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的供養文字刻劃或書寫于器物上。按照佛教的說法，供養佛祖的人可以得到諸多好處，《法苑珠林》卷四十一記載：“自作供養者，得大果報，他作供養者，得大大果報。自作、他作供養者，得最大大果報”。出于這樣的動機，佛教徒們紛紛依據本人的財力、物力，或出資建廟、造窟、塑佛，或施舍寺院以財物。燒香念佛、頂禮膜拜、錢物施舍、寺廟供養，僅僅是爲了滿足對福、祿、壽、財等各種利益欲望的渴求，達到家庭平安、身體健康、婚姻美滿、發財致富、升官揚名的目的。1922年廣東省潮州羊皮崗北宋墓出土了四尊帶座瓷質佛像(注：陳萬裏：《從幾件瓷造像談到廣東潮州窯》，《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3期。)，其中僅一尊完好無損，塑佛祖釋迦牟尼像，著通肩寬衣，頭盤高肉髻，雙耳垂肩，相貌端莊，作結跏趺坐狀，其冠發、眉眼、須鬓施繪釉下黑褐彩，形象栩栩如生。佛像方座四側刻“潮州水東中窯甲、弟子列扶同妻陳氏十五娘發心塑釋迦牟尼佛，永充散施供養，爲父劉用及阖家男女乞保平安。熙甯元年戊申歲五月廿四日題，匠人周明”，其余叁尊佛像的基座四周也刻有意思基本雷同的題記，時間均爲北宋治平、熙甯年間。熙甯二年(1069年)的佛像座題記中，還有超度亡靈、保家平安的內容：“潮州水東，甲窯甲弟子陳十五娘同男劉育發心塑釋迦牟尼佛教施永充供養，奉爲亡夫劉第七郎早超生界願阖家男女乞保平安，熙甯二年乙酉當正月十八日題，匠人周明”。這四件瓷塑釋迦牟尼佛像與刻劃在像座上佛教內容的銘文交相輝映，其主題思想十分突出。佛像是佛教偶像崇拜的産物，東漢時期中國便鑄造金銅佛造像，南北朝時期的開窟造像之風和佛教開始的中國化進程，促使各種質地的佛像在中華大地上，或矗立于山崖溝谷傲視芸芸衆生、或被安置在寺廟供佛教徒朝拜、或進入平常百姓家中，食起人間煙火，成爲居士信徒的偶像。將佛像置于墓中，把佛祖與中國古代墓葬製度中經常隨葬的模型明器、鎮墓獸、谷倉罐等同起來，從中寄托生者對平安幸福美好生活的祈求和對死者早日羽化升天的祝願，佛像開始成爲葬俗的組成部分，其世俗化的特征照然若揭。

　　 1954年江蘇省文管會在安徽省蕭縣白土鎮征集到一件瓷瓶(注：宋伯胤：《蕭窯瓶》，《南京博物院藏寶錄》，上海文藝出版社、叁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腹部刻劃“白土鎮窯戶趙順謹施到花瓶壹對，供養本鎮南寺慈氏菩薩”，圈足底部刻楷書“時皇統元年叁月二十二日造”，金皇統元年(1141年)當是南宋紹興十一年。1953年四川省彭縣開鑿人民渠，在堋口鄉金山寺遺址出土了一件宋代六瓣形白釉碗，(注：馮先銘主編：《中國古陶瓷圖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外壁刻劃一周銘文：“彭州金城鄉窯戶年土良，施碗碟壹料，永充進(敬)盞，供獻售(受)用，祈願神明衛護，盒(阖)家安泰”。浙江省紹興市官山宋代瓷窯遺址發現的執壺(注：周燕兒：《趙窯青瓷款識初析》，《江漢考古》1996年第3期。)，腹部流下陰刻“弟子魏仁皓舍入觀音院常住使用”。1969年河北省定縣淨衆院舍利塔塔基出土的定窯白瓷蓋罐(注：中國陶瓷編輯委員會：《中國陶瓷•定窯》，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年。)，是佛弟子定燒供奉給高僧義演的隨葬物，刻有“至道元年四月日弟子虧岩記……”等銘文。從以上瓷器銘文的內容可知，這些精美的瓷器是佛教徒特意從産地有目的地定製，而離瓷器産地較遠的信徒，卻只能買來瓷器用筆墨在上面書寫，如1987年浙江省黃岩靈石寺塔出土的北宋越窯青釉熏爐(注：馮先銘主編：《中國古陶瓷圖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爐內有兩行墨書題記：“鹹平元年茂(戊)戌十一月二十四日當寺僧紹光括入塔買舍供養童行奉詢弟子姜彥從同舍利永光”。1969年河北省定縣靜志寺宋代塔基出土的兩件北宋定窯白釉刻花對蝶紋花口洗(注：中國陶瓷編輯委員會：《中國陶瓷•定窯》，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年。)，外底無釉，分別墨書：“太平興國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施主男弟子吳成訓錢叁拾足陌供養舍利”，以及“太平興國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施主男弟子吳成訓更施錢叁拾文足陌供養舍利”。這樣做的目的和意圖是相同的，刻劃或書寫的內容也並無二致，他們都是向佛教的寺院塔廟提供各類瓷器，刻上信徒的姓名和願望後，送到供奉的寺院裏，以表示自己對佛的忠誠和奉獻精神，同時祈求得到佛祖的各種關照。宋代瓷器中佛教供養題材銘文的流行，一方面說明了佛教供養觀念的深入人心，時人爲求得現實生活中生者的平安幸福、幽冥世界中死者的早脫苦難，以超生投胎、再世爲人，把心中美好的祝願，借助實物，向佛祖貢獻；另一方面，作爲供奉物的宋代瓷器，品種多樣，製作精美，表明時人對瓷器的推崇，畢竟懷著那顆虔誠的心向佛祖祈求降福的心意，是需要用供養的器物是否珍貴來體現的。世俗的人們把實物奉獻給至高無上的佛祖，佛祖用無邊的法力造福世人，不食人間煙火的佛與現實中的人們走得如此之近，就如同當時社會關系中官民之間行賄受賄的翻版。

　　 佛教在中國的通俗化、大衆化，宋代是一個重要的開端。佛教慢慢地褪去了神秘的袈裟外衣，被深深地融入俗世。燒香設供、許願還願，成爲佛教徒不求成佛，只求卻魔消災、多子多壽、保家庭日常生活平安幸福的現實性、功利性的表現形式。宋瓷銘文中的佛教內容是佛教大衆化、民俗化的産物，其內容雖然有限，無法與佛教石窟的壁畫、造像等豐富多彩的題材相比，其藝術成就更是不能相提並論，但它所揭示的社會現象和觀念卻有異曲同工之妙，只在規模和藝術性方面有較大的差異。供奉這些器物給寺廟的佛教徒均是名不見經傳的下層平民百姓，他們所祈求的也僅僅是讓死者靈魂安息、生者平安幸福，反映的是宋代平民階層最普遍、最基本的願望，與六朝時期供養人絕大多數是皇室、貴族階層的佛教徒這一現象相比，宋代佛教徒的成份發生了驚人的變化。

　　 瓷器銘文中的佛教內容，肇始于宋代，伴隨著佛教世俗化傾向的日益加劇和中國古代製瓷業水平的提高，到明清時期大量出現，內容則更加細致、現實。瓷器銘文的佛教內容大爲拓展，佛祖猶如有求必應的萬能的神靈，福祿壽喜、婚喪嫁娶、出門遠行、生意興隆都要求得佛的照應。瓷器銘文中的佛教內容，從一個側面展示了佛教在中國由一個外來宗教，逐步演變爲儒、道、佛叁教合一的世俗化、大衆化了的中國式的宗教過程。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唐、宋時期，佛教已走進千家萬戶，成爲民俗化、大衆化、實用化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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