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室內部各派政治勢力之間的角鬥，加上他叔父薩班的精心培育和他的聰明穎悟，使他學到了豐富的政治鬥爭經驗，培養了敏銳的政治眼光。在蒙古王室內部錯綜複雜的政權鬥爭的漩渦中，八思巴始終正確地把握住方向，一心一意地投靠“思大有爲于天下”的忽必烈這位政治人物，首先在政治上給忽必烈産生了信任感。政治上的得勢，爲其傳教說法鋪平了道路。同時，他還憑借謙遜平和的品行、勤懇好學的精神、淵博的學識贏得了忽必烈及其一家的喜愛和敬重，並使忽必烈接受了藏傳佛教。

　　 忽必烈在“潛邸”時，就已結識中原文士，熟悉中原漢地的情況，接受了中原漢人的文化。在他的王府中，招徕了一大批漢族知識分子作幕僚，並十分重用他們。大凡吏治、用兵、理財、屯田等事宜，乃至奪取汗位，“立國規模”等，多出自這些人的計謀。他們還給忽必烈的講解漢族文化經典《大學衍義》、《孝經》、《尚書》、《易經》及儒家的政治學和曆史等。在這些幕僚當中，漢地僧人劉秉忠對忽必烈的影響最深。由于他博學多能、善于出謀劃策，深受忽必烈的重視。他的安邦、定國、治吏、用兵等主張，對忽必烈采用“漢法”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1251年，蒙哥汗即位後，忽必烈受命主管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從此他就更加緊密地與漢族的政治及文化結合起來。在這種情況下，應該說中國內地的佛教文化無疑會對忽必烈的思想信仰産生重大影響。但雖然如此，忽必烈及其他諸王貴族最後還是選擇了藏傳佛教。

　　 就佛教而言，它具有內向、保守、封閉等基本特性。然而藏傳佛教正式登上蒙古地區的宗教舞臺，這對靠劍與火來爲自己開辟道路的蒙古統治階級而言，是十分有趣的。尤其是對忽必烈這樣一位勵精圖治、大有所爲的政治人物接受藏傳佛教的現象加以探究，筆者認爲這種現象不僅與其實用主義心理有關，同時也與藏傳佛教對這種實用主義心理的滿足有著密切聯系。

　　 忽必烈對藏傳佛教的實用主義心理，主要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中國曆史上的統治者提倡宗教，似乎都有其直接的政治原因。然而忽必烈提倡藏傳佛教，不僅僅是爲了利用它，而是還企圖在佛教中尋求治國安邦的理論和方法。《元史·釋老傳》記載：“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乃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犷則好鬥，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于帝師。”從這段記載中，清楚地看出忽必烈推崇藏傳佛教，並重用八思巴的目的，就是“因其俗而柔其人”，有效地統治西藏。重用一個八思巴，勝過動用千軍萬馬去征伐“地廣而險遠，民犷而好鬥”的西藏，這是根據西藏特殊的宗教製度所采取的策略。西藏雖然教派林立，但是由于前世所製定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即通過確立薩迦派的領導地位，帶來了整個西藏的歸順。如此巨大的政治利益，對作爲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來說，不能不仿效其前人的做法。可是這種“懷柔”的策略，在漢地是行不通的。在漢地，東晉南北朝時代，統治者對佛教加以利用和支持，而且當時許多有名的僧人受貴族王室崇信，被稱爲“家師”、“門師”、“國師”的稱號。到了唐朝和遼、金時代，國師等僧人兼有一定的政治權力。但是沒有一個朝代的宗教勢力象藏傳佛教那樣介入到政權領域。特別是到了宋朝，隨著專製集權製度的強化，佛教完全被控製在世俗政權統治之下。正是在中央政權的限製下，佛教逐步走向大衆化、通俗化、喪失了自身獨特的價值，而作爲佛教的精英——高僧，則脫離大衆化需要，逐漸地與佛教溶爲一體。佛教在宋朝已經呈現出衰微之勢。在這種情況下，忽必烈不會不意識到漢地佛教難以成爲強化自己統治的武器。

　　 忽必烈推崇藏傳佛教，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蒙藏兩個民族與藏傳佛教之間的默契，蒙古統治者需要通過宗教來降服和治理西藏，而西藏僧人也需要通過強大的政治靠山來鞏固和加強其地位。早在1242年，忽必烈召見海雲法師時就問道：“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從這段問話中可以看出忽必烈首先關心的是從佛法中尋求治國安邦的理論和方法。海雲法師也從爲政的角度予以解答，說明了信奉佛法的必要。正是這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才使胸懷大志的忽必烈萌發了信仰的念頭。如果說忽必烈的這種念頭開始時顯得較爲模糊混沌的話，1251年和1253年與八思巴的兩次會見，以及在青、甘、川地區接觸到藏族社會後，便不斷得到增強和激發。他認識到藏傳佛教僧人在統治西藏方面的極端重要性。當時西藏社會狀況正如杜齊所說：“在這時教派得到很大的權力，成爲一個與貴族平起平坐的新勢力，並逐漸代替了貴族，寺院擁有了特權，壟斷土地和財富，不僅依靠武裝、專門打仗的僧人和其他世俗權力的源泉以取得人們的尊敬，”(注：見杜齊著《西藏中世紀史》，李有義等譯，第16頁。)而且他們也握有那些看不見的、更使人敬畏的武器，即統治人們精神的宗教。因此，對于這樣的地區只能采取“因其俗而柔其人”的策略，這也是最適合藏族地區的政治宗教情形的有效統治辦法。對于一個政治家來說，無論推崇或信仰哪一個宗教，都有其明確的政治目的和實用主義心理。所以說忽必烈接受藏傳佛教，而不信奉漢地佛法，這是正常的，同時也是必然的。誠然，忽必烈雖然沒有接受漢地的佛法，但他在政治上接受了“漢法”，思想上接受了儒教。這也是由他有效地統治漢地的政治目的所決定的。

　　 由于藏傳佛教在西藏地區歸屬蒙古汗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八思巴的傑出貢獻，以及八思巴與忽必烈的親密無間的友好關系，大大提高了藏傳佛教的地位。藏傳佛教從忽必烈汗的個人信仰，很快變成蒙古王室的共同信仰。忽必烈始終忠實地貫徹了其祖父的宗教政策，並沒有把自己的信仰強加給蒙古族百姓和其他民族。其他宗教仍然同時並存、自由信仰。這是藏傳佛教只在蒙古王室達官貴族中間受到信仰，而在下層的蒙古族人民中間沒有得到傳播的主要原因。從藏傳佛教方面看，薩迦派由于受到優厚的政治待遇和豐富的物質享受而滿足于現狀，不求擴張教派勢力。從其他教派方面來看，由于元朝實施合理的宗教政策，使得教派鬥爭難以激化。八思巴作爲統領全國釋教的帝師，對待各教派基本采取了相互平等、自由信仰的態度。因而對其他教派形成安全感。同時，薩迦派由于受到朝廷的格外寵愛，限止了其他教派的膨脹勢頭。八思巴和忽必烈之後，元朝曆代皇帝在繼續支持扶植薩迦派的同時，與其他教派也不斷接觸，給以賞賜，進行攏絡，這不僅在客觀上鼓勵各教派爲爭取寵愛而與中央保持親近，同時也限止了各教派因內部沖突而擴大其勢力範圍的態勢。

　　 另外，元朝政府牢牢地控製著西藏宗教勢力和地方政權，作爲地方世俗勢力，不能(也不能)插手宗教事務，使得教派之間政治鬥爭得以緩和，教派勢力向外擴張的需求也逐漸地淡薄了。同時元朝曆代皇帝的帝師們無論出身于哪一個教派，都沒有在皇室以外的地方擴大其勢力範圍。藏傳佛教在傳入蒙古後的百余年間，主要在皇宮從事宗教活動傳播，而廣大的蒙古族百姓並沒有皈依佛門，他們依然信奉原有的薩滿教。隨著元朝的覆滅，蒙古統治者撤出中原，退回塞外草原，藏傳佛教一度在蒙古社會中聲銷迹滅，曆經2個世紀以後，才開始再度弘傳。

《元代蒙古王室與藏傳佛教的關系(赯吉思)》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