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五山十刹寺製考論
劉長東
[成都]宗教學研究，2004年第2期
100-108頁
【作者簡介】劉長東(1967-)，文學博士，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內容提要】在宋政府的寺院管理中，五山十刹是等第最高、朝廷幹預程度最強的一類官寺；其詳細記載見于明清文獻。學界或有視其爲信實的材料並據以立論，而本文通過詳細考證，認爲這些記載是真僞參半的，並就禅院五山十刹製在宋代政教關系中的意義作了探討。
【關 鍵 詞】宋代|五山十刹|寺製|政教關系
據明清文獻的記載，宋甯宗嘉定年間佛教寺院有所謂五山十刹的製度。關于此寺製，中外學者多有所論，自日本伊東忠太在上世紀初發表考論之文後，忽滑谷快天、鹫尾順敬、竺沙雅章、石井修道，我國的胡適、黃敏枝、釋東初、楊曾文、嚴耀中、張十慶等皆嘗專論或言及之。蓋因有關宋代五山十刹的材料原本就極有限，故近百年來，在中國古文獻中被發掘出的最基本的直接材料僅約十條，論者們據之討論了此寺製在宋代的起源及其住持任命情況，或複藉日本古文獻的材料，探討了其對日本寺製的影響等問題；且有的論者對文獻記載的可靠性未嘗有疑，而作爲信實無虛的材料並據以立論(注：參伊東忠太《五山十刹圖彙就て》，《佛教史學》第1編第4號第1-16頁，1911年；忽滑谷快天1925年初版《中國禅學思想史》，朱謙之譯本第58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鹫尾順敬《日本禅宗史の研究》第234-252頁，金尾文淵堂1947年；竺沙雅章《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第102頁及第108頁，同朋舍1982年；石井修道《中國の五山十刹製度の基礎的研究(1)-(4)》，《駒澤大學佛教學部論集》第13-16號，1982-1985年；胡適《中國佛學史》第615-616頁、第621-625頁，中華書局1997年；釋東初《中日佛教交通史》第428-433頁，臺灣東初出版社1989年；黃敏枝《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第313-317頁，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楊曾文《日本佛教史》第489-490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嚴耀中《江南佛教史》第289-29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張十慶《五山十刹圖與南宋江南禅寺》第19頁，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但我們倘作深入考察，則會發現在宋代的所謂五山十刹說中，既有信實的成分，亦有不盡可靠之處；明清文獻中的相關記載，可謂是真僞參半。本文擬對宋代五山十刹說的信實性試作考訂，並對禅院五山十刹製在宋代政教關系中的意義略作探討。
一、關于禅院五山十刹奏立說的信實性
關于宋代的五山十刹寺製，最早的較詳記載見于明宋濂的兩篇塔銘：“浮圖之爲禅學者，自隋唐以來，初無定止，唯借律院以居。至宋而樓觀方盛，然猶不分等第，唯推在京巨刹爲之首。南渡之後，始定江南爲五山十刹，使其拾級而升。”(《天界善世禅寺第四代覺原禅師遺衣塔銘》)“古者住持各據席說法，以利益有情，未嘗有崇庳之位焉。逮乎宋季，史衛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之所謂官署。其服勞于其間者，必出世小院，候其聲華彰著，然後使之拾級而升。其得至于五名山，殆猶仕宦而至將相。”(《住持淨慈禅寺孤峰德公塔銘》)(注：《宋學士文集》卷25，第213頁；卷40，第316頁；《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明朱國祯也論及此寺製，所言與後一塔銘大同，應本于宋濂之說(注：《湧幢小品》卷28“住持”條，第669-670頁，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是則五山十刹據說爲史彌遠所奏立。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叁亦雲：“淨慈禅寺，……嘉泰四年(1204)複毀，嘉定十叁年(1220)複建，……時宰臣建議，以京輔佛寺，推次甲乙，尊表五山，爲諸刹綱領，而淨慈與焉。”(注：《西湖遊覽志》第30-31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田汝成所言的嘉定年間，正是史彌遠在相位之期，則其與宋濂的記載是一致的。又，明釋廣賓《上天竺山志》卷十二：“宋史彌遠，四明人，當國日奏列五山十刹，比仕官之九棘叁槐，仍分禅教，如文武班；僧必出小院，聲華彰著，拾級而升。”(注：《上天竺山志》第383頁，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其說法也大同于上引者。明代人不僅對宋代五山十刹製的奏立等問題有較詳記載，且還指出禅院和教院各有其五山十刹，並俱指實其寺名，如田汝成《西湖遊覽志余》卷十四《方外玄蹤》雲：“嘉定間(1208-1224)品第江南諸寺，以余杭徑山寺，錢唐靈隱寺、淨慈寺，甯波天童寺、育王寺，爲禅院五山。錢唐中天竺寺，湖州道場寺，溫州江心寺，金華雙林寺，甯波雪窦寺，臺州國清寺，福州雪峰寺，建康靈谷寺，蘇州萬壽寺、虎丘寺，爲禅院十刹。以錢唐上天竺寺、下天竺寺，溫州能仁寺，甯波白蓮寺，爲教院五山。錢唐集慶寺、演福寺、普福寺，湖州慈感寺，甯波寶陀寺，紹興湖心寺，蘇州大善寺、北寺，松江延慶寺，建康瓦棺寺，爲教院十刹。杭州律院，……不在五山十刹之列。”(注：《西湖遊覽志余》第260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明郎瑛《七修類稿》也載有以上內容(注：《七修類稿》卷五“五山十刹”條，第55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不僅在寺院名稱和次第上全同于前者，且前者在教院五山中漏寫一寺，後者亦然；而後者成書略晚于前者(注：田汝成《西湖遊覽志》似與《西湖遊覽志余》同時撰寫，前書初刻于嘉靖26年(1547年)，而郎瑛《七修類稿》大致編成于嘉靖末年。參叁書之《出版說明》。)，可見郎瑛的記載是節抄田汝成的，二者在傳承上屬同一系統。另外，日本也有中國禅院五山十刹的記載，見無著道忠(1653-1745)《禅林象器箋》(注：《禅林象器箋》卷1“五山”條和“十刹”條，第6-11頁，《佛光大藏經》本，高雄：佛光出版社1994年。)，但其所言與田汝成一系的記載在寺院名稱和次第上皆有異，這說明二者的傳承系統不同。不過二系在寺名上的出入只是禅院十刹中的兩寺，第一處異同是田汝成書的第四刹作金華雙林寺，而無著道忠書的第八刹作雲黃山寶林寺；《明一統志》言“寶林寺”“在雲黃山下”(注：李賢《大明一統志》卷42《金華府•寺觀》，第715頁，西安：叁秦出版社1990年。)，此寺顯然與無著道忠所言者爲同一寺，而據雍正《浙江通志》所言“寶林禅寺”“即今雙林寺也，《金華府志》：“宋治平二年賜今額””(注：嵇曾筠等《浙江通志》卷232《寺觀七•義烏縣》，第41頁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參朱中翰《雙林寺考古志》，《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59冊第79頁，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則見寶林即雙林寺。第二處異同是田汝成書的第八刹作建康靈谷寺，無著道忠書的第叁刹作蔣山太平興國寺；而據明徐一夔《敕賜靈谷寺碑》和明釋幻輪《釋氏稽古略續集》卷二載，蔣山寺在明洪武中曾遷寺址，並被明太祖賜改寺名爲靈谷(注：《始豐稿》卷11，第9頁右至第11頁左，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大正藏》第49冊第931頁上。)，可見建康靈谷寺即蔣山太平興國寺；二系之出入，特實同而名異耳。
茲先論禅院五山十刹奏立的信實性。明清時，以上二系所載的禅院五山十刹之說甚爲流行。除清吳偉業所言“宋元以來，浙河東西分立五山十刹，而靈隱實居其最”(注：《梅村家藏稿》卷51《靈隱具德和尚塔銘》，第225頁，《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有居其最者爲靈隱而非徑山的異說外，其余的如宋濂說江心寺“其名列在江南十刹”(注：《宋學士文集》卷8《送覺初禅師還江心序》，第頁。)，明溥洽說“徑塢爲五山之首”(注：《徑山集》卷下《月江和尚升住徑山京都宗刹疏》，第106頁，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清孫治說“中竺爲禅院十山之首”(注：《靈隱寺志》卷6下《靈隱遍五宗論》，第383頁，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清厲鹗說“雲林(按，康熙中靈隱更名雲林)向爲五山十刹之一”(注：《樊謝山房文集》卷5《五百羅漢殿記》，第246頁，《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等，都與二系同；孫治的“宋甯宗嘉定時，品第禅院五山，以徑山爲第一，靈隱次之，淨慈又次之，天童又次之，育王又次之”(注：《靈隱寺志》卷6下《靈隱不宜爲第二山論》，第382頁。)之說，其寺名與等第更與二系全同。
明清時流行的此類說法的信實性又如何呢？我們當以宋元的材料來證之。首先，在宋末元初確有五山或五山十刹之說。如牟巘(1227-1311)言吳興道場寺“自熙甯間大蘇公《遊道場諸詩》一出，名愈重五山，由此其選不輕畀也”(注：《牟氏陵陽集》卷24《龍源禅師塔銘》，第18頁左至第19頁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周密(1232-1298)說“淳祐庚戌(1250)之春，創新寺於西湖之積慶山，……穆陵宸翰賜名顯慈集慶教寺，……其後恩數加隆，雖禦前五山亦所不逮”(注：《癸辛雜識》別集下“閻寺”條，第29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中峰明本(1263-1323)亦雲“牛頭橫出一枝，南北宗分，兩派皆腰鐮荷锸，火種刀耕，……彼時安有五山十刹之廣居”(注：《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11《山房夜話》，《大藏經補編》第25冊第801頁，臺北：華宇出版社1984年。)；又，元順帝至元元年(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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