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间(793-805)，宰相贾耽就著有《四道记》一书，此书已佚，《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摘录其文，其中对边州入四夷道等“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记”。贾耽所记，显然主要出自鸿胪寺译语人之口。另外，鸿胪寺译语人亦为其他部门提供服务。如尚书省兵部职方司的职方郎中、员外郎因掌“天下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候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迩，及四夷之归化者”，故每有四方番客到京，即“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副上于省”。[6](卷五)《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兵部”亦记，鸿胪寺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显然是要求鸿胪寺将来朝者的容貌、服饰画图上报兵部职方司。《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条中关于番国朝贡例即记，“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从而为编修国史提供方便，这其中显然得通过译语人这个中介才能进行。
二
唐中央机构中另一个部门中书省，因有大量的文书及译语工作，则设“翻书译语”。《大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条称，中书省有“翻书译语十人”；《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中书省”条下记，“蕃书译语十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元年”条下胡三省注云：“中书掌受四方朝贡及通表疏，故有译语人。”在中书省中既然称为“翻书译语”，显然与鸿胪寺中译语人的工作性质有所不同，主要负责四方朝贡的译语及接收四方表疏进行翻译工作，口译与笔译是并重的。
关于唐代中书省译语人情况，史料记载亦很有限。《全唐文》卷七○一载李德裕《论译语人状》中云：“右缘石佛庆等皆是回鹘种类，必与本国有情。纥扢斯专使到京后，恐语有不便于回鹘者，不为翻译。兼潜将言语辄报在京回鹘，望赐刘沔、忠顺诏，各择解译蕃语人不是与回鹘亲族者，令乘递赴京，冀得互相参验，免有欺蔽。”李德裕乃武宗时期宰相，常中书门下省，此石佛庆应为中书译语人。此状大约写于会昌年间，当时黠戛斯(即纥扢斯)多次遣使至长安，希望与唐联合攻打回鹘。而石佛庆乃“回鹘种类”，故李德裕担心其会将言语“不便于回鹘者”不翻译出来，或是将机密泄露给在京回鹘，于是不得不从外地借调译语人来。从姓名上看，状中石佛庆应为中亚石国人，而回鹘中有不少中亚昭武九姓胡。“安史之乱”爆发后，回鹘因助唐平叛有功，享有很多特权，因而中亚昭武九姓胡人常冒回鹘之名来内地经商。代宗时(762-766在位)，“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2](《回鹘传》)。故状中称石佛庆为“回鹘种类”亦是不为过的。
同为中书译语人的还有中亚人史诃耽。1986年5月，宁夏固原博物馆考古队对固原县南郊乡小马庄村唐代史氏家族墓地进行发掘，出土《史诃耽墓志》。志文云：“君讳诃耽，字说，原州平高县人，史国王之苗裔也……曾祖尼，魏摩诃大萨宝、张掖县令。祖思，周京左师萨宝、酒泉县令……(史君)隋开皇中，释褐平原郡中正……义宁元年(617)，拜上骑都尉、授朝请大夫……武德九年(626)，以公明敏六闲，别敕授左二监……寻奉敕直中书省翻译朝令，禄赐一同京职。贞观三年(629)，加授宣德郎。七年又加授朝请郎。九年，又加授通义郎。十三年，又加授朝议郎……永徽四年(653)，有诏：朝议郎史诃耽，久直中书，勤劳可录，可游击将军、直中书省翻译如故……乾封元年(666)，除虢州诸军事，虢州刺史……深思抱退，固陈衰朽，抗表辞荣……遂其雅志。仍赐物五十段……以总章二年(669)九月二十三日遘疾终于原州平高县劝善里舍。”[7](p69-71)由志文可知，史诃耽为魏晋南北朝时来华的中亚史国人的后裔，平高县(今宁夏固原)人，隋朝末年至唐朝初期长期在京城做官，唐武德九年奉敕担任中书译语人一职，一直到乾封元年任虢州刺史为止，作中书译语人达40年之久。其后告老还乡，死于平高县。可见史诃耽为一资深中书译语人，虽亦加封不少官衔，但一直以中书译语为正职。史诃耽本人亦见于史籍。《唐会要》卷六一“弹劾”条记，永徽元年(650)十月二十四日，“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史诃担宅，监察御史韦仁约劾之”。据《旧唐书》卷八○《褚遂良传》载，褚遂良因此事不久即“出为同州刺史”。此史诃担即史诃耽。
除在中书省“翻书译语”外，中书译语人亦常常奉命出使。《册府元龟》卷一○○○《外臣部•仇怨》记载，贞观中(627-649)，“太宗遣折冲都尉、直中书译语揖怛然纥使西域，焉耆王突骑支因遣使朝贡，请开大碛路以便行李，太宗许之”。《旧唐书》卷七一《魏征传》记，贞观中“高昌王曲文泰将入朝，西域诸国咸欲因文泰遣使贡献，太宗令文泰使人厌怛纥干往迎接之”，后被魏征谏止。《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四年(630)”条亦记载此事。从时间及事件上来看，此厌怛纥干应为揖怛然纥。他既为高昌王曲文泰之臣，应为西域人。由此看来，中书译语人多从地方及周边少数民族中选拔而来。除此之外，中书译语人也经常奉命对周边进行宣授或宣慰。据《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载，德宗即位后，即遣“中人告丧，且修好”，后回鹘顿莫贺可汗立，又“遣中人与回纥使聿达干往言其端”，欲与回鹘断交。武宗会昌时，回鹘为黠戛斯所灭，乌介可汗臣颉干伽思欲借振武以居太和公主及可汗，武宗乃“诏右金吾卫大将军王会持节慰抚其众，输粮二万斛，不许借振武，令中人好语开谕”。此中人即中间人，应为译语人。
中书省译语人因受理四方通贡及表疏之类的翻译工作，关系重大，是要有一定职位的。如前引《史诃耽墓志》记其为“直中书省翻译朝令，禄赐一同京职”。唐代京官与外官差别较大，外官只有职分田，俸禄少，而京官除职分田外，亦享有禄米，随等级不同而有差别，正一品七百石，最低从九品为五十二石。[6](卷三)《新唐书•百官志》中将中书译语人置于隶属于中书省的主书、主事之下，主书官为从七品上，主事官为从八品下，似乎译语人则应低于从八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唐六典》记译语人属直官，如前述史诃耽、揖怛然纥等官职名往往为“直中书译语”，似不直接为中书省属官，以他官摄权，所以其品秩似不低于从八品。另外，直中书译语人往往兼受散官等职衔，如揖怛然纥亦担任折冲都尉，史诃耽亦先后被授予宣德郎、朝请郎、通义郎、朝议郎等。据《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四》记，折冲都尉“上府正四品上，中府从四品下，下府正五品下”；《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则记宣德郎为“正第七品下阶”；朝请郎为“正第七品上阶”；通义(议)郎于贞观年间改为奉议郎，官职为“从第六品下阶”；朝议郎为“正第六品上阶”。以上均为文散官。虽说散官不理职务，加官而已，只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但唐制，“凡九品以上职事，皆带散位，谓之本品。职事则随才录用”[1](《职官志一》)，即不论职事高低，以散官来确定其人的身份及地位。故直中书译语人的品秩不会低于从八品，揖怛然纥最起码是正五品下，史诃耽最后应是正六品上阶，职位当不算低。此外，前述中书令褚遂良因购买其下属译语人宅地而被贬官的事实，亦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书译语人是有一定地位及影响的。
三
另外，由上述分析亦可看出，不管是在鸿胪寺还是在中书省，担任译语人的多为胡人。如史诃耽、石福庆为中亚昭武九姓人(即粟特人)；揖怛然纥为西域人，从姓名上看，应为突厥人。随及唐初，西突厥势力强大，控制着西域广大地区，故以突厥人为译语人，且出使西域，也是很正常的。不过，总的来看，以中亚粟特人为多。这并不奇怪，因为中亚胡人，特别是粟特人本来就是一个商业民族，其足迹遍布古代欧亚大陆的商道上。从魏晋到隋唐，大量的粟特人东来兴贩，穿梭往来于丝路沿线的各个地区，同各个民族打交道，所以粟特人大都通晓多种语言。《安禄山事迹》中记，安禄山“长而奸贼残忍，多智计，善揣人情，解九蕃语，为诸蕃互市牙郎”[8](pl)。其部将史思明亦“通六蕃译，亦为互市郎”[2](《逆臣传》)。“六蕃译”、“九蕃语”大概就是表示精通多种语言的意思。由于粟特人的这种本领，粟特语也就成为当时丝绸之路上不同民族间交往时用的混合语了(Lingua franca)[9](p70)，故在丝路沿线诸镇，多有粟特人充当政府的译语人。如唐代丝路重镇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即是如此。吐鲁番阿斯塔那188号墓、210号墓出土有《唐译语人何德力代书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收领马价抄》[10](p87)、《唐西州高昌县译语人康某辩辞为领军资练事》[11](p72)等文书，即是证明。
总之，唐代长安译语人是政府为便于与外国及周边少数民族交往所设的官职，多由胡人担任，由于职业上的原因，常与中外各级官员打交道，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在对外开放及对外交往空前繁荣的唐代，他们无疑起了促进作用。
《唐代长安译语人(韩香)》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