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诏許釋德煇編《敕修百丈清規》，其卷五“遊方參請”條也有“五山大方”(注：《大正藏》第48冊第1140頁中。)的記載。以上四條材料說明宋末元初確有所謂“五山十刹”，可見明清文獻的記載中有其可信的成分。另外，據說日僧徹通在理宗開慶元年(1259)入宋巡禮諸山後，繪有《五山十刹圖》，果如是，則也可證宋末確有五山十刹。(注：《五山十刹圖》是否果爲徹通所繪，尚待確證，參伊東忠太《五山十刹圖に就て》，《佛教史學》第1編第4號第1-16頁，1911年；石井修道《中國の五山十刹製度の基礎的研究(一)》，《駒澤大學佛教學部論集》第13號第116頁，1982年；張十慶《五山十刹圖與南宋江南禅寺》第9頁，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
其次，我們來看禅院的這十五所寺院中，在宋元文獻裏是否有其被列爲五山十刹的記載。明清文獻載嘉定間品第江南諸寺時，是以余杭徑山寺爲禅院五山之首的；此于宋代文獻可得參證，宋樓鑰《徑山興聖萬壽禅寺記》：“顯仁皇後在慈甯宮，高宗皇帝在德壽宮時，皆嘗遊幸，就書龍遊閣扁榜；孝宗皇帝書興聖萬壽禅寺，又賜以《圓覺經解》。天下叢林，拱稱第一。”(注：《攻媿集》卷57，第531頁，《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宋楊汝明《雙溪化城接待寺記》：“徑山天下第一禅刹，……佛日禅師宣公獲知今承(丞)相魯國公，居是山七年矣。……嘉定丙子……楊汝明記並書。”(注：《徑山集》卷上，第36-38頁。)樓鑰在嘉定中曾任宰輔，嘉定六年(1213)卒(注：《宋史》卷395，第34冊第12047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楊汝明爲徑山寺的下院撰記于嘉定九年(1216)。作爲嘉定中人，樓、楊專爲徑山撰寺記，循理應藉其尊列禅院五山首位之榮，以特筆彰顯之；但其實際卻否。其原因蓋如《西湖遊覽志》卷叁載淨慈寺“嘉定十叁年複建，……時宰臣建議，……尊表五山，……而淨慈與焉”(注：《西湖遊覽志》第30-31頁。)所示，五山十刹殆奏立于嘉定十叁年，而樓鑰之死和楊汝明之撰記皆在其前，故其寺記中未有五山之說。但據寺記中有“天下叢林，拱稱第一”和“徑山天下第一禅刹”之語，亦可見在嘉定中徑山已有天下“第一”禅刹之號；而到鹹淳叁年(1267)，林希逸說“錢塘上天竺，諸教寺之冠冕也；位置其人，亦猶五山之雙徑焉”(注：《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卷21《前天竺住持同庵法師塔銘》，第21頁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稱禅院徑山寺爲“五山之雙徑”，則宋度宗時徑山之居禅院五山“冠冕”顯然已爲人所悉知矣。而此適與明清文獻所言嘉定中列徑山爲五山十刹第一山，是相吻合的。而在元代，虞集(1272-1348)言“宋在東南，……尊表五山，……而淨慈在其中”(注：《淨慈寺志》卷1《至正二年重修淨慈報恩光孝禅寺記》，第133頁，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按，虞集此文未見于其《道園學古錄》和《道園遺稿》。)，其說也與明清記載相合。又，黃溍(1277-1357)說平江能仁寺“雄踞乎萬井中而隱然爲一大叢林，五山十刹殆無以尚也”(注：《金華黃先生文集》卷12《平江承天能仁寺記》，第121頁，《四部叢刊》初編本，商務印書館1926年。)，既言蘇州能仁寺不在五山十刹之列，則其心中自明五山十刹之數。而在此十五所寺院中，他曾言及兩所寺院，如其《虎丘雲岩寺興造記》雲：“東南大叢林號稱五山十刹者，虎丘實居其一。”(注：《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3，第224頁。)其《請如公住寶林疏》複雲：“乃眷雙林之勝境，猶存十刹之舊名。”(注：《禅林象器箋》卷1“五山”條，第7頁。)虞集和黃溍生于宋亡前七年與兩年，其言淨慈、虎丘和雙林(或曰寶林，參前文)皆在禅院十刹之列，應有所本；而這與田汝成等的記載正相合，是則田汝成等謂此叁寺之入禅院十刹，的非臆說。
複次，我們來看明清人關于禅院五山十刹奏立之說的信實性。日僧虎關師鍊(1278-1346)說“唐土五山起于大慧已後，當時靈隱寺兄弟……議定五山，非朝廷之製矣”(注：《淨慈寺志》卷1《至正二年重修淨慈報恩光孝禅寺記》，第133頁。)，以爲此寺製與朝廷無關；而明清人卻記載五山十刹是宋甯宗嘉定中奏立的。二說之是非，可據宋元文獻來裁斷。虞集言“宋在東南，時宰定其京輔佛寺，推次甲乙，皆有定等，尊表五山，以爲諸刹之綱領”(注：《大川普濟禅師語錄》附，《續藏經》第1輯第2編第26套第2冊第173頁左，上海：涵芬樓1923年。)，其說與明清人的記載有某些相通之處。而據物初大觀(1201-1268)《靈隱大川禅師行狀》載，普濟在嘉定十年後曾住持妙勝、淨慈、靈隱等八所寺院，其“遷淨慈，則京尹趙大資敷奏，……而遷靈隱，則序遷也”(注：《石田法薰禅師語錄》卷四附物初大觀撰《行狀》，《續藏經》第1輯第2編第26套第5冊第39頁右左。)又，當淳祐四年(1244)因住持石田法薰的退隱，而致靈隱寺住持虛席時(注：《石田法薰禅師語錄》卷四附物初大觀撰《行狀》，《續藏經》第1輯第2編第26套第5冊第39頁右左。)，據物初大觀《北澗禅師行狀》載，居簡時任淨慈寺住持，“京尹趙節齋，欲以例奏師補處”(注：參石井修道《中國の五山十刹製度の基礎的研究(四)》，《駒澤大學佛教學部論集》第16號第66頁，1985年。)；對普濟與居簡由淨慈遷靈隱，物初大觀用“序遷”和“以例”奏補的措辭，說明靈隱的寺格比淨慈高，且其間的住持遷轉順序已製度化(注：參石井修道《中國の五山十刹製度の基礎的研究(四)》，《駒澤大學佛教學部論集》第16號第44、71頁。)。這與宋濂所說五山十刹住持實行“拾級而升”製度，是相一致的。而這顯然是需經奏立才會有的製度，可見虎關師鍊之說不足依憑。
最後，我們來看奏立人的問題。明清人記載五山十刹的奏立者爲史彌遠，目前雖還未見可證此事的宋代文獻，但從史彌遠與佛教的關系來看，此說亦或可成立。彌遠家世奉佛，其父史浩在紹興十八年嘗往補陀洛迦山寶陀寺頂禮觀音大士，並得睹大士“金色照耀”等瑞相(注：元馮福京《大德昌國州圖志》卷7，《宋元方志叢刊》第6冊第6099頁，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補陀洛迦山中“又傳史衛王彌遠見茶樹上示一目，蓋二十年相業之谶”，故嘉定叁年“丞相史彌遠承父志，舍財莊嚴殿宇，廊庾備具，香燈供養”(注：元盛熙明《補陀洛迦山傳》，《大正藏》第51冊第1137頁上、第1138頁上。)。而據《鹹淳臨安志》卷七九和卷八二載，彌遠還曾撥“戶絕之田七百畝有奇”給臨安靈芝崇福寺，舍私田叁百畝給臨安南禅資福院(注：《宋元方志叢刊》第4冊第4073頁、第4116頁。)。彌遠也參與寺院住持的任命，如楊汝明言徑山寺住持“宣公獲知今承(丞)相魯國公”而居是山(注：《徑山集》卷上《雙溪化城接待寺記》，第36頁。)；道粲《徑山無准禅師行狀》言紹定五年“嵩少林散席徑山，朝命以師補處。抵京師，見丞相史衛王，衛王曰：“徑山住持他日皆老宿，無力茸理，衆屋弊甚。今挽吾師，不獨主法，更張蓋第一義也””，(注：《無准師範禅師語錄》附，《續藏經》第1輯第2編第26套第5冊第484頁左。)師範住持徑山也應與彌遠有關；《鹹淳臨安志》卷七九言靈芝崇福寺住持久公“爲今太傅樞使大丞相魯公所知，來董法席”，彌遠也因其崇佛而被久公歎美：“吾有化菩薩，爲天帝釋輔，方出現世間，能續佛慧命(注：《宋元方志叢刊》第4冊4073頁。)。”由于彌遠對佛教甚爲信奉和外護有加，故明代有關他以時相身份奏立五山十刹的記載，或有所本而可成立。
另外，在禅院五山十刹的奏立問題上，石井修道先生認爲，史彌遠奏立者並非五山十刹，而只是五山製，因爲十刹的位次在宋甯宗時尚未確立下來。其所據有二：一是宋洪咨夔《佛心禅師塔銘》對如琰在甯宗時任徑山寺住持的記載：“曆越之能仁、明之光孝、建康之蔣山，皆迫而後應；最後天童與是山，宸命也。”二是林希逸《徑山偃溪佛智禅師塔銘》對廣聞在理宗淳祐五年任雪窦寺住持的記載：“乙巳，雪窦虛席，製阃顔公以師聞，如奏敕下。此山給敕，自師始。”此二材料表明禅院十刹中的蔣山和雪窦寺，在甯宗時並未敕差住持，而五山十刹製是以敕差住持爲前提的，故石井先生以爲十刹製在甯宗時並未確立，而是以後才增列的(注：《平齋文集》卷31、《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卷21，石井修道《中國の五山十刹製度の基礎的研究》(叁)、(四)，《駒澤大學佛教學部論集》第15號第72、74、97、101頁，第16號第80頁。)。石井先生的持論恐未谛，因爲雪窦和蔣山寺其實在甯宗之前已曾敕差住持，如寶印在孝宗時嘗“奉诏住雪窦，淳熙七年秋，召師問道”(注：《明高僧傳》卷6，《大正藏》第50冊第925頁上。)，克勤在“政和中，诏住［建］康蔣山(注：宋孫觌《鴻慶居士集》卷42《圓悟禅師傳》，第20頁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懷深于“靖康改元，……尋遷靈岩，久之，敕補蔣山”(注：《嘉泰普燈錄》卷9《東京慧林慈受懷深禅師》，《續藏經》第1輯第2編乙第10套第1冊第73頁左。)，物初大觀爲法薰撰《行狀》雲“鍾山虛席，廟堂精選擇，乃以師補處。寶慶元［年］有旨遷南山淨慈”(注：《石田法薰禅師語錄》卷4附《行狀》，《續藏經》第1輯第2編第27套第1冊第39頁右。)，更說明在甯宗時法薰之住蔣山(即鍾山)也是由廟堂即朝廷敕差的；其實…
《宋代五山十刹寺製考論(劉長東)》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