、严整，并对此后的中国社会、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孝道思想的发展情况值得重视。其中儒佛孝道之争又是最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目前似乎还没有专门从孝道发展历史的角度来对此做较完整论述的。本文想从这方面做点工作，希望能为中国孝道思想史的研究有所助益。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1](第一章)“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2](《学而章》)，儒家孝道思想是儒家学说的根本基础。自从汉代儒学成为王朝统治思想之后，儒家的孝道伦理观念迅速渗透到社会各领域、各阶层，形成一种相对稳固的孝文化传统与社会心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虽然地位衰落，但仍是历代统治者(包括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努力提倡、运用的治国思想。儒家孝道传统也依然在社会上流行。这种传统的力量强大到这样的程度，即：任何外来的人生道德学说，如果在孝道伦理方面与之不合，那它在儒家中国文化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就会遇到很大阻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就面临这一考验。佛教所奉行的一套弃家、出世、剃度、不婚娶的教规成为其在“家国同构”的儒家中国立足最明显的不利因素，并成为儒家首先发难的对象。
一、儒家的质疑和否定
儒家在论及佛教的孝道伦理问题时，多半采取主动攻击、质疑的姿态，体现出其以华夏正统自居和面对异端侵入时那种居高临下、义正辞严的气势。同时，佛教的流行使儒家中那种“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1](第七章)的固有观念受到冲击后，面对一种崭新的、需要做出价值认定的情况时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困惑和恐慌。
托名牟子的《理惑论》，如果成书年代确实在2世纪末，那么它可能就是记载儒佛关于孝道伦理论争的最早文献。在这份文献中，儒家质疑说：“《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夫福莫逾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沙门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
”并指责佛教始祖释迦牟尼“以父之财施与远人，国之宝象以赐怨家，妻子丐与他人”的行为是“不敬其亲而敬他人”，“不爱其亲而爱他人”，是违礼悖德，不仁不孝[3](《理惑论》第九、十章)。这里对佛教的质疑全是针对沙门的形貌和事迹而发。儒家在辩难过程中，把儒家经典中的说法当作论辩双方都得承认并遵守的天经地义、不言自明的公理，以之来做为衡量孝与不孝的标准。它很能反映出儒家的文化优越意识。而佛教徒回应儒家质疑的难度就在于：他要时时注意不要冒犯这些神圣不容置疑的公理。
其后，约当4世纪70年代的东晋孙绰《喻道论》中也记述了当时儒家对佛教徒的论难。论难的内容和思路与牟子《理惑论》基本相同。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佛教的某些教规、行迹确实太过新奇怪异，与儒家传统观念习俗明显相违，这也是其最初在中国立足的一个主要障碍；另一方面也说明从2世纪末的牟子时代一直到这个时候儒家对于佛教在孝道伦理方面做不出更深层次的追问，因而不得不在表面形式上反复做文章。其实，历史表明，儒家当初质疑佛教的这些形迹问题并不是根本性问题。至少在这方面士人中意见并不统一。梁僧祐概括当时反佛的主要论点为“六疑”，第五疑“教在戎方，化非华俗”[3](《后序》)应当包括了僧徒的形迹问题。南北朝时北齐颜之推概括当时反佛言论为“五谤”[4](《归心篇》)，其中没有涉及僧徒的形迹问题。可见到南北朝时已有相当数量的儒者放弃了这种形式上的纠缠。或者说，他们已不再把僧徒的形迹问题看得那么严重了。佛教徒大概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一点。佛教为求生存，不惜大量改动、歪曲教义以迎合儒家孝道伦理，却对剃头、出家、不婚娶等教规一直坚持不做大的改动(注：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第381页下注②，复且大学出版杜，2001年12月第1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已经看到，当初这些问题不再是问题了。
自东晋以后，儒家对佛教“无孝”的指责往往与关乎王道治乱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而且指责言论多出自呈给皇帝的谏书。东晋时辅佐成帝的庾冰曾上书说：佛教“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如果任其发展，必然弃礼废教，导致尊卑不分，甚至引起社会混乱。因此他主张用儒家名教来统一思想，佛教僧徒也不例外[3](卷12《代晋成帝沙门不应尽敬诏》)。宋孝武帝时，周朗奏言佛教不仅奢侈腐败，而且“背亲傲君，欺费疾老”。[5](卷82《周朗传》)。他建议严格“佛律”、“国令”，进行整肃。梁武帝时郭祖深上疏直谏排佛，说佛教僧徒太众，“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又“蠹俗伤法”，信佛者“不务农桑，空谈彼岸”，发展下去“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6](循吏传)。他主张检扩僧民，使其还俗。庾、周、郭等人的反佛主张还算温和，只是要求国家有效地控制佛教。他们并没有特意讲到佛家“不孝”的形迹，仅寥寥几字笼统带过。与郭祖深同朝的荀济则言辞、主张要激切得多。他上疏反佛，痛陈佛教祸国乱世之患，把佛家“不孝”的行为直接与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联系起来。范缜也尖锐地指出“浮屠害政，桑门蠹俗”，“使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社会民众“竭财赴僧，破产以趣佛”[7](《儒林传》)，主张取缔佛教。北朝不仅有大量反佛言论，而且帝王发动多次灭佛行动。北魏宣武帝时，因“于时民多绝户而为沙门”，李玚上奏，认为：“一身亲老，弃家绝养，既非人理，尤乖礼情，堙灭大伦，且阙王贯……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8](卷53《李孝伯传》附)北齐儒者章仇子陀上谏书指责佛教说：“胡妖乱华，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奸荡奢侈，控御威福，坐受加敬，轻欺士俗。”[9](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事》)太武帝灭佛时，所陈述的理由主要是抨击佛教荒诞虚空，使“政教不行，礼义大坏”[8](《释老志》)，是历代祸乱的根源。北周武帝灭佛的理由中有三条都是着眼于国家政治、经济。其中单论“佛教无孝”一条，也指出其“蠹俗伤化”，有碍社会正常秩序[8](《释老志》)。以上反佛言论的特点是儒家开始从国家、社会的现实利益出发，全面批判佛教。这是因为在这个时期，佛教的日益盛行，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弊病。寺院经济膨胀，使国家丧失大量生产、服役、纳税的人口；宗教组织成员数量过多，在政治上成为一种潜在的对抗势力，也令当权者顾虑重重。总而言之，佛教开始与世俗当权阶层在现实利益的各个方面发生了直接冲突，已经影响到“王道治乱”，是眼前就必须立刻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北朝，佛教在这里比南朝更流行，与世俗权力阶层在某些重要的现实利益方面冲突更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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