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間(793-805)，宰相賈耽就著有《四道記》一書，此書已佚，《新唐書》卷四叁《地理志》摘錄其文，其中對邊州入四夷道等“通譯于鴻胪者，莫不畢記”。賈耽所記，顯然主要出自鴻胪寺譯語人之口。另外，鴻胪寺譯語人亦爲其他部門提供服務。如尚書省兵部職方司的職方郎中、員外郎因掌“天下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候之數，辨其邦國、都鄙之遠迩，及四夷之歸化者”，故每有四方番客到京，即“委鴻胪訊其人本國山川風土，爲圖以奏焉；副上于省”。[6](卷五)《新唐書》卷四六《百官志一》“兵部”亦記，鴻胪寺對“殊俗入朝者，圖其容狀、衣服以聞”，顯然是要求鴻胪寺將來朝者的容貌、服飾畫圖上報兵部職方司。《唐會要》卷六叁《史館上》“諸司應送史館事例”條中關于番國朝貢例即記，“每使至，鴻胪勘問土地、風俗、衣服、貢獻、道裏遠近，並其主名字報”，從而爲編修國史提供方便，這其中顯然得通過譯語人這個中介才能進行。
二
唐中央機構中另一個部門中書省，因有大量的文書及譯語工作，則設“翻書譯語”。《大唐六典》卷二“尚書吏部”條稱，中書省有“翻書譯語十人”；《新唐書》卷四七《百官志二》“中書省”條下記，“蕃書譯語十人”；《資治通鑒》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元年”條下胡叁省注雲：“中書掌受四方朝貢及通表疏，故有譯語人。”在中書省中既然稱爲“翻書譯語”，顯然與鴻胪寺中譯語人的工作性質有所不同，主要負責四方朝貢的譯語及接收四方表疏進行翻譯工作，口譯與筆譯是並重的。
關于唐代中書省譯語人情況，史料記載亦很有限。《全唐文》卷七○一載李德裕《論譯語人狀》中雲：“右緣石佛慶等皆是回鹘種類，必與本國有情。纥扢斯專使到京後，恐語有不便于回鹘者，不爲翻譯。兼潛將言語辄報在京回鹘，望賜劉沔、忠順诏，各擇解譯蕃語人不是與回鹘親族者，令乘遞赴京，冀得互相參驗，免有欺蔽。”李德裕乃武宗時期宰相，常中書門下省，此石佛慶應爲中書譯語人。此狀大約寫于會昌年間，當時黠戛斯(即纥扢斯)多次遣使至長安，希望與唐聯合攻打回鹘。而石佛慶乃“回鹘種類”，故李德裕擔心其會將言語“不便于回鹘者”不翻譯出來，或是將機密泄露給在京回鹘，于是不得不從外地借調譯語人來。從姓名上看，狀中石佛慶應爲中亞石國人，而回鹘中有不少中亞昭武九姓胡。“安史之亂”爆發後，回鹘因助唐平叛有功，享有很多特權，因而中亞昭武九姓胡人常冒回鹘之名來內地經商。代宗時(762-766在位)，“回纥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赀殖産甚厚”[2](《回鹘傳》)。故狀中稱石佛慶爲“回鹘種類”亦是不爲過的。
同爲中書譯語人的還有中亞人史诃耽。1986年5月，甯夏固原博物館考古隊對固原縣南郊鄉小馬莊村唐代史氏家族墓地進行發掘，出土《史诃耽墓志》。志文雲：“君諱诃耽，字說，原州平高縣人，史國王之苗裔也……曾祖尼，魏摩诃大薩寶、張掖縣令。祖思，周京左師薩寶、酒泉縣令……(史君)隋開皇中，釋褐平原郡中正……義甯元年(617)，拜上騎都尉、授朝請大夫……武德九年(626)，以公明敏六閑，別敕授左二監……尋奉敕直中書省翻譯朝令，祿賜一同京職。貞觀叁年(629)，加授宣德郎。七年又加授朝請郎。九年，又加授通義郎。十叁年，又加授朝議郎……永徽四年(653)，有诏：朝議郎史诃耽，久直中書，勤勞可錄，可遊擊將軍、直中書省翻譯如故……乾封元年(666)，除虢州諸軍事，虢州刺史……深思抱退，固陳衰朽，抗表辭榮……遂其雅志。仍賜物五十段……以總章二年(669)九月二十叁日遘疾終于原州平高縣勸善裏舍。”[7](p69-71)由志文可知，史诃耽爲魏晉南北朝時來華的中亞史國人的後裔，平高縣(今甯夏固原)人，隋朝末年至唐朝初期長期在京城做官，唐武德九年奉敕擔任中書譯語人一職，一直到乾封元年任虢州刺史爲止，作中書譯語人達40年之久。其後告老還鄉，死于平高縣。可見史诃耽爲一資深中書譯語人，雖亦加封不少官銜，但一直以中書譯語爲正職。史诃耽本人亦見于史籍。《唐會要》卷六一“彈劾”條記，永徽元年(650)十月二十四日，“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史诃擔宅，監察禦史韋仁約劾之”。據《舊唐書》卷八○《褚遂良傳》載，褚遂良因此事不久即“出爲同州刺史”。此史诃擔即史诃耽。
除在中書省“翻書譯語”外，中書譯語人亦常常奉命出使。《冊府元龜》卷一○○○《外臣部•仇怨》記載，貞觀中(627-649)，“太宗遣折沖都尉、直中書譯語揖怛然纥使西域，焉耆王突騎支因遣使朝貢，請開大碛路以便行李，太宗許之”。《舊唐書》卷七一《魏征傳》記，貞觀中“高昌王曲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鹹欲因文泰遣使貢獻，太宗令文泰使人厭怛纥幹往迎接之”，後被魏征谏止。《資治通鑒》卷一九叁“貞觀四年(630)”條亦記載此事。從時間及事件上來看，此厭怛纥幹應爲揖怛然纥。他既爲高昌王曲文泰之臣，應爲西域人。由此看來，中書譯語人多從地方及周邊少數民族中選拔而來。除此之外，中書譯語人也經常奉命對周邊進行宣授或宣慰。據《新唐書》卷二一七《回鹘傳》載，德宗即位後，即遣“中人告喪，且修好”，後回鹘頓莫賀可汗立，又“遣中人與回纥使聿達幹往言其端”，欲與回鹘斷交。武宗會昌時，回鹘爲黠戛斯所滅，烏介可汗臣颉幹伽思欲借振武以居太和公主及可汗，武宗乃“诏右金吾衛大將軍王會持節慰撫其衆，輸糧二萬斛，不許借振武，令中人好語開谕”。此中人即中間人，應爲譯語人。
中書省譯語人因受理四方通貢及表疏之類的翻譯工作，關系重大，是要有一定職位的。如前引《史诃耽墓志》記其爲“直中書省翻譯朝令，祿賜一同京職”。唐代京官與外官差別較大，外官只有職分田，俸祿少，而京官除職分田外，亦享有祿米，隨等級不同而有差別，正一品七百石，最低從九品爲五十二石。[6](卷叁)《新唐書•百官志》中將中書譯語人置于隸屬于中書省的主書、主事之下，主書官爲從七品上，主事官爲從八品下，似乎譯語人則應低于從八品。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大唐六典》記譯語人屬直官，如前述史诃耽、揖怛然纥等官職名往往爲“直中書譯語”，似不直接爲中書省屬官，以他官攝權，所以其品秩似不低于從八品。另外，直中書譯語人往往兼受散官等職銜，如揖怛然纥亦擔任折沖都尉，史诃耽亦先後被授予宣德郎、朝請郎、通義郎、朝議郎等。據《新唐書》卷四九上《百官志四》記，折沖都尉“上府正四品上，中府從四品下，下府正五品下”；《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一》則記宣德郎爲“正第七品下階”；朝請郎爲“正第七品上階”；通義(議)郎于貞觀年間改爲奉議郎，官職爲“從第六品下階”；朝議郎爲“正第六品上階”。以上均爲文散官。雖說散官不理職務，加官而已，只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但唐製，“凡九品以上職事，皆帶散位，謂之本品。職事則隨才錄用”[1](《職官志一》)，即不論職事高低，以散官來確定其人的身份及地位。故直中書譯語人的品秩不會低于從八品，揖怛然纥最起碼是正五品下，史诃耽最後應是正六品上階，職位當不算低。此外，前述中書令褚遂良因購買其下屬譯語人宅地而被貶官的事實，亦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中書譯語人是有一定地位及影響的。
叁
另外，由上述分析亦可看出，不管是在鴻胪寺還是在中書省，擔任譯語人的多爲胡人。如史诃耽、石福慶爲中亞昭武九姓人(即粟特人)；揖怛然纥爲西域人，從姓名上看，應爲突厥人。隨及唐初，西突厥勢力強大，控製著西域廣大地區，故以突厥人爲譯語人，且出使西域，也是很正常的。不過，總的來看，以中亞粟特人爲多。這並不奇怪，因爲中亞胡人，特別是粟特人本來就是一個商業民族，其足迹遍布古代歐亞大陸的商道上。從魏晉到隋唐，大量的粟特人東來興販，穿梭往來于絲路沿線的各個地區，同各個民族打交道，所以粟特人大都通曉多種語言。《安祿山事迹》中記，安祿山“長而奸賊殘忍，多智計，善揣人情，解九蕃語，爲諸蕃互市牙郎”[8](pl)。其部將史思明亦“通六蕃譯，亦爲互市郎”[2](《逆臣傳》)。“六蕃譯”、“九蕃語”大概就是表示精通多種語言的意思。由于粟特人的這種本領，粟特語也就成爲當時絲綢之路上不同民族間交往時用的混合語了(Lingua franca)[9](p70)，故在絲路沿線諸鎮，多有粟特人充當政府的譯語人。如唐代絲路重鎮西州(今新疆吐魯番)即是如此。吐魯番阿斯塔那188號墓、210號墓出土有《唐譯語人何德力代書突騎施首領多亥達幹收領馬價抄》[10](p87)、《唐西州高昌縣譯語人康某辯辭爲領軍資練事》[11](p72)等文書，即是證明。
總之，唐代長安譯語人是政府爲便于與外國及周邊少數民族交往所設的官職，多由胡人擔任，由于職業上的原因，常與中外各級官員打交道，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在對外開放及對外交往空前繁榮的唐代，他們無疑起了促進作用。
《唐代長安譯語人(韓香)》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